整洁宽敞的客厅中，电视机旁的幼儿玩具，茶几玻璃板下与爱人、曾外孙、曾孙的合影，无不彰显着马伴吟四世同堂的幸福，“我家的那个小小孩就住在楼上，每天到我这里来两三次，有时我也到他们那里去，看看小孩，蛮开心的。”
如今的马伴吟看起来与网络上的照片相比显得瘦了很多。“因为我有高血脂，开始也怀疑有糖尿病的可能，就叫我控制饮食，控制控制就这样瘦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控制饮食需要毅力和恒心，很多人坚持了一小段时间后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也是为什么减肥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但是马伴吟却坚持得那么成功。她对生活、对工作的态度也处处彰显着这种坚持。
马伴吟教授关心病儿
多因素影响下的医生理想
马伴吟的父亲是知识分子，出生在浙江嵊县农村，受外婆家影响，很小寄居在县城外婆家读书，是第一个从浙江嵊县那个小县城考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生，学费只能依赖母亲的嫁妆，很不容易。父亲学习非常努力，毕业后，自己打拼，留在上海某洋行工作，然后马伴吟全家就搬到上海来了。“小时候，这些故事奶奶都讲给我们听，所以从小我就有要奋斗上进，有要求学的思想。家里都‘以士为荣’，这个‘士’就是有学问的意思。”
马伴吟的中学时代，正是上海沦陷的敌伪时期，官场上贪官污吏很多，政治局面很乱，马伴吟父亲所在的洋行倒闭了，导致她家的经济就有些困难了。当时马伴吟家的弄堂与日本人机关的娱乐场所的弄堂被围在一个铁丝网里。“每天进进出出，都要经过那个铁丝网，很害怕。”于是，马伴吟的父亲就把她寄居在一个有点亲戚关系的老中医家，这对她后来选择医生这个行业也有一定影响。那时的马伴吟立志“要读书，要受人尊敬，不寄人篱下，不受人欺负”。而医生这个职业基本符合这些想法，“用我的学问给人家治病，让人得到健康，得到幸福”。因此，中学毕业，当大多数女孩子都选择做财会方面的工作时，马伴吟在得到父亲的支持后，毅然决定选择学医。
单调却不平静的大学生活
当年的大学只有临时教室，没有图书馆，没有教科书，没有课外活动。上课时记笔记，课后对笔记，背笔记，学习氛围很浓“每个人学习都很刻苦”。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看似单调的校园生活却也并不平静。临近解放前，国共合作没有谈成，爆发内战。当时由政府供应的学校食堂伙食实在太差了，“我们都是吃咸菜、蔬菜，很少有肉丝，钱都到贪官腰包里去了，大家觉得不对头，应该起来反对”。于是，包括马伴吟在内的许多学生们都参与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有人去南京请愿，被水龙头冲。在上海，军警骑马在我们旁边走，好像也有水龙头，但没有冲我们。”到后来临解放时，军警来抓人，便出现了更加惊心动魄的场面，马伴吟耳闻“有人被抓走了，有人在宿舍睡觉被子弹打到大趾了，有一个地下党头头，也是实习医生，军警来抓他，在其他医生的协助下，他就戴了白帽子，躺在手术室，扮病人，军警来搜查后没有找到，他就算逃过去了。我觉得他们都很了不起。”
第六年，实习时，把所有科室都轮了一遍。到毕业前最后的一两个月，马伴吟才决定申请进入儿科工作。“毕业时，我的同学有人去搞生理、病理，我想也没想过，我想学医就是要做医生治病救人。我觉得外科医生对女同志不太合适，小科我也不喜欢，于是就从大内科里选择，大内科主要就是内科和儿科这两个，内科范围太大，儿科范围相对小一些。”同时，马伴吟也承认喜欢小孩子，和小孩相处、交流也简单一些。
成果颇丰的工作经历
从事儿科临床工作50余年，马伴吟先后担任儿内科副主任及主任。曾担任儿科医院和上海医科大学专家委员会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从事血液病工作近50年，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血液学组副组长、上海儿科学会血液学组组长、全国铁缺乏症防治研究网中片片长。多次应外校及各年会邀请担任学习班讲学，多次担任外校成果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生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马伴吟授课前必反复推敲讲稿，使其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组织在校教学时，注意发挥集体力量，集体备课试讲，以提高教学质量。对各年青医师的教学中，始终贯彻打好扎实三基基础，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切为了病人，做到防治结合的精神。并两次主办全国儿科医院主治医师进修班，为基层医务人员知识更新及提高诊治能力创造条件。作为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了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各5名，其论文水平属国内领先。
马伴吟还担任多本专业杂志的副主编、编委，不仅要给杂志出主意、提意见、定主题、审稿，还担任医学百科全书临床医学综合本的编委及上海市师范学校教材及教学大纲的审定等。曾获《中国实用儿科杂志》特殊贡献奖、《实用儿科药物手册》华东地区科技出版社优秀图书奖。主编第4版、第5版及第6版《实用药物手册》，《儿科疾病处方》及《家庭育儿和疾病的防治》。
1980年3月在哈尔滨松花江畔
1950年，血吸虫病肆虐，上海郊区一度出现寡妇村，很多壮劳力都因感染血吸虫病死亡。解放军过江后，好多战士也都被感染了，情况紧急。于是，有关部门组织医院救治、抽调医生去上海郊区给解放军防治血吸虫病，马伴吟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很害怕，因为刚毕业，在儿科工作中，未见过此病，无经验，不会治，觉得本钱不够。”反映后马伴吟被领导照顾分配到队部所在地的片区工作。谁知那片区病人很分散，光去一个点要走很多田埂路，或要乘船，增加了困难。但马伴吟秉着“有什么问题就问，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干，边做边学”的理念，把3个月的防治工作顺利完成了，马伴吟也因此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三等功荣誉。
20世纪80年代，卫生部列出四个小儿重点防治的常见病，小儿缺铁性贫血就是其中之一。小儿缺铁性贫血，为铁缺乏症的后期，发病率很高，尤其是3岁以下小孩，危害性很大。这种病会造成患儿抵抗力差，易生病，有时甚至产生智商低下后遗症，“这使他们成长后不能成为很出色的栋梁，所以影响很大”。但是铁缺乏症是可以预防的，“对于铁缺乏症一定要做一些工作”。那时全国组织了一个铁缺乏症防治网，马伴吟任中片的片长。当时诊断指标是要抽静脉血，小孩子的静脉很细，操作技术有一定难度，也不受家长欢迎，而且这种指标不够敏感和特异。所以马伴吟等专家们带领着研究生完成一套用微量指尖血检验的敏感指标，并对这些指标进行评估，从中制定了几个筛查指标，敏感性高而实用，且不需要用很高精尖的仪器在基层即能检测。
20世纪80年代马教授与同事在实验室工作
对此，马伴吟和同事们举办了三次全国铁缺乏症防治学习班，首次向他们传授有关防治的新理论知识，系列性地介绍了用微量血的现代实验室指标，并带领他们实际操作。学员覆盖了全国的27个省市，为铁缺乏症的防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收到较大社会效益。
不仅如此，马伴吟等还在上海市区和郊县又进行了小儿铁缺乏症的流行病学调查。摸清了该病的发病情况，并进行了防治。以后研究又深入到低出生体重儿、孕妇及营养性贫血中其他营养素的缺乏上，并先后于1985年及1992年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及二等奖。
1987年起，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下，又与上医公共卫生学院一起开展了示范县营养性贫血防治研究，为期三年。这项研究，覆盖6个县，研究摸索了在农村大规模防治的方法，使得营养性贫血发病率降低一半以上，为农村开展防治工作提供了宝贵有益的经验，健全了基层保健网，并取得了非常大的社会效益。
除此之外，马教授还针对白血病进行研究，着重研究了白血病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方法的改进，使该病的疗效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她还参与了胎肝悬液制备，冷冻保存及移植治疗的研究，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忙碌敬业的马伴吟，由于年轻时家住儿科医院附近，经常会不按时下班，饭也不能准时吃，晚上还会把做不完的事情带回家，“写文章，在家里做事情是家常便饭，也不觉得是在加班加点，所以完成了之后也挺高兴的”。
在谈到如何做好工作与家庭间的平衡时，马伴吟提到，她的爱人也是医生，当两个人都很忙碌，无法多照顾家庭的时候，“大家都相互理解吧”。
在与子女的沟通上，马伴吟觉得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孩子小时候，马伴吟为他们找保姆或者把他们送到幼儿园去。而周末休息时，马伴吟也会和他们一起去外婆家或公园，“还是都会在一起玩的”。
而这样维护下来的和睦的家庭关系也成为马伴吟高寿的秘籍之一。
忙碌并快乐着的退休生活
1995年退休，70岁的马伴吟，终于“有时间做做平时不大做的家务”，但是她不愿就此过上清闲的退休生活，觉得“老是待在家里做家务也没劲，因为做惯工作了，如果完全闲下来就太没意思了，不然脑子也锈掉了。”
退休后，马伴吟又被她所在的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返聘3年，“就是到病房当个顾问，一周大家一起查查房，有时自己也看点专家门诊。”
马伴吟教授八十寿诞与时任院长的桂永浩教授合影
同时，她还参与主编了《实用儿科药物手册》（第二版）《儿科疾病处方》（第二版）和《家庭育儿和疾病的防治》等图书。“闲不住”的马伴吟还在1998年获得上海市卫生系统退管会“老有所为”精英奖。
2011年1月份，86岁高龄的马伴吟主编的《实用药物手册》（第六版）出版了。“今年还能出本书，我很引以为荣的。到底有一定年龄了。”这本书从2005年开始就筹划编辑，但由于另一位主编张爱知主任药师身体不好，编写工作就停下来了。在2007年，编写组又重新组织编写，但正赶上医院迁院，编写工作很受影响。“图书馆也搬了，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地点来存放书籍、资料。编者都在新院，与他们的联系甚为不便。审稿工作量特别大，我们克服了好多困难，把新医院的书借到自己家里来，由于我们两个主编住处相距比较远，她年龄比我大，我只能跑到她家里去。就这样我们先在自己家里看，有什么问题，电话联系，再跑到她家里去，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还是顺利地完成了。我觉得蛮高兴的。”
给青年医生的十句箴言
儿科医院建院元老之一的马伴吟，“对这个医院有很深的感情，虽然退休了，我还是挺关心医院的，许多事情看见了也要反映反映。”对医院的未来——儿科医院的青年医生还有许多期许和希冀：
(1) 因为我们是儿科医生，所以我们要接近小孩，做小孩的朋友，消除他们对白大褂的顾虑，为达到小患者的身心健康付出更多努力。
(2) 对家属要不厌其烦，耐心的倾听他们诉说小孩子的一些情况，要体谅他们的心情。要让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可信的、容易接近的医生，他们就会和你合作，也会教自己的孩子怎么做。
(3) 医生面对的不单是病，而是人，一个成长发育中的人，所以除疾病外，还要关心了解体格发育、精神及神经发育情况。
(4) 对病的处理要防治结合。治疗时不单是用抗细菌、抗病毒的药物，还要找出得病的内因如营养、环境、护理等因素。还要做好对病人、家长有关疾病防治事项的仔细交待，要让病人能够顺利地康复，不再次得同一疾病，少得病，仅得小病或不得病。对较大小孩有关精神神经发育中存在的问题可提出建议或意见，以冀身心健康。
(5) 儿科又称“哑科”，小孩子不会讲，爸爸妈妈也不一定会观察，所以要靠我们医务人员在细微耐心的观察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培养锻炼我们的观察能力，要严谨，不能大意，不忽略问题。
(6) 体检要全面、规范。皮肤、淋巴结，以及外生殖器等各部位都要全面检查。心肺检查也要规范化。要学会用手、听诊器，不能认为有X线片、心电图等就可以解决问题。
(7) 要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写病史，不能家长怎么讲就怎么写，一定要有目的地进行深入询问，并做某些有针对性的深入检查，然后必要时找些资料写出讨论及处理意见。病程录不能是流水账，应反映出病情的进展及对病情的看法。
(8) 要有全面的儿内科基础，然后再进入专业，过早爬上塔尖，塔是不牢固的。
(9) 对知识要精益求精，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知识是通过理论（国内外资料）→实践→总结经验→再理论→再实践累积的。理论必须结合实际而不是夸夸其谈。
(10) 主治医生查房时应检查下级的基础知识，培养下级独立思考的工作能力，并结合实际及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介绍有关文献让下级自行阅读消化，再予提问，比直接系统口授收益多。
朱畅宁，女，教授，1924年1月30日出生，籍贯浙江杭州，1984年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1950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后在中山医院任儿科住院医师，1952年3月进入儿科医院从事儿科临床、病理、遗传研究工作，并曾任全国遗传学会人类和医学遗传委员会遗传学组组长，全国儿科学会遗传学组组长，国外医学遗传学分册编委，华东优生协会副会长，全国优生协作组副组长等职。
通过儿科临床与病理的反复实践，对小儿临床与病理关系的研究，病因和发病机制的探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尤其对新生儿的病理、小儿病理及医学遗传学有较深造诣。20世纪60年代初应用染色体检查技术探讨发病原因，为国内首创。她主要从事小儿临床病理和小儿遗传病理两方面的科研工作，朱畅宁教授收集了上海市解放后30年中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病理诊断为“小儿肿瘤”的病例，并发表“1950~1979年小儿肿瘤5676例统计分析”一文，达国际水平。
1988年获上海医科大学科技奖，1987年获北京人民政府奖，为儿科遗传学作出了重要贡献。1993年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曾参与编写：《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儿科临床手册》、《临床儿科诊疗关键》、《儿科学》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