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时间早上8点半，离约好的采访时间还有半个小时。记者登录skype，发现朱畅宁教授已经在线了。影像传送过来，镜头下的她一头银发，但精神矍铄。老人身在加拿大，当地时间已是晚上8点半。记者为可能打扰到她休息而向她致歉，她摆摆手说：“我睡觉还早着呢。”
“我是医院里一个最平凡的人。”她的故事开始了。
也许确实如她所言，自己没有曲折的经历，当年众多的头衔也都已经淡忘，但是后辈不会忘记她在儿科病理和儿科遗传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更会铭记她一生扎根在医院、为病人赤诚服务的精神。
“父亲要我读医，回报乡梓”
朱畅宁出生在一个经商的大家族，叔祖父持家，有六位叔伯、七位姑母。家族注重礼教，过年过节祭祖一丝不苟。她的父亲是家中长子。家庭中对她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她勤俭持家，教子育人，常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教育子女做人的道理。
家族中有重男轻女的习气，但所幸父亲重视教育，除了大姐，其他子女最后都受到了高等教育。朱畅宁在家乡杭州的一所新式学堂上小学，她本可继续升学，但是小学毕业那年正值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等到淞沪会战开始，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城已经岌岌可危。在这种局势下，一家人首先转移到杭州的乡下；后又迫不得已，父亲携家人沿钱塘江往上游方向开始了逃亡，防空警报和轻装赶路成了那段时期的记忆。“我从小就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小学的时候班级墙上张贴的宣传画讲的都是侵略者在东北如何屠杀我们的同胞；后来（害得我们）逃亡，那段时间一天都没有安定过。”
后来他们终于在亲戚的帮助下在上海安顿下来，朱畅宁也终于得以重返课堂，就读于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这是一个战时由江浙各地基督教中临时合并的学校，集中了江浙一带各地逃亡来的学生。不久，校长顾惠人不愿在敌占区办学，带了一批师生前往江西，其中也包括她的弟弟。她则和父母一起留在上海。学校仍旧叫华东联中，只是学生的课表中多了一门日语课。
华东联中位于租界内，所以在那个年代朱畅宁还算是在一张相对平静的书桌前读书学习。因为联中是一所基督教中学，所以每周都有一节神学课。但是她和同学们“不信这一套”，“他们管他们讲，我们管我们做自己的事情”。相反，一些同学成立了进步读书会，也邀请她参加。也因此，她接触到了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一批苏联作家的小说。校园里还有人教唱进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毕业歌等都在同学间流行。
一种“觉醒”、“救亡”的思潮在华东联中涌动。临到毕业季，有一些同学不畏惧条件艰苦，前往解放区追寻理想。朱畅宁也要做“新女性”，“不当寄生虫，自力更生、做出贡献”，积极地思考自己的未来。中学课程里她最喜欢数学，一开始打算读的是地质专业。“我当时想要是能发现一些矿藏对国家是好的，能增加一些财富。”但是和她关系很好的数学老师不建议她走这个方向，搞地质要在野外工作，“他说你一个女孩子，我看你吃不消。”这时父亲的意见是读医学。在朱畅宁很小的时候杭州发生过一次严重的霍乱，大量百姓死亡。当时缺医少药，对疫情毫无办法。“父亲要我做医生，等抗战胜利了回家乡服务，回报乡梓。”
1944年朱畅宁从华东联中毕业，报考了上海医学院，从此，走上了医学道路，医学成了她一辈子的事业。
儿科医生的成长之路
朱畅宁的大学生活是充实而紧张的。当时校舍紧张，她的班级前几年一直借用华山医院（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的教室上课。据她回忆，当时上海的两家医学院——一医和二医，一医对基础知识尤其重视。“大一、大二两年是打基础的时候，主要的课程还是物理、生物、化学，接触医学方面的课程还比较少。到了大二才学了解剖学。”大三大四是系统的医学教学，而在六年制医学学习的最后两年，朱畅宁终于有机会走入病房，在临床中加深对书本上知识的体会。
大学的最后一年是生产实习，为确定将来的方向每个医学生都要在全院的科室中轮转。但是在生产实习的最后几个月，朱畅宁接到任务，需要她去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反攻台湾，解放军在嘉兴练水军，但是他们不知道江浙一带血吸虫病很厉害。”朱畅宁和一批同学一起赶赴嘉兴，为官兵检查，打针治疗。
也因此，她只在内科、儿科和外科的部分科室实习过，到了分科室的时候选择就小了。在内科和儿科之间作选择时，朱畅宁考虑成年人的疾病，比如肝癌、肝硬化、心脏病和一些肾脏病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比较难治愈，小孩的疾病虽风险较大，但治疗效果则比较好，所以最终她选择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回忆大学时代，朱畅宁对一位老师印象尤其深，他就是沈克非教授，当时的中山医院外科主任。沈先生教学有方，上课层次清晰，内容安排合理，朱畅宁一堂课下来，经课后思考与回忆，基本不用再复习，知识都已记牢；沈先生为人严谨，“比如8点上课，沈先生早已经到了教室做好了上课的准备，一到8点铃响准时讲课，在守时上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老一辈医生的那一套（原则）真是让我们后辈敬佩。”回忆当时沈先生查房的情景，朱畅宁记得每个医生都是战战兢兢的，对负责的病人的病史都一再准备烂熟于胸。如果被他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够清楚，他一定会对问题追根究底。他常教导学生们对病人不能有半点疏忽，“病人到了医院，就把自己全交给你了，你要把他当自己人”。他还要求学生不仅要了解业务，也要了解病人的心态。
毕业后朱畅宁到中山医院任儿科住院医师，1952年转到儿科医院。4年住院医师、1年的总住院医师，她不忘恩师的教导，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住院医师要住在医院24小时值班，只有周日一天能回去，同时规定了这5年女医生都不能结婚。“这些限制都可以理解，医院要我们没有那么多牵挂，以扑在病人身上。”每天朱畅宁都早早起床，首先就是到病房里去了解情况——和小病人的父母聊天，并给病人做全身检查。观察从头到脚、身前身后的皮肤，听心肺，摸肚子判断肝脾的大小……工作要做得一丝不苟。还有一项雷打不动的任务是检查三大常规——大便、小便和血常规的化验。那时化验室还没有成立，这些基础工作也要实习医生自己动手，有时还需要住院医生协助，在现在看来相当简陋的仪器下要数清一个个红细胞、白细胞也是多么不易。
5年的住院医师经历虽然辛苦，但她却觉得辛苦的值得。“这5年对我在临床方面提高是很大的，对以后的发展是很关键的”。作为一个刚走出校园的医学生，在这5年中对学到的医学知识进一步加深了理解，又凭着年轻人的精力和干劲，朱畅宁不断发现问题、思考病情，丰富着自己的临床经验，完成了从一个医学生到合格医生的蜕变。
厘清病理，与疑难杂症斗争
在朱畅宁做住院医生期间，儿科医院经常收治其他医院转来的疑难患者。其中有些病没有办法解决，甚至没能给病症定性。她意识到一些疾病仅靠类似“望闻问切”的临床手段很难确诊了，需要病理方面的协查。曾经医院里收治了一个小女孩，家长说她肚子疼。在小儿科中肚子疼是常见症状，经一番检查、X线摄片之后未发现异常，腹疼缓解后孩子就回去了。等孩子第二次来医院已经病情危重了，最后不治。医生在解剖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孩子肠子打结梗死了。原来这是一种先天疾病，肠系膜和腹壁没有联系好。“如果不经过解剖，我们就不认识这种病，虽然这种病少见，但认识到肚子疼也不能不当回事。”
到医院第六年，朱畅宁升任主治医生后，院长想调她去开展儿科病理工作，她欣然应允。病理研究拓宽了她的视野，加深了她对病症的理解。当时有出血性空肠炎的病例，朱畅宁通过病理研究填补了当时认识的空白；后来也是通过解剖，弄清了华弗氏综合征这一高致死率疾病的致病机制，即体内广泛微血管血凝。
谈到华弗氏综合征，朱畅宁有一段耿耿于怀的往事。在“文革”时期有一次她值夜班，一对父母抱着一个小孩过来，当时已经在外面打过退热针，也不发热了，经反复检查无异常发现，皮肤和口腔亦未见出血点，但总觉不妥，疑有败血症，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但夜班医生只有她一个，后面又积压了很多病人，所以她交代病人父母到大厅里等一下，等会儿她还要检查这个病人，并且没有交还病历卡。可是等朱畅宁再去找这个病人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第二天这个孩子再来的时候已经全身出血，很快就不治去世了。死因就是华弗氏综合征。“我很懊悔当时没有加重我的语气要她留下。‘你非得等我看了再走’，我没有说。可能这个语气还不够。这是我从医以来最懊悔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只能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业务能力。病理科每个月都会组织全院医生交流学习，举行临床病理讨论会。在临床病理讨论会上，会先让大家对特殊病例进行临床分析，再由病理分析来揭晓答案。这种形式让朱畅宁感到颇有收获。另外，朱畅宁还是住院医师时就养成了阅读学术杂志的习惯。当时中文杂志和参考书比较少，所幸她在中学阶段就打好了英文基础而得以不断自我充电，俄文杂志在字典的帮助下也能翻阅。“1950年毕业后，我一有空就看书”，朱畅宁认为医生不能只局限于本科室相关的知识，要广泛地涉猎，以求触类旁通，对年轻医生尤其如此。
作为主治医生，她也要求她负责的住院医师精通业务，丝毫不能有“差不多”的心态。病情就是命令，要求医生全心全意去服务；病情也是对医生的挑战，对于朱畅宁，治好了一个疑难病人，看到他们恢复健康是她最大的快乐。
儿科遗传：科研的新方向
当解放的时候，各种急性的传染病，比如结核病、肺炎、肠炎等比较流行，医院的主要力量都投入到这方面的研究和救治中，但是对于一些慢性病、遗传病的了解还比较缺乏。1956年，美国科学家误加了低渗的蒸馏水致使细胞膨胀，数清了染色体是46条，而非以前认为的48条。这一事件标志着通过观察血细胞中染色体的改变来认识某些遗传疾病成为了未来的方向。朱畅宁了解后，决定“半路出家”。“刚开始主要通过杂志，初步了解之后我发现进一步摸索的技术条件我们还是有的。”50年代末，朱畅宁在丈夫邹焕文博士的大力帮助下开始跟进国外先进的研究，建设中国自己的儿科遗传学。
在病理科的实验室里，她和同事们合作无间，一步步摸索这个全新的领域。虽然设备基本够用，但是几乎所有的试剂国内都找不到，就需要她依照杂志中的介绍来自己制作。一次要PHA血凝素试剂，一开始使用红豆做不成，采购员就一次次地给朱畅宁带回不同的原材料，终于最后从云南买回了几个品种的芸豆（腰子型的），最终调配成功；而试验中对一些物质的灭活，也是在多次试验后才做到恰到好处。
当时在遗传领域复旦大学的谈家桢走在最前面。朱畅宁研究上遇到问题会去请教谈先生，两所单位也因此有了合作。而她的研究方向与复旦不同之处在于结合了医学临床，研究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恶性肿瘤、白血病等。朱畅宁坦言，当时的研究相对于治愈这些疾病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她接上了这个领域研究的第一棒。虽然当时临床应用有限，朱畅宁的研究在优生工作上发挥了作用，抽取羊水做产前检查，能够较好地筛查唐氏综合征。“唐氏综合征是多一条染色体比较好判断，另外一些遗传病如果是染色体改变的话在条纹清晰的情况下也能诊断出来。”
60年代中期北京儿童医院诸福棠院长邀请朱畅宁共同参加日本宫本显三来华为他智障儿的会诊工作，朱畅宁以她丰富的儿科遗传学知识和染色体检查技术做了明确的诊断而得到赞许，并在广州做了学术报告。70、80年代，当时医学界对儿科遗传领域仍比较生疏，故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会来儿科医院进修，向朱畅宁学习讨教，她也对外开设学习班，并赴各地参加学术交流做一些遗传学的普及工作且推广到儿科医院进行研究。“全国各地我只有西藏、宁夏、山西、内蒙古这几个地方没去过，其他地方我都去过了，主要是普及工作。”
1994年，限于经费医院不能再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特需设备，又看到已有的工作后继有人，朱畅宁没有接受返聘，44年后第一次放下了医生这个身份。“我女儿小时候都是我妈妈带的，她一直怪我对她关心不够，退休了我就帮她做做家务，辅导小外孙的学习以及应答来自各方面的健康咨询、遗传、优生咨询等等”。
身不在医院，心却仍牵挂着医学事业。“我了解到现在遗传学发展很快，现在基因全部搞清楚了，人有3万多个基因，其中1万多个功能也搞清楚了……在治疗方面，现在有靶向治疗，核糖体干扰什么的，都应用在疑难病人比如癌症的治疗了。今后在防病治病方面，遗传学的研究与应用，将发挥它无限的潜力。”
“女儿现在加拿大，在做cancer research方面基因与抗癌治疗的研究工作”，朱畅宁说，“科学嘛，就是这样一步步来，发展得越来越好。”
方利君，女，1930年7月出生，浙江宁波人，教授，硕士生导师，1987年7月参加农工民主党，1953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擅长治疗各种肾脏及泌尿系统疾病，以及小儿急慢性消化系统疾病。1955年起从事儿内科工作，担任过各病区及门诊主任工作，带过多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20世纪50年代进修学习过苏联先进医疗学术及生理学科。20世纪80年代末去过美国学习细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质粒、噬菌体功能检测等。1986年担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和肾脏病学会委员，1979年在国内开展肾脏疾病肾活检工作，“儿童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的临床、病理及发病机制的研究”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小儿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的病理及临床研究”获1992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PCR法检测ETEC中ST，LT毒素及LTB基因工程表达”曾获上海市卫生局科技进步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