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洲
我于1936年7月22日降生于南方煤都——江西省萍乡县安源煤矿的一个工人家庭里。祖籍湖南长沙市。我的父亲陈绍斌原为煤矿工人，后于1908年修建株（洲）萍（乡）铁路时转为铁路工人。母亲林兰秀，湖南醴陵县人，随父移居安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煤矿倒闭，铁路被毁。自此，父亲长期失业，生活上的贫困潦倒，加上疾病缠身，于1943年冬病逝。那时我才七岁，迫于生计，小小年纪的我只好和大我五岁的姐姐陈仲云一起在安源“生盛福”号纺织厂当童工。因处于抗战期间，工厂经常停工，一遇停工，我就和姐姐拾煤炭或挑运煤（当地人称挑“脚炭”），每天赚点运费糊口。在这段时间里，我断续地念过两学期半日制贫民子弟小学（由萍乡中学主办，中学生当老师）。
1947年，我的兄长陈汉增参加浙赣铁路修复工作，1948年兄长供我念了五个月私塾。1949年8月萍乡解放了，我们终于见天日，我有机会正式上学了，小学连连跳级，我只花了两年就高小毕业。1949年10月，在安源小学和萍乡铁路子弟小学学习期间，参加中国少先队，前后任中队长和大队长。1951年7月于萍乡铁路小学高小毕业。这期间我的母亲因病不幸去世。因哥哥在数百公里的外地工作，姐姐已出嫁，我成了可怜的孤儿。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1951年8月我考入了江西省立萍乡中学，被编入该校第一个工农子弟班，于1954年7月初中毕业。1957年7月于江西省立萍乡高级中学毕业。1949年至1957年期间我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以及合作化，“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为共青团），曾任组委、支书等。1957年7月考入南京林学院，1959年5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任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学生会副主席等职，曾被评为“优秀学生”，受过奖励。
1961年7月于南京林学院毕业，同年9月由国家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办公室、农村工作办公室工作。1962年下半年下放到泾源县委、六盘山林管局等单位锻炼，1963年被评为泾源县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受过奖。1964年10月至1965年10月被抽调参加农村“四清”工作。1965年10月调自治区林业局工作（当时领导口头宣布参与局领导工作），区党委农办领导指示，叫我主要抓全区“三线两点”（即：铁路、公路、渠道为“三线”，“两点”即银川、石嘴山两市）的绿化规划及实施。
1969年2月至1975年4月，我被自治区党委任命为中宁县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4月调任灵武园艺试验场党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工作）。1977年7月调区党委“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办公室，任组长。1978年8月调区党委政研室工作。1985年3月党委政研室撤销后，我被并入自治区党委农工部任正处级研究员。1985年9月党委抽调我到自治区整党办公室，任调查联络组长。1987年恢复党委政策研究室，我又回政研室任综合处长，1994年～1998年任政研室党总支书记。
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主要从事一些调查研究，为党委领导决策服务，提供一些理论和制定政策的依据。先后在9种全国性和省级报刊发表20多篇论文或调研报告（不含内部刊物发表的）。其中有一些文章被《中国经济文库》征选，有的被《新华丛书》编入论文集，我写的《浅论新形势下党政机关的党建工作》被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研究丛书编委会决定编入《中国改革开放20年成果总览》（1978年～1998年）一书。此外，于1993年曾主持宁夏“231”工程农业课题研究并撰写论文。1994年～1997年参与编写《中国农业全书·宁夏卷》并任该书副主编。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做的一些工作或写的点东西，得到外界的肯定。在1998年4月我退休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以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知识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来函诚邀我为特约研究员。只因本人患严重心脏病，只得婉言谢绝。不过我从中得到一个启示：做任何事，只要认真、努力了，就会有回报，就会得到认可。
我是1977年8月被调离灵武园艺场的，至今已整整30年了。30年间社会发展变化极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惊人，人们的改革发展观念也发生了巨变，工农业建设形势越来越好。
30年前与现在已是今非昔比，那时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两条腿和自行车，直到1976年上级给场里配了吉普车，才有了现代交通工具。记得到园艺场的第二天，我和党委班子成员，沿园艺场边界踏查，先认识全场地貌，全场毛面积一万多亩，有果林面积不到四千亩。全场概况观看后，觉发展前景很可观，当时我有将全场面积再扩大5000至10000亩，将毛面积发展到1.5至2万亩的想法。反正是提水灌溉，周围荒山地还不少，均待开发。但不可急于求成，只可逐步地进行垦殖，先做到胸中有数。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和调查研究，最终决定前后集中开展几项工作，解决好几个实际问题：
一、抓好规章制度，整顿好纪律。据当时群众反映，每年场里的招待费用过高，仅每年招待水果就值4000多元（按当时工资水平，此数字是很惊人）。例如：上级来人检查工作或外单位来人参观考察，以往都是大量水果招待，客人走时还成筐相送。据此，组织干部讨论并明确几条意见，我认为上级来人一点都不招待，也不现实，人均两三斤即可；客人离场时，一律不送水果，客人买可以优惠一点。这样实行以后，据统计，一年内水果招待400多元，比过去开支减少90%。
在工作中发现干部中存在无组织、无纪律问题，教育并及时纠正。例如：1975年二队要扩建猪圈，二队支书向我请示要挖4棵大的苹果树，我到现场去看了，我问这种大树一株一年能结多少果子？回答说400斤左右。我明确表态，这4棵树不能挖。园子旁有空地，可向空地上扩建。但事后检查工作中发现二队还是把4棵大的苹果树挖出，虽移植了，但树叶已凋萎，似很难成活。为严肃纪律，我立即找二队支书谈话，指出他的严重错误，并责成其在全场三级干部（场、队、组长）会上作检讨。同时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作了几条规定，明确较大的工作、事项，事先要请示，事后要汇报，决议了的事情，个人不得随意变更。通过抓纪律整顿，场里的风气大有好转。
二、解决群众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职工生活较为艰苦，饮用水是含氟量很高的井水，很多在场里出生的孩子几乎都是“大黄牙”，据知人们长期食用这种水将形成畸形。因此，为了职工群众的生命安全，为稳定民心，经及时向自治区请示报告，很快给人口较集中的二队打一机井，建了一自来水塔，解决了饮水安全问题。
三、抓好“两个会战”，即防霜冻会战和抓好生产建设大会战。20世纪70年代初，那几年气候很反常，晚霜对正开花季节的果树危害极大，我们组织全场干部、职工，到灵武制药厂（当时是62师办的制麻黄素厂）拉麻黄渣子，在几棵果树旁堆一垛，听天气预报，如遇有霜冻预报，全场上下一齐出动，在果园内通宵守候，当气温快降至0℃时，全场广播喇叭立即通知，所有的麻黄渣点燃，形成烟雾，笼罩整个果园，形成一个保护雾层，这一办法曾起到良好效果，保证我场在遇到那样大的霜冻灾害下，仍然得到较好收成。
我们决定在扩大林果面积方面下工夫。为此，党委专门研究和规划，并决定全场集中力量搞一次大会战，集中全场所有干部职工在四队荒山地开垦水平梯田，吃、喝都在工地上，大战一个月，而后立即种上果树，扩大了果树面积，收到了一定效果。
四、搞好林果生产的同时抓好多种经营。回忆70年代初期，那时“四人帮”正横行霸道，我们想干点事业，遇到的阻力很大。我们的干部甚至领导成员中有的受“四人帮”影响较深。场与县间的帮派相互勾结，这对工作的干扰也很大。如灵武园艺场的干部和工人本来就是城镇户口，一直都有肉食供应，我去场工作几个月后（大约是1975年下半年），县里决定不给园艺场供应肉食，要求园艺场自行解决（当时，对其他驻在灵武的区级单位肉食并未停供）。我们党委商定自力更生，发展多种经营，在幼林地间种高粱，利用一切空地种高粱，用高粱发展养猪。号召全场职工艰苦奋斗。通过努力第二年高粱大获丰收，猪也被养肥了，我记得过年时职工各家都分了不少肉，过了喜庆年。我当时想将高粱酿成酒，生产的酒可以出售增加收入，酒糟喂猪，一举两得。我找62师炮团政委商量，请他们办的酒厂代我们酿酒，都已谈妥。回场里召开党委会研究，但我这意见，三个书记除余少泉副书记和我一致外，另两位副书记都不同意，并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还有个别委员也持不同意见，酿酒之事也就搁置了。
回顾30年前在灵武园艺场的3年中，干的工作不多，贡献不大。但我最感欣慰的是全场干部职工的全力支持和努力工作令我十分敬佩，如果说那几年有点成绩的话，这也和党委一班人和全场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分不开，为此我向他们致以谢意！
灵武园艺场建场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全区在果品生产以及培养林果技术人才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过去办的园艺技术学校和技术培训班，为全区培训了不少技术骨干。就连场办的子弟学校，也为高校输送了不少人才。据我所知包括当年在园艺场插队锻炼的学生现有好几名成了教授或工作骨干。子弟学校有的学生留学国外。我记得当时全场600多名职工，还有70多个插队锻炼的学生（大多是农林系统干部子女，有一部分62师的干部子女），都为园艺场的建设和繁荣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灵武园艺场的未来前景是远大而光明的，我认为园艺场的干部、职工的素质是过硬的，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技术力量也很过硬。我意今后还是要抓规模的扩大，将全场发展至1.5～2万亩，有了数量才有质量可言。再则重点要抓品牌，苹果要抓重点名品苹果的生产规模。同时可抓大面积种植干果类，如大枣、核桃等。如能有几个果类产量大、质量好、销路好，那名气也就会大的，名品果也就自然产生了。
祝灵武园艺场再创佳绩，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