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慈禧没有想到的是，西方列强对此积极干预，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硬。他们对光绪的戊戌变法主动开放学习西方抱有好感，担心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回复到四十年前排斥外国势力的时代”。当慈禧对外大肆宣传光绪帝病重准备取而代之时，在华公使很快觉察出隐藏其后的阴谋，英国公使坚持要派一名外国医生为皇帝诊病以判真伪。于是，她想直接废掉光绪的计划不得不有所收敛与妥协，便退后一步，暂缓废帝，先立大阿哥（即皇长子）。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一改清廷自雍正皇帝开始就已不立太子的成例，正式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她先是举办了一场宴会，邀请各国公使参加，趁公使夫人们玩得高兴的时候提出欲立大阿哥的想法，夫人们竟置若罔闻地集体沉默，没有一人表态。尔后，她又遍邀各国公使出席册封大阿哥仪式，结果没有一人到场，慈禧不禁恼羞成怒。
在慈禧看来，这些远道而来的洋人，不知为什么总是与她过不去地时时作梗。她想好好举行寿诞大庆，每次都让外人闹得不愉快；她发动政变，洋人不给她好脸色；她要抓捕康有为，洋人出面保护；她要废除不知图报、不听使唤、冲动狂妄的政敌光绪，洋人反对；她示意妥协了，退后一步只立大阿哥，洋人依然抵制；还有，那些基督教徒跑到中国，提倡与中国传统悖逆的一夫一妻制，鼓动百姓入教闹事，根本不把大清帝国的法律习俗放在眼里；而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更是在大清帝国的版图上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巧取豪夺……由个人恩怨到家恨国仇，它们纷纷攘攘地汇聚慈禧心头，一股强烈的复仇欲望无法克制：“外国人已经成为中国的祸根，但愿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永远离开中国，那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恰在这时，义和团运动如野火般在华北大地熊熊燃烧，他们焚毁外国教堂，杀死洋人教民，打出了“扶清灭洋”、“助清灭洋”的旗号。这种强烈的排外狂潮与慈禧报复洋人、发泄积怨的心理情绪正相契合。可她毕竟与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深知他们的“功夫”与厉害，不敢轻举妄动。而传得神乎其神的义和团法术——水火不惧、刀枪不入犹如添加的氧气与燃料，使得慈禧心中几近黯淡的复仇火苗唿啦啦地上窜不已。为谨慎行事，慈禧派遣刑部尚书赵舒翘到京畿一带、大学士刚毅赴保定查探虚实。两人经过一番实地调查后发现，所谓的拳民都是一些市井无赖，实不堪用。返京途中，两人不期而遇，免不了一番商量揣摩，觉得慈禧让他们外调暗访的真实意图，就是加以利用，以雪洋人逼迫过甚的心头之恨。遂决定隐瞒真相，投其所好。于是，两人上呈的结果如出一辙，都说义民忠于朝廷，没有他心，民气可用。慈禧闻言，自是高兴得眉开眼笑，觉得长期积淤心中的大仇小仇，终于可以发泄报复了。对此，蒋廷黼在《中国近代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利用‘民心’或‘民气’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
1900年6月16日，慈禧吩咐召开有光绪皇帝在座，王公大臣、六部九卿一百多人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向洋人开战复仇的重大国策。因反对者众多，殿廷辩论激烈，一时和战不决。第二天，御前会议继续举行。就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一封所谓的洋人四条照会传到慈禧手中，其中一条便是勒令太后归政。权利是慈禧的最后一道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决定豁出去了拼死一搏，不由得情绪激昂地高声叫道：“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慑于慈禧淫威，只得纷纷磕头道：“臣等愿效死力。”这时，慈禧想了想，又为自己开脱道：“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6月22日、24日，又连续开了两次御前会议，宣战之事形成决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向西方列强十一国正式发布宣战诏书。
狂热的“文革”时期，江青不知是有意寻找，还是无意见到，总之是读了当年慈禧发布的这篇情绪激昂、义正词严的宣战诏书，不由得心悦诚服地叹道：“太后至少有宣战勇气！”其实，诏书刚一颁布，慈禧就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后悔不已。又一时无以更改，只好暗中嘱意缓攻使馆，尽可能地留有转圜余地。
事后考证，所谓的洋人四条照会纯系伪造，一种说法，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得到消息密告荣禄，荣禄立即密报慈禧；另一说法，照会由端郡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当日伪造，经荣禄进呈，因为洋人的百般阻挠使得策立溥儁为大阿哥、承续皇帝大统成为泡影，作为父亲的载漪便假慈禧之手，以报洋人一箭之仇。
慈禧一辈子在皇宫生活了五十多个春秋，独断乾纲，两次成功地发动宫廷政变，以个人喜好与家族利益两立皇储，三次垂帘听政，其政治生涯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853年—1861年，在权力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终于脱颖而出；1861年—1874年，执掌实权，重用汉人，整顿吏治，使得清廷渡过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1874年—1898年，排斥异己，控制光绪，不择手段地巩固个人实权，置个人享乐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1898年—1908年，发动戊戌政变，废除变法诏令，经过八国联军的武力干预与仓皇出逃之后，慈禧突然间变得开明起来，重启被她否定过的维新变法之门，施行更加开放的改革措施。然而时不我待，清廷已多次弃却改革变法、繁荣图强的大好时机，“清末新政”作为气息奄奄状态下的一抹亮点，怎么也改变不了满清王朝衰朽覆亡的命运与结局。
慈禧作为一个统治了近代中国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的实际统治者，我们进行分析、研究、描述时，应将其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女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在许多方面有别于男人，加之中国几千年歧视女性的深厚传统，“雌鸡司晨，国之大难”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女人执政，比男人遇到的阻力更大，承担的风险更多，受到的非议更甚。中国古代临朝太后不少，人们熟知的就有汉高祖皇后吕雉、东汉章帝皇后窦氏、西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唐高宗皇后武曌、辽朝景帝皇后萧太后、清初真正的开国之主孝庄太后等，但执掌权力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武曌（即武则天）与清德宗皇后隆裕（即慈禧太后）。慈禧与武则天，两人既有相同相似之处，也有诸多区别。
比如她们与闻政事的时间都很长，慈禧实际掌权四十七年，武则天参与执政与独掌大权共五十年之久；两人外貌都妖冶动人，深得皇上宠幸；她们那拥有三宫六院的皇帝丈夫死后，两人在私生活方面都不甚检点，只不过武则天毫不掩饰地选择男宠玩弄男性，慈禧则做得比较含蓄，显得谨小慎微，她没有固定的男宠，因为常听淫曲，常看淫戏，就偷偷摸摸地挑选戏班里那些漂亮的戏子留宿；两人都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都具有铁腕风格，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残酷镇压异己，哪怕自己的亲人也不放过……然而，她们之间的区别又是那样地显而易见，武则天以太后身份直接登上皇帝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慈禧则一直躲在幕后，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鬼鬼祟祟、云山雾沼、神秘兮兮；武则天将个人私事与国家大事分得一清二楚，慈禧则将二者搅在一块，常置个人利益于国家权益之上；武则天胸怀宽阔，善于纳谏，有雄主之风，慈禧则心胸狭隘，嫉妒心强，事事以自我为中心；武则天身上透出的是一种霸气，她开创了一个开放、清明而博大的时代，慈禧则以权谋、机诈著称，使得清朝末年越来越阴柔，越来越腐朽，加速了晚清覆亡的命运；武则天留给后人的评说是褒多贬少，而对慈禧的评价，过去几乎全部是负面的，似乎近代历史的所有过错都应该由她一人而承担，甚至出现了“老妖婆”、“妖精”、“卖国贼”之类的骂名，近年虽然客观了一些，但更多的仍是讥刺与贬抑……
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他（或她）所置身的时代与环境，慈禧与武则天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不同效应、不同评价，不仅是个人性格使然，更是不同时代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武则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所处的唐代——那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最为开放、博大而强盛的王朝，也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时代，犹如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唐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壮年与盛年时期，武则天所要做的，只需顺其自然、顺应潮流，就能获得名垂青史的成功，就能弥补乃至反拨所谓女人执政犹如雌鸡司晨的负面影响。
而慈禧所置身的时代——晚清，则与武则天的唐朝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正剧与喜剧，那么清末则是一出典型的悲剧，悲剧的主角，无疑就是慈禧。
如果没有席卷全球的近代化风暴，没有外人的窥视与入侵，没有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作为一个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相对强盛的王朝，如若处于昔日山海隔绝或是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尚有一定的资本自我陶醉、悠哉游哉。然而，时代变了，置身于列强环伺的夹缝之中，列祖列宗留下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教导后人如何学习吸收西方异质强势文明，反而以一种虚幻的优势与顽固的姿态，不断地束缚着孝子贤孙们前行的手脚。
就历史的规律与本质而言，千古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呼唤具有开拓性的伟大人物，领导广大民众冲破羁绊、转变观念、更新知识、创造未来，而历史与命运选择的却是慈禧！作为女人的她，又怎能改变、超越往昔的传统与束缚呢？她所缺少的，正是伟岸与气魄。
正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豪情与抱负，没有引导国家走上康庄大道的规划与蓝图，更不用说如俄国彼得大帝那样求变图强、大力改革的雄心壮志了。她有着过人的机敏与才华，但目光短浅，没有远大的识见；她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没有为国谋利、为民造福的公心，特别是普通百姓的利益与死活，她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她是一个女人，一切凭着感觉走，当然，在每走一步的具体过程中，她还是相当用心的。
比如辛酉政变，开始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夺权，只是肃顺集团欺负孤儿寡母，逼人太甚，她才以一个政治家的风度，缜密地设计、完美地施行了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政变。慈禧没有雄心壮志，也就不思进取，十分局限于满足，许多事情见好就收，不向纵深处推进。比如洋务运动，仅只限于技艺层面，不去触动制度、文化的内在方面，张之洞正是摸准了她的“脉搏”，才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一部《劝学篇》，从理论上为洋务运动划定圈子与框框。慈禧以个人权力为中心，无理性，无规划，无条理，受着一些刺激，凭着个人喜好，走到哪算到哪，结果差点将整个国家引入了一条死胡同，若非传统文化具备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华夏民族有着无可比拟的坚韧与顽强，亡国灭种之灾，并非危言耸听之语。
慈禧一生最为热衷的东西主要有两样：一是权势，二为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