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权力的喜好，先是具有一种潜在的本能；然后是咸丰帝的诱导，使她在处理政事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拥有支配他人命运的快感；最后则是一种惯性与需要，咸丰帝病逝时慈禧年仅二十七岁，也就意味着往后的大半辈子岁月得永远守寡。一朵怒放的鲜花，那袭人的香气大多时候只能是孤芳自赏。年轻女人的自然欲望与正常情感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文艺家可以将此升华为伟大的文艺作品，而作为政治家、权谋家的慈禧，只能是转化为更加追求权欲，在指挥与统治他人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类似于情欲满足的快感。慈禧对权势的依恋与追求简直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变态程度，她喜欢看大臣们的磕头跪拜、诚惶诚恐与唯唯诺诺；她大到国家政治、军事决策，小到所有亲戚的家常务事，包括某一王府格格的婚配等，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插手管管，而她的嫉妒心又很强，最见不得别人比她活得更好；她最喜欢那些因其手中权力而获得好处的人们对她宣誓效忠、歌功颂德，她规定，一定级别的朝廷官员升迁后都要向他叩首谢恩；她的话一言九鼎，哪怕皇帝也要看她脸色行事，凡她拍板裁决之事，就断然不可另行更改……
1900年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辅国公载澜急驰入宫奏道：“夷兵要攻东华门了。”慈禧于慌乱中穿上宫装，做出投水自尽的姿态。载澜急忙拉住她的衣服劝阻道：“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她当然不会就此自杀，也就顺水推舟地“虚心纳谏”，哭哭啼啼地换了一身青衣，装成一位老妇模样，像年轻时随同咸丰帝仓皇出奔那样，赶紧逃离京城。所不同的是，上次逃奔方向为东北，此次则避走西南，行前仍不忘拉上光绪皇帝作为“人质”与“筹码”。
西方列强占领北京，本来要将慈禧作为祸首予以惩处，可经过与清廷的谈判代表奕劻、李鸿章等人反复磋商后认为，中国不能没有慈禧太后，否则将会“群龙无首”，天下大乱。于是，决定在保住慈禧权位的前提下，提出惩治主犯、谢罪赔款等一系列相当苛刻的谈判条件。
慈禧抵达西安，方知洋人并无勒令归政之事，心情不觉由连绵阴雨变为阳光普照。只要能够保住统治地位不受威胁与侵犯，其他的一切，都好说得很，臭名昭著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当然，慈禧的本意，并非像那些攻击她的人所理解的那样，要尽最大可能地出卖国家利益与主权，而是在“不败和局”、保持大清帝国完整的情形下，以尽可能少的“物力”与代价，求得西方各国的颔首与欢心。经此逃难的悲剧与屈辱的求和，慈禧虽然愈显衰老疲惫，可头脑却清醒了许多。一番逃难，从另一角度而言，也算是给了她一个走出深宫，了解民情的机会。同时经过一番惊吓与教训，她发现洋人并不占据领土，也不要求改朝换代，他们孜孜以以求的，只是经济利益，要将中国纳入世界一体化、近代化的框架与进程之中。迫于压力，也是出于认识的转变，慈禧还在羁留西安的逃难时期，就开始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变法诏书了。此后，她更是晚清末变法推进到制度、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甚至准备变更国体，筹备君主立宪了。
这时的慈禧，在情感上开始对洋人的物事生出几分好感来，比如她特别欣赏西人的衣着服饰，“太后极喜西装，谓亭亭玉立，飘飘如仙子之舞，极惹人爱。”对巴黎的时髦装束也十分羡慕，对法国的香水香粉、镀金镜子更是喜爱得不行。在谈及中西建筑时，慈禧认为“吾国虽古，然无精美之建筑如美国者”，并生出一番“周游全球，一视各国风土”的念想。当然，如果慈禧真的能够成行，肯定会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一条特大新闻。愈到晚年，慈禧愈对西方物质生出亲近与依赖，比如她喜欢坐火车，喜欢喝咖啡，喜欢听留声机，离不开电灯，时不时打打电话，坐坐汽车……由己推人，慈禧明谕各地，选派官员出国游学，又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以作立宪之资。正因为这些带有急转弯味道的亲近西方之举，慈禧的面目，又给漫画成了出卖国家主权、向西方献媚的“洋奴”。
当然，慈禧之所以向西方靠拢，学习模仿，并不是出于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以达强国富民之效，她着眼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住权力——不仅保住个人权力，也要保住满人的统治地位。权力就是生命，为了它，一切都可上下其手，她可不管什么美丽丑陋、善良邪恶、光明黑暗。所谓的君主立宪，只要满人继续高高在上，这样的变法当然也是可以施行的。她想延续满清统治，其所作所为实则加速了瓦解之势。为限制权力与巩固政权，她对汉人的态度实在令人不齿，一句“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也从另一角度证明慈禧并非汉人血统，可见出生地“山西说”中认为她是一名经人转卖的汉族女子，并非事实。
慈禧除掌权弄权外，她的另一癖好就是贪图享乐。中国皇帝又名“天子”，自古以来莫不以天下之富供上天之子一人享用，而慈禧作为一名追求感官享乐的女性，其奢靡铺排，更是在某些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令人咋舌不已。
据有关资料记载，慈禧太后一天的平均生活费用约四万两纹银。她每顿饭要上整整一百道菜，这些菜都得精工细作而成。比如她喜欢吃鸭子，就由一名大厨专门用文火炖熬，一次熬一只，一般需两三天做成；再如吃豆芽菜，要派专人一根一根地拾掇，将每根豆芽根部的须儿摘除，并且不能折断豆芽本身；为防他人下毒，所有进餐用的盘子都用银子做成，每道菜只吃三口，第三口刚一下肚，就有太监将盘撤下。
在服饰方面，慈禧约有衣服两千件；鞋子三四十双，一双新鞋平均穿五六天；所有的袜子只穿一次，而这些袜子都由上好丝绸织成；更为荒唐的是，很爱洗澡的慈禧洗一次澡，得四个宫女侍候，用香皂涂涂抹抹，拿毛巾反复搓洗，仅一个澡洗下来，就需要一百条毛巾。一次慈禧乘火车去奉天，便有一节车厢专门为她运载服装、鞋袜、毛巾等物什。她所佩戴的手饰，在形式、质地、种类等方面，更是花样繁多。据《清宫琐记》所叙，太后“每日所戴之首饰，其状态颜色，尤必与其衣服之状态颜色相称，日新月异，无一从同。人之富于美之观念者，吾未有见过于慈禧太后者也”。
慈禧六十寿诞时，共计花费白银约一千万两，以当时的行情计算，可以组建一支北洋舰队；而修建“安度晚年”的颐和园，又花去白银约三千万两；仅此两项计算，老太后独自一人就消耗掉了四支北洋舰队，其“威力”远远超过甲午战争中的日本舰队。如果有人对她追求“高品位”的生活提出质疑、予以劝谏，她便恶狠狠地说道：“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慈禧贪权专权，自然也不是一天到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部沉浸其中。她也有休闲放松的时候，将业余生活打点得十分“滋润”。她爱听戏，特别是北方京剧、梆子戏；爱观鱼，爱养花，爱鸽子，还懂得侍养宠物，蓄有一只猴、一只猫；她还会剪裁衣服，调弄化妆品，据说手艺相当不错，堪称一流。还是《清宫琐记》，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太后自己所穿衣服之式样及其色，均由自己亲为裁理。”
慈禧生前逐欢享乐，死后也极备哀荣。慈禧陵墓于1879年开始建造，直至1908年去世，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建了三十年，耗费银两不计其数。而棺内的殉葬品，包括珍珠、翡翠、宝石等各类珍宝，据有关专家估算，价值约白银六千万两。其中仅凤冠上一颗最贵重的珍珠，大如鸡卵，重约四两，价值便达一千万两白银。
慈禧常说，一个女人如果不爱美，活着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只是她以整个帝国的财政与经济为代价，将所谓的“爱美”推向挥霍享受的极至，这种超级变态的穷奢极欲，实则掏空了晚清那本来就已腐朽的支柱与大厦。
表面看来，慈禧的日子似乎过得十分风光滋润，但其内里，是掩饰不住的孤独、凄凉、失败与悲哀。
慈禧与其他普通女人一样，的确特别爱美，从晚年留下的几张“经典”照片来看，都装扮得花枝招展，与松弛打皱的皮肤、柔中透威的面孔不甚谐调。她追求感官享受，讲究生活品位与生活情趣，渴望浪漫，哪怕老迈了，还做着五彩缤纷的梦幻，希望周游世界。而作为封建专制集权下的一位大权在握的最高统治者，又不得不尽可能地收敛、控制女人那与生俱来的柔弱本性，以铁腕手段、霸权风格、残忍心态治理国家。慈禧最让人恐惧是的一双眼睛，据宫女回忆，太后有时也拉拉家常，一副安详闲散的样子，眼中泛着柔和，谈着谈着，一旦涉及要害问题，目光顿时变成一道似乎洞穿对方的利剑，让人心惊胆战。凡是与他聊过的大臣，无不感到看似轻松的话语背后，藏着一股凛然杀机，唯恐出现半点差池，全都一身紧张，两腿觳觫，虚汗直冒，往往是一场谈话下来，后背早已湿透。
慈禧精力十分旺盛，朝见大臣，“从容处置家国大事，历三小时无倦容”。慈禧反复无常，性情乖戾，“时常表现出没有必要的残忍无情”。在令他人恐惧的同时，她自己也受着角色错位的深度困扰，作为一名女人，却要承担男人那不堪重负的职责，所谓“高处不胜寒”，她没有能够完全敞开心扉的真正朋友，没有本真意义上的情人，亲戚们也怕着她不敢走得太近，就连人间最宝贵的母子亲情这最起码的天伦之乐，她也享受不到。
慈禧只有一个至亲的宝贝儿子，那就是同治帝载淳，按说应该视为掌上明珠，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可面对发动宫廷政变后政权不稳、太平天国未能剿灭、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局势，她不得不将身心与精力，全部投入政事之中，也就忽略了儿子亲情。而同治帝在她眼中，更多时候只是一个符号——高高在上的帝王，万民景仰的天子，大清帝国的象征。因此，她施予儿子的，大多是要求，是说教，是束缚，是训斥，她希望同治成为一名留芳千古的完美帝王，而不是一个撒娇的儿子。日子一长，光治对她的感情，除了敬畏，便是淡漠与疏远。与此相反的是，东太后慈安则对同治嘘寒问暖、关爱有加，他反而将慈安视为亲生母亲。
慈禧因教育不当，同治帝年岁渐长，心中反而生出一种强烈的叛逆情绪，与她公开对着干。比如他主张擒杀慈禧宠爱的太监安德海；故意不选慈禧喜欢的富察氏，而是与慈安站在一起，挑选了阿鲁特氏；慈禧此极为不满，多次要他“眷顾”自己喜爱却位居第二的慧妃富察氏，同治帝反感至极，索性不召任何妃嫔侍寝，又耐不住青春期的欲望与冲动，便偷偷跑到外面的青楼妓院狎邪淫乐。
正因为有着大量嫖妓寻欢的事实，身患烈性传染病——痘症（即天花）而逝的同治帝，就有了死于梅毒之说。
年仅十九岁的同治帝猝然病逝，对慈禧的打击自不待言，可她却能强忍悲痛，表现出没事一般，甚至还面带微笑地召集王公大臣议事。这所议之事并非为同治帝出殡，而是考虑如何继续垂帘听政，将大清实权攥在手中，赶紧“择其贤者”建储。同治无子，按清朝祖制，得从下辈皇侄中立嗣。名为“集思广益”，实则是众人不得不服从她早就定好的“盘子”：以同治帝的同辈，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储，即此后的光绪帝。
正当众人唯唯诺诺之时，吓得浑身发抖的醇亲王奏道：“禀太后，皇上春秋正旺，建储似不合祖制……”直到这时，慈禧才厉声宣布：“然则皇上已驾崩了！”宫内顿时响起一片无可抑制的悲痛哭泣。也不知此时的慈禧是否与大臣一同哭泣，史书没有记载，但以其逞强的个性而言，为维持尊严，估计她得强忍悲痛不让自己失态。但在私下，作为一个失败的母亲，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儿子：“自此我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据德龄《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记载，每逢同治帝的生辰或忌日，慈禧整日枯坐，脸上堆满愁苦的阴云，眼里盈满悲痛的泪水，回忆着儿子生前的琐事与细节。只有失去儿子之后，她才觉得亲情的珍贵，于深深的思念中一个劲地对德龄夸奖同治：“他的仪表的大方和华贵真是人世间所不易见到的……相貌的好看，还是不值得称道的事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孝顺和守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