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传统下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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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

中国历史上是专制王朝,偶尔也有网开几面的时候。网开几面,有的见之于制度,有的见之于实物,这种实物,是网开的一种象征,可叫做“言论道具”。

因为本质上、实际上,这都是戏。既然是戏,配合它的,不是“道具”是什么?

专制皇帝为了广开言路,第一种道具是“鼓”,包括“谏鼓”和“登闻鼓”,关于它们,我已写在《鼓声咚咚的中国之音》里。这儿要写的是另外一种,叫“诽谤之木”,或叫“谤木”。

“诽谤”两个字,现在成了一种坏字眼,成了《刑法》第二十七章“妨害名誉及信用罪”的罪名,这真是对“诽谤”两个字的诽谤。

中国的许多名词,像人一样,都沦落了。“风流”本来是好字眼,后来沦为坏字眼了;“乌龟”本来是好字眼,后来沦为坏字眼了。“诽谤”也一样。

《大戴礼》保傅里说:

忠谏者,谓之诽谤。

可见诽谤的原始意义是“忠谏”,是好意义。专制皇帝为了要臣子“忠谏”,设了一种“诽谤之木”,以广招徕。看看古书吧——《大戴礼》保傅:“有诽谤之木。”《吕览》自知:“舜有诽谤之木。”《邓析子》转辞:“舜立诽谤之木。”《史记·孝文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诽谤之木。”《汉书·文帝纪》:“诽谤之木。”《淮南子·主术训》:“舜立诽谤之木。”《后汉书·杨震传》:“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晋书·元帝本纪》:“太兴元年六月戊戌,初置谏鼓谤木。”太多了,不抄了。

“诽谤之木”是什么样子,怎么用呢?

照《吕览》自知注中的说法是:

欲谏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

照《淮南子·主术训》注中的说法是:

书其善否于华表木也。

这表示使用的方法,是“书”写。

但照梁武帝时候,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问“朕立谏鼓设谤木,于兹三年矣”那一段注,却是:

良曰:立鼓于朝,有欲谏君击之;设谤木于阙,有诽谤,使人击之,武帝立之已三年。

则使用的方法却是“击”敲。

历史上记梁武帝萧衍开国后,置谤木、设肺石,各附一函,说,若有在位莫言而下有欲言的,也就是布衣处士,欲陈清议的,可投谤木函中;有功劳才器,冤沉莫达的,也就是功臣才士,欲伸屈抑的,可投肺石函中。则使用的方法,既不是写在木上,也不是敲在木上,而根本是朝“意见箱”投书了。

这样看来,“诽谤之木”可能已在造形上一改再改,它的原始造形,应该是一块木。

《中华古今注》中“尧诽谤木”条下,有这样的说明:

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如华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柱也。”“华”就是“花”,“状如华”就是“状如花”。“桔槔”是一直一横,很像十字架,也像十字路口的路牌,所以说,“大路交衢悉施焉。……以表识衢路。”这种路牌式的指向作用,是从“诽谤之木”变出来的。“诽谤之木”本来可能只是落地的一块大木,后来升高了,放在柱子上,变成“以横木交柱头”,高到可望而不可即,高到只有容纳忠言的象征,却不允许你进忠言了。

更进一步,为了粉饰、为了壮观、为了官门外面这个十字架不给琼楼玉宇的宫门丢人,于是,皇家建筑师的恩泽,也广被于它,索性把它做成雕龙刻云的擎天大柱。这种柱,叫做“华表柱”;一直一横的全套称呼,叫做“华表”。华表不但立在宫门口,也立在城门口,甚至专制皇帝死了,还要立在陵墓门口。

在白居易的诗里,可以看到——江回望见双华表,知是浔阳西郭门。

在李远的诗里,可以看到——华表柱头留语后,更无消息到如今。

在郑燮(板桥)的道情里,可以看到——丰碑是处成荒冢,华表千寻卧碧苔。

这些描写,古书里有的是。

宋朝范公偁《过庭录》里有一段故事说:

元符庚辰,蔡京出,韩师璞当轴,下诏求言。其略曰:“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朕言唯信,无虑后侮。”于是四海之士,莫不慷慨论蔡京之失。时忠宣在永州,闻之,惊曰:“师璞果能办此乎!”未久,京复相,举言者窜岭外,善类于是尽矣!

这里记录的皇帝的话,所谓“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是中国传统上设立“诽谤之木”的一番美意。只有“言之不当,朕不加罪”的大前提能保障,才有真话可言,这就是汉朝路温舒说的“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否则大鸣大放一阵,结果却“善类于是尽矣”!这种“不加罪”,是无条件的,不能先立下“要相忍为安”、“要动机纯正”、“要善意批评”、“要有建设性意见”等条件。因为一有了这些条件,就没有了真的言论,就失掉了“求言”的根本意义。

“诽谤”两个字,从好字眼变成坏字眼,说不定正是唐尧皇帝的先知。

唐尧设立“诽谤之木”的时候,也许清楚地知道,真正的“求言”,必须做到放开度量,不惜让人“诽谤”他,让不安分的、不肯忍的分子,动机不纯正的、恶意批评的、只有破坏性意见的,一齐“诽谤”他。然后,从大量“诽谤”中认识他自己、检讨他自己、显示他自己。腓特烈大帝为了鼓吹法治,甚至鼓励人民去告他;杰斐逊总统为了鼓吹民主,甚至纵容政敌去骂他;李敖先生为了鼓吹言论自由,甚至开放《文星》示范,让所有的浑蛋去造谣中伤他。从鼓励的角度看、从先知的角度看,唐尧选用了“诽谤”字眼留给后人去玩味,真是太伟大了。中国人只注意到唐尧不肯家天下的禅让遗泽,却忽略了他在言论开放上留下的微妙遗爱。我小时候,经过天安门,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华表,只觉得它美,不知道它的意义。现在,我“读书破万卷”,我懂了。我知道它是一种沦落了的象征、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它是中国的眼泪、中国人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