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悯农二首》
每天清晨，你若如第一缕阳光巡视华夏大地，你总能发现有一群孩子正在大声地背诵这首诗。
这是我学的第一首诗，从此学会了珍惜。长大以后，了解了这个诗人的故事后，才发现，很多孩童的梦经不起长大，就像肥皂泡泡一样，长大了，就有破灭的那一天。
写这首诗的李绅，幼年丧父，由母教以经义，15岁时读书于惠山。贫苦的经历，让他也看到了农民的艰辛。
后来他到长安应举，几历考场终于考上了。其间，他与元稹和白居易相识，三人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个品学兼优的有志青年，当时与元稹、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诗体，为此作了《乐府新题》二十首，其中两首就是《悯农》。
大臣吕温曾看过他写的《悯农》，预言此人必是九卿，甚至可以当上宰相。后来李绅从国子助教做起，晚年果然官至宰相，封赵国公。
白居易送他去浙东做观察使时，曾给他写过一诗：“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脱青衫典浊醪。今日洛桥还醉别，金杯翻污麒麟袍。”（《醉送李二十常侍赴镇浙东》）感叹当年曾一起在元稹家里没钱脱衣服典当了换酒喝，如今李绅却已开始官运亨通。
写《悯农》的时候，他还是个没钱喝酒需要脱衣服典当的失意志士。而当他飞黄腾达了以后呢？
历史记载，官运亨通以后，李绅生活豪奢，好吃鸡舌，每餐一盘，每次要宰杀活鸡三百只，院子里死鸡堆积如山。一餐钱十千，艳女舞席前。真正是从悯农，变成了啃农。
当年刘禹锡去他家做客，他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如此奢华的场面面前李绅很淡定，而流落南方多年的苏州剌史刘禹锡却不淡定了，赋诗一首说：“鬟髯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绅后把这个歌妓送给了刘禹锡。刘禹锡得到了这个歌妓，而我们得到了“司空见惯”这个成语。
李绅为官残暴，滥施淫威，在《太平广记》里被归为“酷暴”之列。
他发迹以前，常到一个叫李元将的人家中做客，每次见到李元将都称呼“叔叔”。荣达以后，李元将主动降低辈份，自称弟称侄，其皆不悦，最后称他大爷自己贬为孙，其才勉强接受。
又有一个崔巡官居郑圃，与李绅有同年考上进士之旧情，特来拜访他。才到旅馆，家仆与市人争斗起来。李绅责问仆人是哪里的，仆人说：“宣州馆驿崔巡官下。”李绅就把这个仆人和市人都处以极刑，又派人去抓崔巡官，问：“昔常识君，到此何不相见。”崔巡官叩头谢说：“刚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是个尊贵的人，不适宜的时候不敢来尽礼，祈求能得到你的哀怜，放我回归乡里。”但李绅还是把他抓起来，定罪杖二十，然后送其过秣陵。崔巡官貌若死灰，莫敢恸哭。当时的人都说：“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
在李绅治下，人们惧其暴戾，纷纷渡江逃离。主管的人跟李绅说：“户头上的人逃亡不少。”李绅说：“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颗粒总是下面，那些秕糠随风而去不必报来。”
又有进京赶考的举子向李绅控诉扬子江上的船夫不载其过江，恐耽误了考期，李绅想想自己当初也遭此待遇，写判词云：“昔在风尘，曾遭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抛付扬子江。”便将船夫抛入江中。
他还在冬季强行征收蛤蜊，下属县令呈文争辩冬天不是取蛤的季节：“奉命取蛤，且非其时，严冬冱寒，滴水成冻。若生于浅水，则犹可涉胫而求；既处于深潭，非没身而不敢。贵贱则异，性命不殊。”此次，写过《悯农》的李绅总算还知惭而止。
晚年的时候，李绅终因草菅人命而被剥夺一生荣耀。
845年，74岁高龄的李绅出任淮南节度使。时扬州江都县尉吴湘坐赃下狱，李绅判其死刑。案件上报后，谏官疑其冤，朝廷便遣御史崔元藻复查。崔元藻调查后发现有很多罪状尚未坐实，尚待调查。唐朝的死囚一向秋后问斩，而吴湘却在案件未彻查清楚时无辜盛夏被杀。这为李绅后来被清算埋下了罪由。
后李绅所属李德裕一党失利，吴湘的哥哥鸣冤，三司复查后吴湘终于得到平反。此时李绅虽已去世，但按唐朝规定，酷吏殁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所以死去的李绅也被朝廷定以“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处罚。
李绅一面是悲悯众生的大诗人，一面又实是酷暴奢靡之吏，正如《太平广记》评李绅：“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然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云。”
当他在大嚼三百鸡舌时，那个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人何在？当他将船夫抛入江中的时候，那个怜“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诗人何在？
当年，他还只是个年轻小吏时，尚还能够“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尚还有一颗心“一枝一叶总关情”。而当他做了有点权力的官后，这点权力就变成了魔杖，将一个悲天悯人的诗人变成了一个贪官暴吏。
一千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李绅还少吗？
贪欲，倾人倾城倾国，正如杜牧在阿房宫的废墟前一曲叹：“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西安的碑林里有一篇文：“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被众位贪官污吏奉行的“官箴”，而这官箴，当初也许曾是他们由心而生的崇高的梦想，最终也不过是个被吹到百姓面前美丽肥皂泡。
汉武帝时，有一贫寒子弟倪宽求学于孔子第十一代孙孔安国，贫无资用，就常常替其它学子佣作，有时还需下地干活，“带经而锄，休息辄诵读。”
倪宽长大后，做了官，为政期间，以儒家宽柔的思想治理政务而深得民心——“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
因其收租视民众承受能力而不严，被告发，本应免其官职，民众得知后“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纺织品镪属不绝”，反而超额完成收租税的任务，于是“上由此愈奇宽”。
倪宽一直官升为御史大夫，还与司马迁共同制定汉“太初历”。居位九年，死于任上。
曾经有多少穷困的孩子跟倪宽一样，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映月读书，又有多少个孩子能跟倪宽一样，一直保有当初的纯良？
如今我们还在幼童的课本上写着李绅的诗，让每个开始生长的幼童铭记他刚刚步入社会时那初心的纯良。而这点纯良，在经年的腐蚀里，能被保留下来的却不多，正因为能保留下来的不多，才显得当年那纯良的初心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