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在一家轧花厂当技术员，当地棉花生产搞不上去，要裁人。像我这样不务正业只知道爬格子连老虎钳都用不好的家伙，自然难逃此劫。一个月发六十元生活费，也算当时的劳动保护吧。卫生院那个塌鼻子还长了一脸杂面星的护士妹把我送她的檀香扇送还我，我知道咋回事了。我把檀香扇一焚了之，发誓要写出个名堂，然后娶个高鼻梁没杂面星的老婆，气气她。那时还不兴打印，都是手抄稿，一本稿纸用完了，又一本用完了。手指磨出一层厚茧，处女作还在难产之中。我渐渐失了信心。
我开始和几个社会上的年轻孩儿厮混到一块，喝酒、聊天、斗牌和到电影院纠缠女孩子，空虚又兴致勃勃。我们都有一套“绝技”，最著名的还是我和王三。我从王朔的小、说里学了一套测试女孩是否处女的办法；王三会用嘴表演自行车放炮，在路上走，“啪”一声，女孩就会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慌慌张张检查前后胎。我知道，我与文学越走越远了。有一回在我屋里喝酒，煮豆腐白菜下酒，生煤球炉找不到引火，我就拿出一本诗集，好像是我平时挺喜欢的一个俄国诗人写的。那著名的句子“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变成了红红的火苗，温热了一壶壶浊酒。
喝得太多了，第二天醒来，太阳穴还嘣嘣发疼，我去阳台上透气。我住的是六楼，视野很宽。这时我看见对面楼的那个女孩子，四楼，比我低。我看了她很长时间，她都没发觉。第二天又看见了她，她还没有发觉我。女孩的行为很古怪，她用水杯一杯一杯往塑料袋里灌水，灌满一个，就扔到这幢楼与另一幢楼的夹道。有时扔偏了，就掉下去。有一次砸在一个行人身上，行人冲楼群上吹胡子瞪眼，女孩吓得钻进屋里半天也不敢露面。我不知道女孩抛水袋干什么，可我想接近她，逗逗她。于是我想了一个主意。
一连几天，当女孩抛水袋的时候，我就会准时出现在楼下，反正我有的是时间，一直瞄着。终于有一只水袋落下来，我兴奋地冲它跳过去。女孩伸了一下头就没影了，我捏着湿漉漉的夹克衫上楼寻事。敲了半天，女孩才开门。好像很害怕，怯怯地说：“我不是故意的……我赔你钱，你去洗衣店洗净还不中？”收了她的钱往下便没戏了，我改成一副笑脸，说我不想怪罪你我只想看看你抛水袋是为了什么？女孩歪着头想了想，同意带我去阳台看看。
女孩将一只水袋扔过去，不偏不斜正好落在夹道里。那里生长着几棵小榆树，一定是风婆婆把树籽刮到这里的泥土里，才有了它们。女孩是担心榆树旱死，才一袋水一袋水抛过去。我为女孩一颗扶弱怜幼的爱心感动了！可是，当我转过身来，另一面楼的风景却让我猛然一颤：也有一个这样的夹道，也有这样几颗小榆树，女孩没有发现它们，也没有任何人给它们送水。虽然榆树的叶子有些卷，它们却顽强地生长在那里，不屈地生长在那里！
几棵小榆树一下子就把我比翻了。我的遭遇也算逆境？我羞愧无比，逃也似的离开了女孩的阳台，我的颓废和破罐子破摔也永远碎在女孩的阳台卜了。
文学，自有其光辉
冯辉
结识赵文辉，是在2000年夏的一天，那是豫北小小说学会宣告成立的日子。豫北地盘并不大，但文学创作颇成气候，小小说作家队伍有五十人之众，写作成就卓著的就有十几位，赵文辉应是个代表。他被豫北小小说学会推举为会长，就创作影响而言，他当之无愧。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这个担当着各种角色的人。文辉经过商，在机关“混”过，当过一两个单位的头目，现在则在一家新闻单位“混”，以“码字”为主。我曾想过，一个有才情的青年入爱好文学，由于适应越来越热闹复杂的场面与“潜规则”，那种文学的敏感与兴趣恐怕会渐渐被消蚀掉，或至少可能被异化。尽管是这样，我觉得在一个人的一生里哪怕仅仅爱好过、致力过一段文学也会是有益的，因为文学这东西总是使人提升的。这是豫北小小说学会成立那天，我看到文辉忙忙碌碌，对各种事务成竹在胸、对各色人等应付裕如的情景时掠过的思絮。那次活动以后，我与文辉成为朋友。随后又见过两三次，他都行色匆匆，很少深谈。
今年春，百花园杂志社准备举行全国小小说大家族联谊会活动。之前，文辉拿来此书书稿，要我写个东西，我“谦虚”一番，他仍坚持，于是顺水应承下来。那次见面，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谈兴颇浓，我听到文辉高谈当代文学中的各个方面。他对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的了解之详细、理解思考之深切，他对几个当代作家艺术实践的研究和他自己写作实践特点的体晤……都感染着我。
真正令我对文辉刮目相看的是他的这本自选集（这已是他出版的第三本作品集）。这册书稿，我读了两遍，其中的部分作品，我读过三次以上。
因而我想到的就很多。
在我的思索里，反复浮现的是这么一句话：文学，自有其光辉。这不是一句大白话吗？难道有人说过文学毫无意义、暗淡无光吗？倒也不错。
可是，在我们习见的人群里，也确实有太多的人没有感觉到文学的光辉；
而一些曾经沐浴在文学光辉里的人到后来则认为那是一段人生的迷惘、幼稚期，他们不时在举起夜光杯时会自嘲地对朋友们说：“我也当过几年文学青年哪！”还有人对别人称之为作家而正色反问：“你骂谁？”即刻予以澄清。在风景秀美的龙湖举行联谊会期间，我有几次看到会下或散步或伫立一隅的文辉，孓然孤影，多作忧思状，与其交谈，也不离文学话题。
我对文辉的认识已很清晰了：文学，在赵文辉的精神世界里，已是最壮丽神圣的生命的殿堂；不知从何时起，文学的光辉就开始召引着他的人生之路，照耀着温暖着这个富于才情的青年人的心灵，他在生活的磨砺中成熟起一种强大的信念。他已成长为一个对文学充满热爱、充满敏感、充满激情、极为虔诚的人。
应当说，产生这个认识的主要动因出自于对赵文辉作品的阅读。
阅读这本自选集，令我感受最突出的是：对一个青年作家来说最重要而他已具备的非凡的文学敏感，以及经过十多年文学研究和创作实践而形成的较高的文学素养。我觉得可从三个层面来看。
他已形成自己的精神向度和社会理想。就这一点而言，赵文辉就有异于其他一些小小说作家——不错，我的意思正是指有些从事小小说写作的人或缺乏，或压根就没有这个概念。我认为，如果一个作家仅仅考虑到自己的写作能给读者逗几个闷儿玩玩，换点碎银用用（这也无可厚非），至于有无高尚的精神向度、社会状态如何与己无关，那么，他将找不到真正的文学，他的写作找不到源头活水，更不会，也没有必要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支撑去经营。我前面有一句话，“文学这东西总是使人提升的”。什么是文学？《悲惨世界》《复活》是文学；什么东西可以使人提升？雨果、托尔斯泰的精神向度使人提升。当然，赵文辉远不能跟这两位比。但是，在精神向度上，我在文辉的创作中找到了一种思想联系。比如说心灵上的忏悔意识。文辉有几篇作品都写到村支书文玉、村主任小星，还有一个有钱人福堂。《一票》写小星与福堂竞选村主任的事，这次竞选的各个环节、过程都带有乡村“政治”生活的特点，小星与福堂各有其竞选手段，充满俚趣。小星当选并不是这篇作品的主旨，主旨在于表现小星当选后对自己“污点”的自我暴露——赞成票中有他自己投的一票。这个青年农民为人“傻”啊。福堂最鬼精（落选后挨家去收回贿选的啤酒），村民们却不要他的东西。还要指出，作为小说人物，福堂这个人物必不可少，写得非常出色，有典型意义。《买手机》则从文玉、小星用村民的钱吃回扣合谋买手机写起，有意表现贫困乡村村干部的尴尬状态。但文玉听小星说“张寡妇小孩夜里做作业都得去别人家”，立即羞愧难当，觉得天地不容，于是两人双双辞职。没想到乡亲们不答应，他们说：“你俩要真不干，大年初一往你俩院门上泼茅粪！”“往你们家送花圈！”这篇作品让人心中感到苦涩、酸楚，苦笑再三，百味莫辩，不能不引入想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着的一个顽疾：不知自何时起，形成了一种习惯，凡是当上了大小领导的人，就永远不能向公众承认自己错了。即便意识到自己是错的，即便在实际上开始纠正，也决不能公开拨乱反正，决不允许有人揭自己的短处。
这还被美称为“规矩”。谁若坏了这“规矩”，必被逐出政治生活游戏圈。
之所以有“酸楚”之感，是因为赵文辉在这里写的不过是中国社会中最底层的土干部，被称为没文化、更不懂政治的村官。那么我们成千上万拥有着从大学到博士后学历的国家公务员呢？还应想到，远非那些干部们缺乏自我忏悔意识，我们的国民性中忏悔意识的缺失面还要大得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什么一些人拥有职务后，就立即自我定位为“官本圣贤，岂能有过”呢？真正的“圣贤”，只能是文玉、小星这些人。还有一篇《群众文化》，写到乡村文化生活的状态和发展的窘境。我激赏赵文辉在审视这个题材时发现的悖论：要文化活动吗？需要钱；但有钱的福堂对文化的赞助有前提的，即他要推广他的“文化”——以色情揽生意。这使上上下下都难堪无比：那么不用他的钱，健康文明的群众文化该如何发展呢？现在，不少地方的农村文化这个角落尚处于被遗忘的、纷乱无序的甚而是荒凉的状态。可中国是农民的汪洋大海，难得赵文辉，还在自己的文学创作里出色地流露出了他的社会性的忧思。从他的这些忧思里，我们不难读出在一个作家脑里逐渐形成并不断翻腾着的社会理想，对这种社会理想的深刻憧憬又鼓舞着他的文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