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激情地追寻并表现人性之美，成为他主要的投注领域和创作母题。我想，“文学就是人学”这句话的精髓就在于一个“人”字，人性之美，情感之美，人对不可能实现的想象与对甜蜜未来的懂憬之美。在这方面，《香胰子》堪称代表作。香胰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是香皂的俗称，极难在封闭的农村见到。三菊是村里最漂亮，心性也最高的姑娘。她本以为那块香胰子能够牵出她一生的幸福，但在她女儿长大后质问她当初为何能看上窝囊爸爸的时候，她才开始反思牵引着她的一生的“香胰子”。香胰子已是她一生的情结——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块香胰子还在箱底里发散着当年的幽香。情结即命运，情结即归宿。文辉写出了乡村女性命运的本相：它是甜蜜的，也是苦涩的；是沉重压抑的，可也是淳朴安稳的。生活中未必没有过欢乐，一种美丽懂憬一直吸引着三菊的人生之路。我不明白，文辉怎么能这般真切而透彻地体会乡村女性的心灵世界。《运麦》更是一篇表现人性之美的成熟之作。写未脱稚气的少年男女之间朦胧的爱情互动，还夹杂着懊恼。对三个人物的性格、心理、言行和细节、情节、节奏的把握既准确又到位。纯情的氛围和曼妙的效果如何能形成？这只能赖于作者写作上节制和内敛的功夫。在这里，既没有“晴天雷”，也没有“急刹车”，而只有微妙的灵犀，微苦的欣慰，淡淡的余韵。文辉确实是写情的高手，我还非常喜欢《自行车上的恋爱》。说起来，这篇小小说的“高潮”不过是“我”和“秋菊”的初吻，然而最打动人的却是通向这个“高潮”的曲折而精彩的历程。文辉小说的叙述中心往往不在结果上——尽管他非常考究作品的结尾，他的小说之所以能引人人胜，每每令人忘形击节，在于他善于笔下生花，在于他作品中浓重鲜活的生活味，精当生动的细节与对话。这可归功于作者之于生活，生活之于作者的烂熟于心，并且已浸入作者写作活动的下意识里。什么样的人可称为小说家？我想，上述状态可看出赵文辉已具备小说家必具之禀赋、之素质。《运麦》《自行车上的恋爱》，写得多亲切呀，你能把一段故事写得那么亲切吗？
小说艺术的敏感与文学语言的敏感。什么是小说的性质？我们在强调当代小说不能写得玄而又玄、迷径丛生时说：小说，即讲一个生动的、有情趣的、精彩的、甚而传奇般的故事。但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结论，小说的性质（也可谓之品质）由其文学属性所决定，即它的要求并非以一个精彩故事为最高价值，它的文学性要求它必须具有思想启动力量，在读者收获一个故事的同时，在心灵上有一种触动或震荡。单讲故事技术即可，不必自许为艺术，虽然艺术里包含技巧；技巧可常年重复，艺术则意味着原创能力。以此来打量文辉的自选集，我觉得大部分作品都合乎这种苛求。
若单从故事的传奇性（这是中国小说的最大传统）、趣味性来看，他的《滑县乞客》《在茄庄》等无不令人拍案。但可贵的是，这几篇作品意涵也都非常丰厚、幽远。写《滑县乞客》作者深谙：欲达极致效果，必将情景推至极致——这已是戏剧性要义了。赵麦根本已穷极，然善良本性所致，他又救下母女二人。煞尾时甩出的喜剧结果（终成亲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的启发：哪怕是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也可能成为人们命运的拯救者。另一篇《在茄庄》更妙，茄庄是豫北乡村的一个缩影，这里的人家尚酒，饮则必华，华则必醉，天地之间，酒为老大。原本沉闷和厚重的主题，被许多鲜活的细节造得有滋有味，尤其是结尾，村医把给“我”治头疼与给狗蛋家的老母猪治拉稀相比，“一针，就一针！”，让人击掌叫绝。
这些都是文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艺术感觉的信息呈发散状态。这就是才华。
至于赵文辉小说创作中表现出的文学语言的敏感，就不必在这里绕舌细说，相信读者通过阅读，自然会形成一种突出的印象。汪曾祺先生有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那么也可以随着添足一句：读小小说就是读语言。个中意味，只有在阅读的快感中方可体会。
通观文辉其人、其文，他已是个被文学的光辉笼罩得较为彻底的人。
既如此，我相信，也乐意看到今后文辉的写作将向着一利，更高的审美境界前行，将更多审视的目光投注于新世纪以来的现实世界和人们精神世界的新状态、新矛盾、新困惑，在艺术创造的格局上也将有所拓展——因为文辉和我谈过所谓“大气”的问题。随着年龄渐长，阅历与思考更趋成熟，我对文辉未来的“文运”非常乐观。
每个作家都有三重身份：自然的人，社会的人，心灵世界（文学）的人。二十世纪以前，人们较多地偏于一隅：有守财奴，有手艺人，有哲学家，有牧师或修女，有革命家，当然也有诗人，有唐吉诃德，有普鲁斯特。而在这个新世纪里，人的整体发展有了可能性。在今天和未来，欲实现一种较为理想的人生，可能需要三者形成一种在新层面上的合理的平衡。或许，二十一世纪的大作家，就可能产生自实现这样一种人生平衡的人们中。
剑气氤氲臻于化境
——赵文辉的《论剑》赏析
梁艳萍
小小说亦称“微型小说…”，是小说文体中最精致、最微小的一种。既然是“小说”，小小说就具备了小说应有的文体特质——人物、环境、故事等小说要素。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因为小小说文字大多是2000字以内，要想吸引读者，就必须浓缩小说的内涵，将小说文体应有的精神内涵、艺术品格、审美容量浓缩于短小精悍的篇幅之内，将作者对世界的认知、精神的指向、生活的思考、审美的体悟灌注于作品，传达给读者，给人艺术的享受。
从小小说中，我们可以：渎到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因子——《庄子》《世说新语》《聊斋》《容斋随笔》等文学名著都可以找到小小说的雏形，历史文化中的人物、故事更是小小说取材的重要园地，比如禅宗公案、名人轶事、神异灵踪，都是小小说的最佳题材。如《广陵散》（陈永林），《琵琶》《草堂》（叶大春），《了悟禅师》（凌鼎年）等，都是取材于历史的小小说。赵文辉的小小说《论剑》也是借助于历史故事，凭借作者丰富的想象构思的佳作之一。
赵文辉的《论剑》发表=于=《四川文学》2003年第5期。小说采用的是顺叙的手法——按人物出场和环境的转换来组织结构。小说首先告诉读者，仗剑者为什么心高气傲以及达到怎样的境界才能心高气傲。剑术绝佳，琴艺超凡，得其一者已属不易；二者皆佳，则只有少数人中极品才能达此高度。这样就引出了小小说的第一个人物——楼兰王。这位王者人称“剑圣”，他“剑术精湛”，琴艺超众，在楼兰古国、皇宫内外，无入堪与匹敌，“再好的琴师在他面前，都会韵律错乱抚琴不成”。为寻找能与他赛琴论剑的高手，这位心急的国王“一路上累死三匹快马”，来到中原找他的朋友钟玉。钟玉出场后，成为链接楼兰王和无名琴师的中介。通过钟玉，楼兰王和读者同时了解了琴师，“琴师乃一村夫，喜欢在山林中盘桓，和百鸟为友”。他极善于辨音，曾从山野妇人的柴火中抢出一段桐木，制作了“焦尾琴”，声音美妙，“琴师于林中拨弦，百鸟竟齐来和唱”。同时，琴师的剑术也是盖世绝伦的，他与人比剑从不用剑，而是用竹片，虽因失手伤人，但伤人者非剑而乃“剑气”。面对神奇的传说，楼兰王表面上并不相信，内心却极其渴望尽快见到琴师。这样就引出了琴师的上场。琴师抱“焦尾琴”来到钟玉府上，可是琴师穿越花径，忽听客厅内琴声传出，便停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琴师听到了一曲《阳春白雪》，刚刚雪融而闻水声。琴师听着听着，忽然脸色大变，对侍人说：“这音乐中暗藏杀心，为什么呢？”言罢回身便离开钟府。侍者无奈，将琴师的离去与说法向钟玉报告，钟玉前往追赶，但琴师坚持“不愿以身践之”。钟玉不得已，将琴师的离去告知楼兰王。楼兰王本想用自己的琴声挫一下琴师的威风，之后再与他比个高低，不想却发生了这等事。接下来，小说写了钟玉的询问与楼兰王的“顿悟”。原来，楼兰王想以自己的琴声来挫挫琴师的锐气，所以选取了在琴曲中难度很高的《阳春白雪》，在弹奏过程中，窗外螳螂正在捕蝉，楼兰王内心希望螳螂尽快发动攻击，将蝉捕获。小说结尾是钟玉的感悟和楼兰王的慨叹。钟玉想到的是：“这难道就是杀心形于声音？”
楼兰王则仰天长叹：“三十年磨炼，不及一村夫啊！”
《论剑》篇幅虽小，但故事结构巧妙，内涵隽永。在楼兰王与琴师不照面的琴剑较量中，高下自明，境界自显。作者用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结合的手法，刻画了楼兰王与琴师的形象与陛格。楼兰王剑琴俱佳，但霸气十足，心性焦躁。能一口气累死三匹快马，是他的急切；没有人能在他面前抚琴也表现了他的霸气。而对于琴师，作者全部采取转述。楼兰王知道琴师，是通过钟玉的转述，琴师拒绝与楼兰王见面，也是钟玉的转述。但这样的写法并没有削弱琴师的形象，反而使琴师的形象与性格更加丰厚。
琴师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悠游、浪迹于山野的文人形象，他怀抱高洁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本，而拒绝与俗恶为伍。他的焦尾琴取于偶然，得于自然。琴师不仅善辨识自然之音，更善辨识人心之音。这正是这篇小说的佳妙所在。《论剑》对琴师虽着墨不多，但读罢小说，琴师的形象、琴师臻于化境的琴艺剑术都跃然纸上。
《论剑》中，作者善于剪取存在中震撼人心的片段，利用动静结合的艺术反差使小说浪花飞溅，波澜迭起。如果说剑是动中显静的艺术，那么琴可谓静中显动的艺术。小说写了两个琴剑高手的较量，而这较量是一种从未谋而的较量，是一种心性与人性的较量。《阳春白雪》在中国传统乐曲中，有古琴曲和琵琶曲两种，小说写的是古琴曲。《阳春白雪》本应展现自然的春韵、人心的高洁、审美的意蕴，可是琴师却从楼兰王的乐曲中听出了其内心的杀机。这样的反差，应该说是作者对于小说艺术驾轻就熟的结果。
《论剑》中有几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关键词组成了小说的重要元素：楼兰王、剑气、《阳春白雪》、琴师、焦尾琴、百鸟唱和。两极的截然对照，加上钟玉的穿针引线，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与艺术意味。仔细品味，我感觉小说结尾处，楼兰王的满脸愧色与恍然大悟，转折速度太快，与楼兰王出场时的形象和性格不够和谐。
另外，就是知识方面的问题。古琴是汉民族最早的丝弦乐器，据说发源于江南。《尚书》记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自居易也极爱古琴，他在《夜琴》中写道：“蜀琴木性实，楚丝音韵清。”琴之高手即使在隋唐时期也是中原多于边塞。而楼兰古国在公元四世纪就已经消亡。七世纪，唐玄奘西游归来时，看到的楼兰国已是“城廓岿然，人烟断绝”。因此，如果在汉代以前，从西域到中原是极为艰难的，有张骞出两域为证。所以小说中楼兰王的中原之行，楼兰王与琴师的琴剑较量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说是一种艺术的虚构，难以作为知识来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