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隐居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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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东方凡·高(一)(2)

与床边窗子相对的另一头地上,一轮黄色圆月从一块画板背后探出来,照着下面一个拉着小提琴的外国美男,他脚下的十字架前,一个围着头巾的外国老妇就着烛光蹲在墓前哀悼。后面跟着露出一排参差的人头,一排想象出来的外国人奇异地站在老张的屋子里—站在一张敝旧的桌子旁边,桌子上摞着几个铝饭盒,上层盒子里装着半个干馒头,下头盒子里露着大葱叶子,旁边是旧暖壶,掉了瓷的搪瓷缸子,酱油瓶子,一摞旧杂志,看不出本色的破布,桌子抽屉拉开着,里面无数零碎的瓶罐—陶醉在想象的悲哀之中。

后来我们从老张的作品相册里看见了这幅完整的画,有一面墙那么宽,半间房那么高。画着月夜的一群人在十字架前默哀—审美化的悲伤,戏剧化的人物—言情剧,或者说,言情正剧。这只是老张《战争·和平·博爱》系列中的一幅。他还画了许多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物:一个头戴钢盔的外国小男孩拄着拐,白裙子外国小女孩装着假肢手捧白鸽子,月光下戴着钢盔的外国士兵……一张又一张,翻过去全是外国人,各种颜色,各种尺寸—他想象中的世界。

他“顿悟”前的作品也有:一辆车沿着条崎岖山路前行,车斗里一群羊不安地站着,朝后回望;挂起渔网升起炊烟的村落;空旷海边披着半透明的白雨披的小姑娘,抿着嘴,仰脸望向远方;月夜看瓜人,守着盏如豆烛光吹笛子;也有自画像,是他自己坐在一个海螺壳里摇着蒲扇看书,周围放着痰盂、蜡烛、板凳、暖瓶之类,还有只逡巡不去的老鼠,自题为《蜗居记》。

不是惊心动魄的大作品,但到底是从较为坚实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于作者有根基,与观者有瓜葛。

“悟道”之后,老张很少再画这些,就像一个人突然放弃母语,改用世界语写外国故事,全是宏大主题,拯救地球之类的,希望借此一举拿下诺贝尔文学奖。

(五)“我很想去欧洲看看,但以我的条件根本去不了。”

不卖画就没有钱,没有钱就只能一动不动地困在这间小屋子里,这间屋子还是养老院义务提供的,其实人家暗地里也未尝不后悔:屋子住得邋遢,诸多要求又难以一一满足。

老张很久没作画了,《战争·和平·博爱》落满尘埃,一摸一手土。“你看这地方,哪儿施展得开?”

老张困兽一样在这间屋子里活着,他的能量、眼界和精神也是困兽,为肉体所圈禁。现在我努力地回忆他的语言、他的语调,但发觉自己很难把它们还原。

老张和他的画,让人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最正确的题目,最正统的表达,狭窄直白的道德观念不容置疑。但那时最严肃的电影,现在人看到也会发笑,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时代的局限。达·芬奇的画当然也有时代印记,但具有时代感和过时,完全是两码事。

(六)三番两次,老张中断谈话,灼灼地瞪着我们,“不对,你们不是来看看,你们有目的!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因为得知我们是北京来的,坚信我们“有背景”,他一定要把自己整理的材料送给我们一袋子。全是A4复印纸,厚厚一沓,里面除了个人介绍之外,更有他的梦想。

这是一个全民梦想的时代,不管什么人什么事,只要和“梦想”俩字联系到一起,就立即引发无数人泪奔,像集体踩上电门、突发癔症似的。

老张的梦想是“在海滨创办一个‘世界博爱绘画园’,我要为全世界热爱绘画的人们提供一个教学、交流的场所,让更多的外国友人爱上这里”。

当然,这一切,都是义务的—艺术不能和钱有瓜葛,否则即是堕落。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将来能悬挂在“世界博爱绘画园”里传世,但似乎也有难度。

“我要求厂子保护我的房子,保护我的作品,有一部分失窃了,要追回,实在不行我要起诉。”老张愤愤地说起他囤在从前工厂小屋的画,里面又潮湿,屋子又漏雨,说来说去都是艺术之殇。

我们忙表示自己能力有限,既没有钱,也没有场地。“不让你们出钱。”老张说,“你们,能找到李春平吧?把我的材料交给李春平,请他来捐献。他不是最热心公益的有钱人吗?”

脑子短路,过阵子才想起李春平是干什么的,据说是大款,写过一本什么书,表过决心,说要拿自己兜里的钱为大家做点儿好事。

我试图让老张明白,北京那么大,我不太可能从两千万人口里把素昧平生的李春平挖出来,然后再从他口袋里掏钱。别人也许行,但化缘这事儿我不在行。

“哎呀,你可以去找啊,毕竟在一个城市嘛!我给他写过信,都没有音信,没有他地址,只能写李春平收,不知道收到没有。等你们见到了他,问他收到没有。”

老张的执著用在他自己身上,是发力过猛,让人看着吃力;他的执著用在我身上,只让我后悔假扮了一次爱心人士—不管这理由是多么美好崇高。更何况绘画不是宣传,也不是争当道德模范。

但,无法拒绝,因为老张视我们的拒绝如无物。他是个健谈的人,除了声音抑扬顿挫,还加上动作和表情,黯然处伤心落泪,兴奋时慷慨激昂,我做认真的样子听着,疲惫感如油脂一样从里到外渗透层层礼貌的伪装,我渐渐绷不住了。

(七)“张老师,不吃饭了?”带我们进来的中年女人又来砸门。

“不吃了,有几个朋友在。帮我打份饭,给你饭卡,饭卡呢?”老张站起来四处找饭卡,“多买点儿,坐下坐下,一起吃,咱们边吃边聊。”

我们借机起身告辞,理由是不能打扰他休息,老张流露出一副诧异而不愉快的表情。“我不累。有朋友来,高兴。”我们只好说有事,很重要,约好的,改不了。他疑惑地打量我们的脸,“真有事吗?还是借口啊?”我们坚定地说有事。

他终于说:“你们今天来得太晚,聊的时间太短,下次早点来,来之前打个电话。

咱们再好好聊。什么时候回北京?想着我的材料。”我们送给他一箱方便面。“送这些干什么,我不好吃。有钱不如帮我寄材料,邮寄费都挺贵的。”他说。

我们唯唯诺诺地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被拦住。“帮我们拍张照。”老张拿出一个老式胶片相机,对那女人说,又忙着把唯一一张折叠椅摆在屋子中央、画板前面,一面又掏出调色板和画笔,坐在椅子上摆出举笔蘸墨的姿势,我们呈雁翅形站着排列在两边。这是老张的经典造型。他有一本相册,里面全是他和来访者的合影,都是这个造型。

他送我们到门口,再次叮嘱我们一定要再来。门前的花坛里长着新树苗,水泥镂空长亭子上牵着葡萄藤。“我弄回来的桑树,刚种就让人拔了两棵,”老张指着花坛里的树苗说,“说是院里不能种桑(丧),没办法,这儿的人都没什么文化,素质低。”

我们绕过柱子,穿过回廊,又穿过一大间空房子,里头摆着几张旧圆桌,是食堂。午饭点儿快过了,里面没什么人。

打菜口的木窗框掉了漆,泛灰的白墙,留着各种纸张被粘上去又撕下来的印记,因为沾上了尘土,都成了黑色。

窗口上方挂着小黑板:“土豆炒茄子4.5元,圆白菜炒肉4.5元,洋葱炒肉4.5元,豆芽菜炒肉4元。”旁边贴着一张泛黄的纸:“请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禁止随地吐痰,如有违者罚款10元!”

黑板和黄纸中间贴着张簇新的A4打印纸:“通知—因米面近日来持续涨价,食堂主食从今日起调整价格如下:花卷、馒头,由原来的每个0.4元调整为0.45元;糖包由原来的每个0.5元调整为0.55元;米饭每碗0.6元(以小白碗为标准),半碗0.3元;米粥每勺0.6元,半勺0.3元;少于半碗、半勺不售。某某老年公寓,某年某月某日。”

老张给我们的一沓材料里有他的个人简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市政委员,纳入《世界名人录》《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美术选集》《全国自学人才荟萃》《20世纪中日书画名匠集》等。获全国自学成才荣誉证书,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称号,十四岁参加市展,二十二岁始入国展,作品在国内外展出和被收藏,现创作系列油画几十幅,作品《战争·和平·博爱》对人类作出了特殊奉献。

都是数字,都是罗列,似乎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