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里的香气来源除了点心还有酒菜。楼下家常菜馆儿的小姑娘常常捧着一只砂锅或者一盘子鱼香肉丝之类的站在电梯里，盘子上腾腾地冒着热气，红油汤几乎没到盘子沿儿。她不停变换着手势，保证同时有四只手指捏住盘子边缘，跺着脚，嘴里哎哟呀哟地嘟囔—实在是烫得难受，我们出电梯的瞬间她终于如释重负地把盘子往地上一放—大概是有旁人在的时候不好意思，总要表现出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牺牲精神。她手很脏，指甲缝里裹着黑泥边儿，头发油渍渍地扎在脑后，红胖脸，身上穿着布大褂，大褂上沾满各路菜汤，整个人精神疲倦，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每次送餐都跟梦游似的。
电梯里的菜汤似乎就是这么来的。烟头也可以确定是来自装修工人或者那骑着电动车叼着烟卷儿撞门出入电梯的光头大哥。融化的冰棍儿和冰棍儿纸大概来自六楼的孩子和孩子妈。痰的来源复杂，多人有份儿，但水渍的来历依然不明。
有的水渍散发着可疑的臊气，从数量和形态上看是排泄物无疑，只是分不清来源于孩子还是狗。电梯里垃圾袋的来历也不能确定，每个人都狐疑地朝着角落里的大塑料袋看上一眼，然后任其上上下下。“谁呀这是，真够缺德的，怎么放这儿。”
一人感慨。“正经人家谁这么干啊，肯定是……”一大婶笃定地答，脸上尽是轻蔑和凛然。
对这个答案，我存疑。
我们隔壁门口的墙上总倚着一溜儿垃圾袋，内容以食物残渣为主，常见肯德基包装盒，或者打包外卖的饭盒，看来常在家里吃饭，却不大在家里开伙。水果也多，诸如掏空了的半个西瓜或者荔枝壳、杧果核一类。还有大把的花，被彩纸过度包装，系着缎带，永垂不朽地站着枯死在那儿。
房门紧闭，房客绝少露面，但无疑是女人，喜欢吃甜水果，又不太在意价钱，经济似乎不窘迫，只是从鸡骨头和饭盒的数量来看，饭量好像太大了些。况且Q市丈夫对妻子的感情似乎也很少用花来体现，贵，又不实惠—那么，是忠心耿耿的男友？
一般来说，每隔三两天，楼道里的垃圾袋会消失一次。所以，某一次，当它们一直被摆到第五天时，我和T都有些纳闷。第七天的时候，残渣剩饭似乎发了酵，一股馊臭的味道和黄稠的液体一起在楼道里蜿蜒。敲门，无人应答；写了“请收垃圾”的纸条贴在门上，仍然没有动静。我和T不由得感到悚然，因为想起电视里常看到的入室凶杀案，怕这异臭的来源不只是垃圾。
最后是一个新来的清洁工捏着鼻子收拾了垃圾。“原来的那个为这辞职了，”她说，“人家说‘给多少钱啊，还让我干这个’。”
不久之后，房门口又出现了新的垃圾袋，熟悉的臭味竟然让我们长出了一口气：没凶杀，人还在。
但对门的老头儿显然不这么想。
有天早晨，我们被战鼓般的怒吼声惊醒。仓皇出门察看的时候，一场大战已经在楼道里爆发，战争的一方是愤怒的对门老头儿，另一方是隔壁神秘的房客。
战争的起因是堆在楼道里的垃圾。
我以劝架的名义，带着浓重的好奇心窥测着自己的芳邻：女，二十五岁上下的年纪，八十五分上下的相貌，染黄的头发胡乱绾了个髻，发梢枯涩，黄白面色，淡白嘴唇，青着眼圈。瘦成一条的身上套件豹纹吊带睡衣，低V胸，露着“丰”字形胸骨和分得很开的“H”形苍黄的瘦腿，光脚站在瓷砖地上，正扯着沙哑的外地嗓子分辩道：“我半夜才回来，下午出去肯定把垃圾带走。现在还没睡醒呢，你就砸门跟疯了似的！”
探头往屋里看，紫沙发，粉红壁纸，鹅黄窗帘—样样不配套，显见是租来的香闺，倒是打扫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不是啥好货！”我们将“豹纹”劝退之后，隔壁大爷恨恨地用气声说。
T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结论。下午起床、晚上出去不能成为证据。穿豹纹内衣也不能成为证据。垃圾袋里丰富的食物残渣和干枯的花束当然更不能。尤其是姑娘曾敲门问过T电表该怎么充电，纤细的身上套着明黄短袖T恤，窄腿牛仔裤，平底鞋，梳马尾，逆光站在楼道里，五官因为没有受到光线的挑战而清秀平整，头发上虚虚地映着一层蓬松金边儿。
不久后的深夜，我们被隔壁的怒骂和哭喊声吵醒过一次，隐隐约约听过去，声音含糊不清。夜很静，仿佛有很多人竖起耳朵不做声地坐在黑暗里，只有肉体撞击的钝响和男人嘶哑的叫嚣，之后是摔门声，再之后是女人的抽噎，高一声低一声，在夜的荒原里孤独地回响。
我和T相对无语，静静听了一会儿，继续睡觉。
别人的世界，永远是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我们在楼道里遇到对门大爷。“客人，”他压低嗓子，“要么是姘头。”
笃定而神秘地说，“因为钱。”
芳邻的门口依旧隔三差五摆起垃圾袋，芳邻的行踪依旧难以捉摸，芳邻的职业依旧难以确定。但单凭染黄发、独居、昼伏夜出、常叫外卖这几项，就足以挑战Q市市民单纯老派的道德观；不过，只要她能及时清理垃圾而不是任由它们在楼道里发臭，那么正派也不介意与不正派比邻而居。
比起乡村来，城市生活的好处就在于此：一般来说，只有你妨碍别人的时候，别人才会关注你。你可以把这叫做自由，当然也可以叫做淡漠。
一扇门和一扇门之间只隔着楼道，楼道大概有一米五宽。
只要关上门，别人的世界永远是别人的世界。
参观别人世界的机会不是很多，有些比较极端。比如，知道楼下的房子里发生了什么，是因为来了警察。
“杀人了！”围在楼道口的人们窃窃私语，互通消息，带着安善良民式的紧张和小小的兴奋。
听上去楼下似乎租住着一位大哥和他的相好，大哥的职业不太光彩，仿佛和毒品有什么牵连；另有一名小弟与他们同住，帮忙跑腿并照顾大哥的饮食起居，相当于保镖兼私人助理。大哥的管理方式简单粗暴，有时头脑还不够清醒，常把小弟打得头破血流，有时用拳头，有时用烟灰缸、皮带头儿或者刀背。有一天晚上，小弟忽然忍无可忍地将菜刀剁向大哥的脖子。他的行动进行得颇为顺利，因为当时的大哥正在昏睡。
皮肉被砍断时发出的钝响和随着血液喷溅出来的温热惊醒了相好，她脸色苍白，坐在床上平静地听跪在地上的小弟诉说砍人的苦衷，然后在小弟的要求下打了报警电话。她自始至终没有尖叫，也没有下床，以至沾了一身的血；对此，有解释说她是被吓得丧失了基本反应能力。
整个故事情节精彩，对白生动，细节准确，我真不知道究竟应该佩服邻居们的情报搜集能力呢，还是他们的想象力。
这个不是很刺激的凶杀案不久就不大有人提及了，自家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往往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电梯里开始出现荧光笔写的“房屋出租”字样，附带着电话号码。这则租房启事总是在第一时间被涂抹掉，一而再，再而三，应该不是一个人干的，而是出于众人的默契。
“凶宅。”电梯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所以看到号码也不吉利，必须抹去？
几次较量之后，“房屋出租”和电话号码终于识趣地不再出现。房主大概明白了邻居们默默无言又坚不可摧的意念：让我们就像这事儿从未发生过那样继续生活吧！
小时候我曾经在Q市生活过很多年，但现在我像是来到一座全新的城市。
我很诧异自己对于Q市的印象是如此单薄贫弱，对Q市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只知道道路的名称、公交站牌、火车班次，只知道医院、学校、政府、电影院的地址，只知道食品可以去超市买，只知道海。
没有什么举措，比关在学校里学习那些印在书本上的东西，更能把一个人与现实隔绝开了。
当过于专注目的，人就已经错过了身边的世界。
电梯一层一层升高，开门，关门；走进楼道，开门，关门。
我们的房子足够高，在朝南的窗口刚刚能看到食指高矮的一牙儿海。这也正是我们搬来这里的原因。天气好的时候，这条海闪着粼粼的金光；能见度不高的时候，它和天融为一体，扩散成一片模糊苍郁的青，前景是一片破落的仓库屋顶，货场里无数露天存放的黑炭煤堆，以及交错的铁轨。铁轨两侧种着零星的树，还没开始发芽。最常见的鸟是成群的麻雀，看肤色都像是非洲来的，几乎比燕子还黑，被飞扬的煤灰染的。
我和T没有事情要做，于是散漫地经历着一切。
理想生活？
蓝色的海是细长条，水汪汪地闪着金边儿，麻雀一身煤灰，楼道里的饺子味儿，电梯里味道可疑的液体，门口堆的垃圾；手指浸在鱼香肉丝菜汤里的梦游姑娘，吱吱扭扭唱着“不要抓我脚”的电子怪物，楼下的血和杀人犯—我们的理想生活，悬浮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中，如同海上孤岛。
我渐渐地看清生命的面目，闻到它身上的烟火味儿。不能逃避，没有借口逃避；不能说我工作忙，因为根本没工作；不能说我要出差，因为没差可出。我一头栽进了生活之中，成为一名闲散的小市民，路过众人的快乐，旁观众人的悲伤。
这个，是否就叫做隐于市？
晚上，安静地躺在床上，新洗过的旧粗布床单让人像躺在谷堆上一样舒服。
从窗子里看到湿润的蓝紫色的天空，浓纯得像小时候用过的蓝紫色钢笔水；码头和轮船上的灯光有着半透明的硕大的圆形光晕，是一棵一棵橘黄色的蒲公英；月亮也是，不过呈浅黄色，带着橄榄形的大花瓣，像雏菊。
我把这发现告诉T。他很惊异地瞪着我，说月亮和灯都是明亮的圆点儿，边缘明显，毫不含糊。
眼中曾经是另一个世界，原来要怪近视眼加散光误人子弟；戴上眼镜看清周围，才知道自己过去是无可救药的印象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