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对谗人非常讨厌，常常把国家的腐败归罪于谗人的谗言。荀子在《成相》篇中说：世之衰，谗人归。比干见刳箕子累。
谗人罔极，险陂倾侧此之疑。荀子把谗人看成是国运衰败之源，认为一旦谗人得道，国家的大厦将崩溃无疑。荀子以纣王的灭亡来证明他的论点。纣王本来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能人，据《史记·殷本纪记载，他文则“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武则“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在他周围的群臣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对他忠诚而敢于直谏的箕子、比干、商容、西伯昌(文王)等；一种则是以谗言包围他的费中、崇侯虎、蜚廉和恶来父子以及他所宠幸的妲己。荀子认为商朝的灭亡就在纣王杀了敢说真话的比干等人，而被一批谗人所包围。商国西伯昌父子的军队对商王朝造成致命的威胁，此时，商朝中一些“贤臣”不得不进谏，但都因纣王拒谏而弃官逃亡。最后只剩下比干、箕子等一些敢于继续直言的中坚了。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他仗着自己是王亲，便直言不讳，以至进谏的奏词过了火，纣王为此而勃然大怒，竟将他挖心杀死，并把他还在怀孕的婶母也一起杀掉。箕子闻讯前来相救，又被纣王将他当成疯子囚禁在奴隶营中。纣王杀死了最后的几个贤臣后，剩下的就只有会说谎话和媚话的谗人了。所以他从此闭目塞听，什么也不知道，直到文王率领的周师距朝歌只有三日的路程时，他才开始点兵迎战。此时恍然大悟已太晚，败局已定，接下去便是自杀身死，商王朝覆灭。荀子以这个例子来说明“世之衰，谗人归”的道理；尽管夸大了谗人的作用，把商朝灭亡的原因简单化了，但是，谗人在导致一个国家灭亡的诸因中，确实是个重要的原因。
谗言祸国殃民，使荀子和后来的许多学人感到异常可怕。但也有非常蔑视谗言的，觉得谗人乃是叽叽喳喳之辈，不过是历史的渣滓，大浪淘沙，他们总是要被淘汰掉的。刘禹锡就持有这种浪漫主义态度。他的诗《浪淘沙》第八首云：莫道谗言如浪深，
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古代的思想家尽管有不同流派，但都讨厌谗人。我们至今还找不到一篇为谗人辩护的文章。他们都把谗人与佞人视为不齿的小人类型，在文子所排列的二十五等人中，属最后的一等。然而，对于如何界定谗人与佞人，两者有何区别，常有争论。因为佞人正是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之人，所以谗人正是佞人的一种。佞必谗，谗必佞，这两种小人是很难分清的“两兄弟”。但有些古代的思想家，还是很细心地分清这两个概念。例如王充《论衡》中的《答佞篇》，就把谗人与佞人区别：问曰：“佞与谗者同道乎？有以异乎？”曰：“谗与佞，俱小人也。同道异材，俱以嫉妒为性，而施行发动之异。谗以口害人，佞以文危人；谗人以直道不违，佞人依违匿端；谗人无诈虑，佞人有术数。”按照王充的看法，谗人与佞人有三点区别；一是谗人的特征在于善于谗言，主要的手段是以口害人，而佞人不一定善于说话，主要是以行动害人：二是谗人一般都以谗言公开惑君惑众，与之相比，佞人更善于隐蔽，藏匿得更深；三是谗人总是以为自己的谗言可以欺骗天下，所以往往无所顾忌，而佞人则更有心术，更懂得阴谋与策略。在这三点区别之外，他们的共同点就很多了。
王充概括得相当清楚。但有一点值得商榷的是，他说谗人“无诈虑”恐怕不妥。因为谗人既然以口害人，以善谗为特征，那么，这种谗言自然是一些谎话，鬼话，不负责任的话，这种话里本身就包含着“诈”与“心术”。再说，人世间如唐代的李林甫这种口蜜腹剑的人不少，他们不仅口中有蜜——善于辞令，而且腹中有剑——也有心术，真正的谗人必定富有心术。此外，王充说谗人“直道不违”，似乎也值得商榷。因为谗人走的都不是直道而是邪门歪道，而且无孔不入，特别是喜欢在人们背后进谗，拨弄是非，这就不能算是“直道”。中国古书中记载有些官员非常害怕谗人，他们不放弃官位，主要不在于恋其荣华，而在于官位乃是保护自己免于受谗人之害，也就是把官位当做防谗的盾牌。因为有了官位，谗人才能畏惧三分，不敢当面诽谤，而一旦弃官退职，谗人的诋毁就开始了。如《毛传》云：“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又《晋书·阎缵传》记皇太孙立上疏云：“故曰：‘一朝不朝，其间容刀’。”唐朝李德裕，讲得更为深切，《李卫公外集》卷二《退身论》云：“其难于退者，以余忖度，颇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一旦去权，祸机不测。操政柄以御怨诽者，如荷戟以当狡兽，闭关以待暴客。”这些话都是在说，谗人的谗言常常在你不在场、不当官的时候乘虚而入，为了让谗人无法进谗，只能硬着头皮在不称意的官位上待下去。
中国古代官员这种惴惴不安的心境，几乎使人难以置信。但是，中国的官场以及官场之外的人文环境，确实充满着凶险。上述官员和官员研究者的话说明，谗人的谗言已经达到无时不在、无孔不入的可怕境地，以至一日没有权柄的保护，就觉得不安全，会被谗人的谗言所杀。这真是一种中国特有的谗人恐怖。
说谗人恐怖是中国的特色，乃是说，它与中国非常发达的“口腔文化”有关。有人说中国文化乃是一种“口腔文化”，这是在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之后所得到的一种模糊的直觉和模糊的把握。但这种把握却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的现实文化确实与“吃”的关系特别密切。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吃的文化。而且吃文化常常被推向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五四”运动的改革家们早已指出，中国文化有“吃人”的问题，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在吃人之外又吃大自然，这也是很突出的。中国有句民谚，叫做“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吃大自然的一种生动又坦率的表述。这里的吃，是很具体很切实的吃，决不客气。现在已把山吃得差不多了，甚至海，也正在慢慢吃。然而中国的“口腔文化”最可怕的一面，还是以口吃人。这对于不会用笔的人，是“口戕口”，以口戕人；对于会用笔的“笔杆子”，则是以笔为刀枪，以文章杀人。
中国古籍中早已有“口戕口”的观念，这自然是口戕口现象的概括。钟惺、谭友夏的《古诗归》就引用过全上古三代文武王《机铭》的话“皇皇唯敬，口生，口戕口”，然后又加以评说，谭评：“四‘口’字叠出，妙语”；钟评：“读‘口戕口’三字，悚然骨惊。”古人一听到“口戕口”就毛骨悚然，可见以口杀人之厉害。这种口戕口的“文化”，才是更深层的口腔文化。我国古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看来还是比较娇嫩，一听到“口戕口”三字就吓得发抖，大大不如我们这些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现代人。批俞平伯，批胡风，批路翎，批“右派”，场场是“口戕口”，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口戕口的“文化”发展到高峰。那时，天天戕，月月戕，年年戕，戕得又狠又辣，戕得天昏地暗。
以“口腔文化”来看谗人，谗人的面目便更清楚了。其实，谗人就是口戕口的能手，因此，凡是以口戕人，以话语诬蔑毁谤欺骗他人的人，都可以视为谗人。正是因为中国有大批谗人在，所以他们才把“口腔文化”发展为害人杀身的“谗人文化”。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正是“谗人文化”的大泛滥，“谗人文化”在革命中得到充分发展并进入它的黄金时代。
所以说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代是“谗人文化”的黄金时代，首先是因为到了此时，“谗人文化”已发展为无数类型，有大揭发，有大批判，有大声讨，支持批判揭发声讨的，有杂志，有电台，有报纸，有大字报，沸沸腾腾之中，有以口戕之，有以笔戕之，有以効忠信戕之。以口戕之则有所谓面对面的，也有所谓背靠背的，也有所谓肩并肩的；以笔戕之的，则有大字报，小字报，红卫兵报，还有揭发材料，检举材料，交代兼揭发检举材料等等。无论是口还是笔，流出来的均是谗言。其次是在这个黄金时代中，谗言已具备神圣的形式，并且有“反修防修”、“防止吃二遍苦”的崇高名义，像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等文章，以及无数批判作家学者的文章，其实是满篇杀人的谗言，满纸造谣，诽谤，中伤。然而，因为名义崇高，所以文章总是气势磅礴，慷慨激昂，充满革命义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倒符合王充的谗人标准，即虽然以口戕人，但“直道不违”，而且无所“诈虑”，不像佞人那么偷偷摸摸(按照王充的标准，只有那些办案人员，才不算以口害人而是以事危人，乃属佞人范围)。可惜王充不是生在现代社会，否则他一定会看到谗人的现代形式和“谗人文化”的当代宏伟景观，面对这种空前规模的景观，他一定会感叹不已。
我过去读死书时，一见到谗人这个概念，就想到那些在人家背后叽叽喳喳的人，也没有想到在宏观层面上有如此“气魄雄大”的现代谗言家和“谗人文化”。而现代谗言家以口戕人的本事之大，根本不是“叽叽喳喳”人所能比拟的。“文化大革命”中像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这样一大批知识分子均无法忍受谗言而自杀，这些事例都足以证明现代谗言家力量之巨大。一个国家元首转眼间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一个卓越的作家和学者转眼间可以变成“反共老手”；这种现象，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王充等古代思想家一说谗人就认为他们是小人，这固然是对的，因为他们的人格、灵魂确实渺小得很；但是他们的气魄如此之雄大，杀伤力如此之惊人，我们能说这些小人不是“大人物”吗？
这样想来，谗人的定义似乎应当重新界定，至少需要区分大谗、中谗、小谗。叽叽喳喳的人自然可归入小谗，例如小胡同里的居委会，其主任可以说是“官居极品”，官小得不能再小了。但他的周围竟也用了几个比他更小的谗人给他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倘若胡同里有几个被解除公职而退入街道的“右派分子”，那么，这几个小谗人就会忙得不亦乐乎；倘若胡同里有个小寡妇，而且她的门前又有男人走过，她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叽叽喳喳地在“主任”面前唠叨个没完。
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种“直道不违”、“无诈虑”的谗人，则属大谗。而在大小谗之间玩些小聪明、小狡猾，随风旋转，时时写点“大批判”文章，只能玩玩“反和平演变”、“反自由化”的标签，其目的只在排除异己，寻求荣升之路，而文章并无姚文元之气势，就只能算是中谗。中谗虽比街道中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多一点墨水，但却属于三四流文棍、文痞，其谗言的功能有限，成不了大气候；目前文坛、报刊上活跃的大批判家，不少属于这种谗劲有余但谗才不足的中谗，他们的调门虽高，但字里行间确实已空空洞洞，浑浑噩噩了。
尽管新谗人可鄙可笑，但他们的大量出现和谗人文化的空前发达，却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以“文化大革命”来说，当谗人文化发展到极盛的时候，全国全民的全部兴趣，即民族生活的焦点，就全落在口枪舌剑之中。你揭发我检举，个个想方设法打倒一些人，功夫全用在“谗谄”二字之上。这样，其结果一是人心越变越坏，坏到难以估量；二是国家日益空疏，无聊，逐日失去元气。那个时代，谁谗的本领最大，谁的地位也就最高，这与古代某些王朝中谁最会斗蟋蟀谁就最得到皇帝的重用一样。所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谗人皆当了政治局委员。此时的政治，便成了谗人政治。
我在《猛人论》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关于猛人被包围而变得昏庸的思想，而包围猛人并使猛人有效地变形(包括变聋、变瞎、变昏)的包围者，常常就是一些谗人与佞人。因为这些谗人虽然对下非常凶狠，但对上却很会献媚。佞人与谗人都是作态献媚的能手，不仅常故作小儿态，还常故作女人态。李贺的《荣华乐》描述他们说：“玉堂调笑金楼子，台下戏学邯郸倡，口吟舌话称女郎，锦袪绣面汉帝旁。”他们简直是一面撒娇，一面进谗，所以皇帝就容易被他们所包围。如果皇帝或其他猛人周围有些正直有识之士，敢说些使猛人清醒的话，那么，谗人一定要“清君侧”，把这些有识之士吃掉。中国的专制政治，常常正是谗人佞人包围和猛人被包围的互动政治体系，结果呈现出来的便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滑稽剧。而猛人所以不可避免地落入谗人佞人们的包围，又与他们实行的一套制度有关。专制制度需要佞臣和谗臣。爱因斯坦说得很好，他说：“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的总是一些品质低劣的人。”(《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我的世界观》)在专制制度下，最高专制者要求下属最重要的是忠顺，而不是清廉，忠顺高于一切。而谗人佞人不管品质多么低劣，他们却有表演出忠顺的特殊本领。他们无休止地歌功颂德，讲皇帝爱听的话，而且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皇帝在他们面前不仅不会感到自己昏暗，反而感到光芒万丈，光焰无际。所以中国的谗人佞人总是绵延不断，至今仍然相当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