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人有口患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情商问题，有人可能天性就记别人对你的恶，而有人可能天性就记别人对你的好，这一来一去的选择，导致人的表现差异就很大。感谢上帝，我记得的个人交往历史上的恶人实在不多，基本上还是以记得好人的为主，这让我自己肯定自己的历史，也对未来更有信心。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遇人很淑，但如果我们有一个怀淑的心态，那么我们也许将来更能遇淑，因为基本的规则是，我们以人为淑则人淑，以人为不淑则人不淑。
贪婪
贪婪的人我遇到的少，但还真遇到过。我从这位贪婪的朋友身上看到了贪婪的基本样式：[1]永远只为自己着想，从不为别人想一想；[2]得寸进尺，得尺进丈，没有任何的分寸感；[3]没有任何的平衡与回报之心，永远把自己争得的东西看做是自然与应得的，而且还觉得远远不够；[4]很少顾及翻脸与谈崩的后果，只一味地追求最佳的利益，在他那里没有“妥协”的概念。
我以为，贪婪与过去的严重不安全感及对人的严重不信任感有关，因此，他要在一项单一的交易中完成自己的如意算盘；贪婪与家教里面斤斤计较和抠门儿有关，把最小的利益也不放弃变成了一种习惯；贪婪也与没有见识有关，在贪婪者那里，除了索取看得见的好处，并没有其他形式的利益与情义可说，也没有长远的考虑；贪婪者的眼睛放着绿色的小光，他们通常在阴暗处盘算着可以盘算的人和事。
作为代价，因为贪过度了，所以贪婪者最可能的结果是鸡飞蛋打，一无所获；贪婪者最终不仅得不到实际的利益，而且还有最贬斥他的敌人，以至于自己毫无空间，并且被人痛恨；贪婪者即便偶有所得，也必激发别人对其的仇恨，而被别人加倍惩罚。故贪婪者必亡，厚贪者亡之更快。
人有偶尔的贪心或者小小的贪图并不奇怪，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点这样的状况。“贪”在适当的情况下未免不是一种进取的动力，但贪过了界限成了贪婪，就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了。人本有天使的形象，而贪婪者从汗毛到手脚都不再有让人喜欢的感觉，更容易被别人骂。
啰唆
啰唆是很多妈妈的习惯，也是很多太太的习惯。有意思的是，严格追究起来，啰唆的内容并没有太多不对的，但是啰唆的效果往往很不好，很典型的情况是，有人受不了啰唆而大声抗议或者拂袖而去，而那啰唆的人因为好心得不到好报而伤心落泪。如果我们给啰唆一个定义，那就是正确的信息与事情，不适当地强调了三遍以上，尤其是强调的形式没有任何创新与变化，越是用同一形式的简单强调，越是显得啰唆。如是，我们就能想起生活中很多啰唆的例子了。叫小孩睡觉前关灯强调了三遍；提醒老公回家时带一瓶酱油打了三次电话；让学生放假回来交作业，发了三次邮件；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给同学布置阅读要求，我把一本书的名字多说了一遍，就听到一个同学和另一个同学悄悄地说，“袁老师今天可真啰唆”。
啰唆在很多时候是过度责任心的表现，所以它比较多地体现在妈妈群体中，过度责任心使其对于提醒对象的信赖度下降，而且期望采取更多事前保障的方式避免问题的后果。事实上，大部分的人更乐于或者更习惯在后果学习中纠正自己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啰唆是一种动机良好但违反人们自然学习方法的机制。啰唆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是习惯，往往在一个啰唆的家长教养下长大的人，可能就会学会啰唆的习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就会把啰唆表现出来；啰唆也是一种比较非规范的管理方法，通常啰唆的人主要使用语言提醒法，缺乏使用其他管理方法的尝试，希望通过提高语言频率的方法，确保管理目标得以实现，而且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又比较机械，没有加以适当的调整、创新与变换，因此刺激符号显得陈旧而令人厌恶。
一个妈妈，出于爱心而啰唆，却可以导致她与孩子之间产生极大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来，一种信息的简单重复对于情感疏远有多么大的副作用。但在家庭之外，尤其在官场上会看到这种简单的语言心理现象受到了普遍的忽视--我们的领导太啰唆了。即使他们真的是出于公心、出于爱心，他们的套话也已经日复一日地操演了太长时间了。如果妈妈同样的话说三遍就被孩子厌恶，那么那些把一些说法重复了十几遍、几十遍的人在听众与群众的心中是什么形象，不是很简单就可以推理出来的吗？其实偶尔啰唆并不可怕，知道自己啰唆而在沟通方法上有所改进与调整就好了，可怕的是，他对自己的啰唆浑然不知，而且还在威风头上，别人还不好说他啰唆。
规格
北京有个校外教育论坛，请我去参加，我一向热心于大学生的非课程教育，当然就很痛快地答应了，然后他们又因故调整行程，我就不能与会了，所以我让一位同事代为参加，组织者就觉得与“规格”不符，所以婉言谢绝了。
在我做《头脑风暴》节目的时候，规格实在是个困扰我们编导的大问题，但是我也能理解，大家都要求规格，而那些合乎规格的人就忙得不亦乐乎了，所以偶尔的代表也情有可原。这都是很经常也很普遍的现象，人们在交往中讲究规格，在谈判的时候、在会见的时候、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在请客的时候，如果规格对等了就算是礼貌了，否则就有点失礼。如果不对等交往的现象太严重，则可能导致交易的断绝。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很讲究面子的，所以对规格的讲究就会格外多一些，明白规格的存在，讲究规格的对应，也算是一项很重要的人情世故。
越是等级制严格的单位越是会讲究规格，这在政府部门、大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家族制的企业中就会特别突出；相反，在文化单位、在艺术家群体中、在新经济单位，规格的讲究则缓和得多。如果我们不合乎规格，通常需要让有头有脸的人特别打招呼，或者以更有头有脸的人的代表出场。我以前在机关工作的时候，职位虽然不高，但是以部委代表的名义也一样可以在地方政府的活动上坐主席台，道理就在这儿。而现在，我自己是不怎么讲究规格的，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坐下来吃饭，倒是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你怎么会在这儿吃饭？”“没有大领导陪你吗？”“你也坐经济舱啊？”可见，规格还可以用其他角度的方式发挥作用呢。在文化来说，自卑或者贫苦出身的人比较喜欢讲究规格，反而是中产与小康家庭的人对于规格会无所谓一点。所以，我们碰到太讲究规格的人，实在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君子，规格大致知道一点，不要离大谱儿，不周到的地方招呼打到也就可以了，也不要太把规格当回事。如果因为规格而把正事误了就更不对了，因为我的观察是，够规格的人套话太多，而真能说东西的人很可能规格不够，所以，有意思的世界也许是这两种人结合才好，这也是我在组合会议讲员与节目嘉宾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当然，如果有人在规格与能力方面两边不靠谱儿，那就没啥说话的余地了。我期待有更多的人靠本事赢得规格，其规格也能有坚实的能力支撑，而同时规格能帮助自己接近更多的资源，最终能有更强的能力，这样规格就不只是一个席位与样子货。
大师无“谱儿”
我最早认识的大师级人物，应该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王先生站着做讲座，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堂上并不多，而且慈容可掬，对学生提的一些很基础的问题一一耐心作答，让我有“大师不大”的感觉。我后来认识了著名法学家龚祥瑞先生，对于先生乐于与学生为友，常与学生轻车简行于各地城乡印象深刻。北京大学的著名文化大家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而为人之低调、对待遇要求之有限让人不免汗颜。我也曾撰文感慨一直在卸任后做公益工作的美国前总统卡特，人望崇高，但基本上只坐的经济舱。
我也认识一些完全不同的人。某著名海外经济学家，在讲学的时候特别强调，接送他的专车不能低于三十万元。几个咨询策划界的名人，不仅爱自封大师，而且对于在一些地方出场的场面、与谁同席、入住宾馆的级别、飞机是不是头等舱讲究得不亦乐乎。一位很有名的培训专家，因为来机场接他的人不是老总，当场就要坐下班飞机走人。某著名的国际营销专家，本人还算谦逊，他弟弟的谱儿却比他大很多，自称是他弟子的人的谱儿简直大得吓人。我也遇到太多的朋友把名片上的头衔印得满满当当，尽管大部分是虚名，甚至是自己给自己搞出来的名堂。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谱儿是自卑者的符号，是用来唬人的老虎皮。对于真正的大师而言，谱儿的价值很小，甚至没有，大师之所以是大师，是知道了学问与奥妙之大，因而虚怀若谷；相反，不曾触及学问与奥妙本质的人就需要谱儿了，因为个人的利益套现主要就是靠这谱儿和构成这谱儿的、旗号、头衔、排场来支撑。所以，我们似乎不难从这里面得到一个判断：大师无谱儿，谱儿大学浅，甚至谱儿大德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