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对高丽的野心
在细说“文永之役”前，需要回答的几个问题是：高丽为何提议攻打日本？为何等了几年之后，元朝与高丽联军才征讨日本？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在汉朝的时候，日本分为一百多个国家，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当时，它还要通过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的玄菟、乐浪等郡上交贡赋。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改变。
在南北朝时期的日本，中国史书所谓的“倭国”，已经开始觊觎朝鲜半岛这块肥肉。《宋书》有记载道：
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这段史料的意思是，太祖元嘉28年（451年），“倭王济”获得了都督新罗、任那、秦韩等朝鲜半岛国家军事的权力，后来，“倭王武”自称有权都督朝鲜半岛各国军事。
5世纪中期的时候，日本正值所谓的“古坟时代”的中期[1]。按照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的判断，“倭王济”和“倭王武”相当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允恭天皇和雄略天皇。现有的历史史料表明，正是在这一段时期，为了控制朝鲜半岛的南部，获得朝鲜的先进技术和铁资源，在日本大和朝廷与朝鲜北部的高句丽政权之间，还爆发过战争。
到了7世纪的时候，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日本与新罗曾多次交换使节，但由于日本想把新罗当作从属国对待，双方的关系急剧恶化，于是，日本的遣唐使船只不再由朝鲜半岛登陆，而是直接航向中国的江南地区。当时，中国东北的渤海国因与新罗对抗，曾多次向日本派出使节。
日本甚至还曾与唐朝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五代时期成书的《旧唐书》有记载，在公元663年8月，唐朝与日本爆发了一次海战，地点就在白江，即今韩国锦江入海口附近。这是中日两国的第一次战争。《旧唐书》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2]也就是说，唐将刘仁轨率领海军四战皆捷，把日本海军打得落花流水。
11世纪中期的时候，日本与高丽的关系发展迅速。在此之前，双方的关系仅限于在发生海难时，送还对方失事的船只与水手，但后来双方的贸易关系也逐渐发展起来。不过，两国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差比较大，高丽出口
[1]古坟时代（Era of Great Tombs），又称大和时代，日本继弥生时代之后的时代，从公元300年左右开始，迄于600年，因当时统治者大量营建“古坟”而得名。
[2]《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列传》。
日本的货物是原材料，而日本出口高丽的是制成品。到了13世纪时，这种不太平衡的贸易关系，使高丽限制了与日本的贸易关系。
另外，在13世纪逐渐猖獗的倭寇——日本海盗——也限制了日本与高丽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伤害了两国的政治关系。
见诸史料的倭寇第一次袭击高丽，是发生在公元1223年5月。郑麟趾所著《高丽史》记载道，高宗十年（1223年）5月，“甲子倭寇金州”。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倭寇频频袭击高丽南部沿海村落。
公元1227年7月，金州再次遭到倭寇袭击后，高丽派出特使去日本交涉。日本的态度相当正面。当着高丽特使的面，九州太宰府的守护武藤佑赖向部下发出命令，捉拿袭击金州的倭寇并予以斩首。但这并不足以对倭寇形成震慑。公元1232年，日本肥前国的倭寇卷土重来，袭击高丽并抢走了很多稀世珍宝。
蒙古进入并控制高丽之后，倭寇的气势才有所收敛。公元1251年11月，高丽在金州修建堡垒，以对付日本海盗的袭击。1259年高丽臣服蒙古之后，立即派遣特使去日本，要求幕府镇压倭寇。但是，倭寇的袭击并未停息。1263年2月，倭寇再次袭击金州，并劫走贡船上的货物。
正是因为存在这些恩怨，公元1265年，高丽人赵彝等人才向忽必烈谏言，“日本国可通”。也正因为存在这些恩怨，1271年，高丽的日本通事曹介升对忽必烈说，“若大军进征，则愿为向导”。
但是，因为蒙古与日本互相知之甚少，所以，虽然经过好几年的外交努力，双方却并没能建立和平的关系，最终，蒙古人选择了兵戎相见。
2.高丽平叛
但是，为何直到公元1274年，元朝与高丽联军才进军日本呢？前面提到过蒙古朝廷的外交努力，他们希望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就让日本人臣服，从而借助日本的军力进攻南宋，而不是分散进攻南宋的力量攻打日本。蒙古人的外交努力一直到1273年才作罢。这是对日本的征讨一拖再拖的重要原因，但并非是惟一的原因。
这与高丽国内的情况有密切关系。公元1269年6月，高丽权臣林衍发动叛乱，废了王禃的王位，立王禃之弟王淐为王，高丽上下顿时一片混乱。8月，高丽世子王谌到达京城汇报此事，于是，忽必烈派遣了两位使臣去高丽了解情况。9月，高丽枢密院副使金方庆随同蒙古使臣入朝商议平乱之事。王谌向忽必烈请命，愿率领三千兵马、备足五月粮草，随蒙古大军入高丽平叛。
但忽必烈不想鲁莽行事，毕竟，高丽内乱的原因还没有弄清楚。于是，忽必烈做了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方面，他派兵部侍郎黑的等人诏令王禃、王淐、林衍等人于12月一同来蒙古朝廷对质，“听其是非”；另一方面，他又派大军开赴高丽，如果这些人“逾期不至，即当穷治首恶，进兵剿戮”。[1]
11月，高丽都统领崔坦等人以林衍作乱为由，带领高丽西京地区50多座城池归附蒙古军。之后，忽必烈又派人去高丽征兵，在听到高丽西京都统抱怨兵力不足后，这才加派蒙古兵力前去增援。
忽必烈的算盘很明白，尽量用高丽的资源来平复叛乱，一方面可以节约蒙古兵力，一方面可以削弱高丽兵力。道理十分简单：高丽虽然已经称臣，但是从以往历史上看，它是不会甘心归附的。对此，蒙古人的心里十分明白。
[1]《元史》卷二百○八，《外夷列传一》。
蒙古枢密院群臣在讨论征伐高丽国一事的时候，一位叫马亨的官员提出警告说，高丽现在虽然来行礼朝拜，但“其心难测”，因此，他建议以大兵借路去攻打日本为名，“乘势可袭其国”，然后把高丽作为郡县加以治理。但他同时表示，现在并非是讨伐高丽的好时机，应该在平定南宋之后，待高丽有异心之时，再回兵剿灭他们也不迟。现在朝廷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安抚并感化高丽的百姓。
最具有战略性思维的官员，当属前枢密院经历（从五品官职）马希冀。他在讨论会上说，“大抵藩镇权分则易制，诸侯强盛则难臣”，意思是说，如果藩镇内部存在若干势力，就可以利用这些势力之间的分歧，控制这个藩镇就容易得多，如果藩镇很强大的话，就很难使之真正臣服。因此，马希冀提出了一个天才性的设想：查清高丽各州城军民的多少，然后把高丽一分为二，让这两者权力均等，使它们自相牵制，然后再慢慢商量更妥善的办法。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实施。
总之，忽必烈的平叛战略很快就奏效了。11月，兵部侍郎黑的进入高丽之后，王禃很快就恢复了王位。一个月后，这位高丽王亲自到京城觐见忽必烈。公元1270年正月，王禃派出一个400人的庞大使团入朝参拜。
高丽内乱就此得以平息。其结果是：内乱首恶林衍被诛杀，胁从者“一无所问”，都被赦免了罪行，但是，仍有林衍的党羽不服，他们纠集了一些兵力，并且立王禃的庶子承化侯为王，逃亡到珍岛去了；蒙古则加强了对高丽的控制，高丽的西部边境由蒙军戍守，驻守高丽的蒙古兵力大幅增加，另外，蒙古还在高丽设置了屯田经略司，派忻都等人率领军队五千人在金州屯田，准备征讨日本的粮饷。
从现有史料上看，在公元1270年11月的时候，蒙古尚未最终确定先打南宋还是先取日本。根据《元史》的记载，忽必烈在当月下诏责备王禃说，高丽的征兵造船之事进度太慢，又说，无论是先攻打南宋还是先征讨日本，都希望高丽尽早备齐兵马、船舰、物资粮草。
3.幕府内讧
在高丽爆发内乱的这一段时期，镰仓幕府内部的冲突也在加剧。公元1263年，年仅37岁的北条时赖（1226—1263年），在幕府执权任上突然去世。此后，镰仓幕府“执权”之位空缺了五年，直到1268年北条时宗上任。在这五年期间，为了争夺“执权”之位，北条家族内部陷入分裂。
公元1269年4月，北条时宗重新设置了已于3年前解散的“引付众”，幕府内专门主管诉讼的机构。而他之所以要重设这个有权评判武士是非曲直的机构，就是为了平衡北条家族内部的权力分配。重设的引付众由五个部门组成，它们都由北条氏的人把持。在具体人选的分配上，北条时宗煞费了一番苦心，试图既能让北条氏的主要家族满意，又能照顾到北条氏其他家族的利益。
但是，幕府内部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并在1272年爆发了“二月动乱”。
据东京大学历史学家石井进考证，因为在蒙古和其他问题上的看法有严重分歧，北条时宗同父异母的兄弟、主管京都六波罗南区的北条时佑，勾结引付众的主管北条时昭、北条乘时，在京都密谋推翻北条时宗的权威。2月11日，北条时宗派大仓赖季率领一班杀手去京都平叛，一个月之后，北条时佑、北条时昭等人都被诛杀。[1]
[1]Ishii Susumu，The decline of the Kamakura bakufu，Translated by Jeffrey P.Mass and Hitomi.
但是，在北条时昭被杀后不久，幕府突然又宣布他是无辜的。最终，五名对这次动乱负责的北条氏御内人——管理御家人的上层武士——被清除。到了该论功行赏的时候，大仓赖季既没有得到褒奖，也没有收到惩罚，得到的只有嘲笑。总之，事情的真相至今并未完全打开，但是，它充分反映了幕府权力结构的不稳定。
“二月事件”被平息之后，镰仓幕府向各国发布下令，要求提交大田文（土地监察报告），列明土地面积、所有者名单等事项，作为征税及征召御家人的基础。通过了解各国土地的详细情况，幕府可以了解御家人的经济状况。这件事表明，幕府开始调查人口和经济资源，开始评估日本的军事能力。
最早在1267年，幕府曾发布一项命令，禁止御家人将自己的土地出售、典当或转让给非亲属，并责令以原价退回已经出售或典当的土地。1270年，这项命令被废除。在大田文提交一年后，幕府发布了一项新的命令，保证无偿退还被典当的御家人土地，其目的是改善御家人的经济条件。幕府出台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调动御家人抵御蒙古入侵的积极性。
公元1271年的某一天，日本曾收到来自高丽的情报，这份情报提醒幕府注意蒙古人的动向，并建议日本加强军力和后勤保障。提供这些情报的是高丽的叛军，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报复蒙古人的军事扩张。9月，幕府下发了一道命令：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蒙古人的入侵迫在眉睫。为了保卫你们的土地，所有在九州有土地的御家人必须马上返回九州。
这项命令之所以特别值得一提，是因为在这项命令发布之前，肩负保卫九州岛安全的责任的，只有居住在九州的御家人。毫无疑问，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御家人的到来，将极大加强九州的防御力量。
就在这道命令下发后不久，蒙古特使赵良弼携信抵达太宰府。天皇原本想作出正式的回复，但是遭到镰仓幕府的否决。幕府有自己的回应方式。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它派出26位特使随同蒙古特使回访蒙古朝廷。然而，由于双方彼此了解太少而猜忌太多，镰仓幕府的这次回访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