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敦煌的纪家据说都是同宗，都来自武威大柳村。纪家弟兄的爷爷在上世纪30年代在老家因穷困活不下去，即离家出走。他一边打零工，一边乞讨，一路西行。到了酒泉，他们的爷爷便担起货郎担，一路叫卖，来到敦煌。他在敦煌走乡串户，人称“纪货郎”。纪货郎积攒了一点钱后，又去党城湾、石包城、盐池湾，与蒙古人做生意。此时，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以敦煌的面粉、茶叶、酒、布匹及日用杂货，交换蒙古人的牛、羊、骆驼及马匹。当时，人称与蒙古人的以货易货为“捣鞑子”。不几年，纪货郎在盐池湾草原已拥有羊1400余只，牛100多头，骆驼30余峰，马70多匹。在敦煌城，纪货郎有房产。此时，纪货郎俨然成了敦煌城乡有头有面的人物，可以在敦煌县政府直出直入。
1947年春，纪家在盐池湾草原的牛、羊、马匹被哈萨克人抢劫一空。纪家人看到再在盐池湾草原待下去，会性命不保，于是来到敦煌杨家桥乡中渠村，置办田产180亩，务起了果园。“纪货郎”有两子，名叫纪生文、纪生武。纪生文为人厚道，心善，不善经营。1949年前后，纪家种地还得借账。纪生武那时在武威青云中学读书。
1951年春，敦煌实行土地改革，纪家被划为“破产地主”。
（二）
纪生文有六个儿子，依次为纪忠元、纪孝元、纪开元、纪永元：纪庆元、纪平元。纪老大名叫纪忠元，生于1940年10月。他上兰厅小学两年，在土地改革中，他家就被划为“破产地主”成分。纪忠元在兰厅小学初小毕业后，考入在敦煌城内的东街小学。他诚实，文静，学习用功，教师都喜欢他。纪忠元从该校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敦煌中学。1956年秋，他在敦煌中学初中部毕业后，即考入酒泉中学高中部。此时，尽管父母苦挣苦熬，仍无力供他升学。好在当小学教师的叔叔纪生武全力支持，才使他得以去酒泉升学。1957年秋，家境骤变，当小学教师的叔叔纪生武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去砖厂监督劳动。1958年秋，纪生武确实忍受不了因那重如千钧的右派分子“帽子”而导致的屈辱和歧视，逃亡新疆。此时，纪忠元在外上学没有了经济来源。全家为了不使他的学习中断，二弟只上完小学，三弟、四弟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就都先后辍学了。1959年冬，为逃避政治歧视，全家迁入东湾。
由于1958年、1959年连续两年浮夸风盛行，导致了对粮食的高征购，而对粮食的高征购，又导致了1959年冬敦煌全县饥馑，农村尤甚。眼看老大的学业不能继续，他的父母便常去队长那儿哀告借钱。就靠队上时时借给一点钱，纪忠元终于完成了高中学业。对此，纪忠元到了老年仍对当年队上的那些好人铭记不忘。
1959年秋，纪忠元从酒泉中学考入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1961年冬，纪忠元与二弟去东湾看望父母。当时，敦煌的饥馑已使广大老百姓走到了死亡的边缘。那天天黑时，他们才赶到东湾。他们看到父母和几个弟弟已因长期饥饿而全身浮肿，躺在炕上。锅里只有一锅开水，无米下锅。为了逃出绝境，纪忠元扶着父亲，二弟背着四弟，三弟背着锅碗，连夜离开了东湾，回到中渠村老家。
纪忠元考入兰州大学的那几年，正是兰州大学的黄金时代。此时，原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建国初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老教育家江隆基来兰大任校长兼党委书记。顿时，兰大少了许多自1954年“审干”、1956年“肃反”及1957年春以来凝聚的肃杀之气。人们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江隆基不愧是老教育家，他深知，培养建设国家、治理国家的人才，是高等学校的第一任务。而这第一任务能否完成，关键是教师。为此，江隆基提出：“老教师上教学第一线”。一时，那些自1954年在“审干”、“肃反”和“反右派”运动中被冷处理，戴上各种“帽子”的老教授、老讲师纷纷走上讲台。
纪忠元在兰大五年，如鱼得水，如鸟投林，他发愤读书，刻苦学习。他的作业，对某一问题的讨论提纲、实验报告，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兰州大学毕竟是做学问、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高等学府，它的思想方法、治理方法、判断事物和人的政治标准，与生产队、与基层的小城镇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这里，人们看重的是你治国安邦的才华和学识，而不是你的出身和血统。对于人们的出身，学校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个人表现”。
尽管江隆基暗暗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提出在学生和教职工的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上“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政策，使这块小天地里的人们心情舒畅，生气勃勃，但兰大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它逃脱不了当时弥漫全国的极左思潮的侵袭。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学生缺乏质疑精神。对当时充斥全国的片面性宣传，对那些表面上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固定思维以及规范人们行为的“驯服工具论”、“螺丝钉论”都没有提出质疑。这一点，纪忠元也没有例外。当时的学生，一旦对当时公认的方针政策、行为规范或片面宣传在思想上产生怀疑，人们并不怀疑这些方针政策、行为规范及片面宣传的合理性，而首先是捶胸顿足地自责：“我的思想为什么这样落后？”学生出校后到了工作岗位上，对将人的创造精神、主动精神完全否定的“驯服工具论”、“螺丝钉论”仍深信不疑，并以此要求自己。唯恐有一天因自己的一句话或一件小小的过失，做不成“驯服工具”了，做不成“螺丝钉”了，将自己这件废弃的工具从工具箱里清理出去，将自己这颗“螺丝钉”从革命的机器上卸下来，重新拿去锻造、淬火、打磨。课余，纪忠元将一篇篇俄文地质资料译成中文，投给刊物，挣一点稿费，以解身无分文的窘境。
1964年秋，兰州大学鉴于纪忠元优异的学业成绩、毕业成绩，分配他去国家地质部地质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工作。他在北京报到后，单位派他到四川省的一个地质队锻炼一年。
1966年春，“文革”风起云涌，处在政治风暴中心的北京，群众起来的最早。纪忠元是一位很有政治热情的人。此刻，他认为应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接受党的考验。他奔走，呐喊，呼号。他撰写大字报，以自己犀利的笔和敏锐的思维，与对方展开辩论。他心地纯真，没有城府的性格在那场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历史有时会愚弄对它忠诚善良的人。1970年8月，在清查“五·一六分子”的政治运动中，纪忠元被他所在单位的一些别有用心的新贵列为清查对象。从此，他被停止工作，关进“牛棚”。他每天的工作是扫院子，拔绿地上的杂草，与工人修下水道。做不完的交代，写不完的检查，使他老望不见隧道尽头的亮光。地质专业的书他不敢看，怕让人家把自己抓成“树欲静而风不止”、“人还在，心不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想霸住科学技术这块世袭领地不放”的典型。此时，他的妻子王海卫建议他阅读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这时，他深感劳动的权力是那样珍贵，要为自己的祖国出点力竟是这样难！王海卫独具慧眼，用心良苦，她建议自己的丈夫读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使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无懈可击。能说什么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出于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夜过去又会给纪忠元戴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的“桂冠”。然而，啃了几年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啃出的另一个结果却是纪忠元熟练、高超的翻译英文地质文献的本事。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纪忠元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都有了获得解放的感觉。他在“牛棚”卧薪尝胆之后，痛定思痛，对事业、对人生都有了理性的思考。他认为，对于一个立志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事业献身的人，那些过去受到的不公正、歧视都是对自己的考验和发奋努力的动力。他深感岁月再不能蹉跎。他夜以继日地抓俄语、英语学习。不几年后，他就可以不借助工具书阅读、翻译俄语、英语地质文献，审改译文主持专题研究项目。从1983年到1999年，他任《地质矿产信息》、《地质科技动态》及《国外地质科技》等刊物的编辑，翻译校对地质文献600多万字，审改文稿、专辑300多万字。他的译著《地质贮量规范》、《西方勘探哲学》已出版问世。他完成的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部委级科技进步奖和优秀成果奖5项。1991年5月，纪忠元参加地质部代表团赴捷克斯洛伐克，出席国际地质经济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了论文。1998年，他获得政府特殊津贴。地质部地质科学院有技术人员400多人，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人14人，纪忠元是其中之一。1982年，他被评定为研究员职称。
2001年秋，纪忠元退休。
2002年春，纪忠元回到故乡。其时，敦煌阳关博物馆即将建成。他费时半年，殚精竭虑，编成40万字的《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一书并出版。此书的编成并出版问世，了却了他为故乡敦煌做一点事的夙愿。
时代造就人。时代造就了纪忠元这样勤谨、忠诚、志存高远的人。社会主义的理想，祖国独立、自由、富强的信念，人民幸福、安康、富裕的愿望，为党为祖国为人民献出自己毕生精力的赤诚之心，早已浇铸在他的血液里，固定在他的骨髓里。至今，在这物欲横流，一些人急功近利、浮躁短视的时代，纪忠元仍高举着理想的旗帜，坚守着理想和信念的阵地。
（三）
纪家老二叫纪孝元，生于1944年。上世纪50年代。纪家娃娃多，老大在外求学，父母在生产队劳动一年，既分不上钱，又分不够一年一家8口人的口粮，全家生活捉襟见肘，异常困难。纪孝元从渭源庙小学毕业后，眼望着家里如此困难，父母肩上的担子如此沉重，他就不再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悄然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成了全家的主要劳动力，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1964年春，为了有一个能干较长时间，多挣些工分的活，纪孝元跟上生产队的能人徐恒魁去柳园、肃北、敦煌城搞副业修房子。几年过去，他练就了一手做瓦工活的好手艺，磨炼就了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刚强性格。当时盛行的那种人为的阶级歧视、阶级偏见的现实，使纪孝元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是三等公民。他不敢奢望付出艰辛的劳动之后能得到什么。他只希望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艰辛之后，能得到人们的承认，他只希望人们能正眼望他一眼。如果人们能接纳他站在那个大多数人的行列里，纪孝元可以付出生命。每有贫下中农家修房子，他就主动前去帮忙，承担施工的组织，承担技术性强的活。给人家盘锅头、盘炕、刷房子，他随叫随到，不要报酬。
1966年春，敦煌“四清”运动开始之后，“文革”接踵而至。那时，极左思潮在敦煌大地泛滥成灾，猖獗一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甚嚣尘上。人家胳臂套上“红卫兵”字样的袖箍，昨天“破四旧”，今天“立四新”，叱咤风云，纪孝元只能干望着。贫下中农开会，纪孝元只能垂头丧气地走出会场。他觉得自己是“异类”。他躺在炕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先人造下的这笔孽，欠下的这笔账，咋就赎不完还不清呢？
纪孝元仍相信劳动会向人们证明一切。晌午了，人们都睡午觉了，他扛上铁锨去堆坝，挖渠，作义务劳动。纪孝元字写得好，生产队让他给各家各户写毛主席语录。纪孝元多才多艺，队上每有文艺演出，都让他帮助排练。戏排练好了，别人登台演出，纪孝元只能蹲在暗处给人家提词。生产队开办扫盲夜校，纪孝元去当教员。他每时每刻都想用自己的一片赤诚，都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与贫下中农是一条心。
那时，纪孝元俨然是全家的掌柜，是几个弟弟的监护人。四弟与几个娃娃一天去拾粪，偷偷到生产队的牛圈上拾了一点粪。被纪孝元发现后，怒不可遏，用鞭子将四弟猛抽一顿。纪孝元对四弟说：“那是生产队的牛圈，那是生产队的牛，那是生产队的牛粪，你凭啥能去拾？”五弟与人戏耍时，随口说了一句涉及敦煌两派的话，纪孝元即上去给了五弟几个耳光。那时，纪孝元时刻牢记地主、富农家出身的人，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
1966年秋，纪孝元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典型，加入了共青团。
纪孝元似乎觉得自己走出了那个地主成分的阴影。实际上，在那个极左思潮猖獗的时代，被歧视的命运当你还在娘的肚子里时就已决定了，就像一颗不祥的胎记，客观存在，要陪伴你一生。
纪孝元22岁了，在农村，这已是该成家的年龄了。然而，他直到27岁，还没有找下对象。刚开头，还行，多么精干的小伙子啊！但一听说他家是地主成分，一切都免谈了。为了纪孝元能找到对象，他大哥从北京给他寄来一双在当时还顶时髦的黄翻毛皮鞋。平时，纪孝元舍不得穿，每次去相亲时，他才穿上那双皮鞋。但，七八年过去了，那双挺结实的皮鞋都被他穿烂了，对象仍没有着落。纪孝元常为此伤神不已。
求偶是动物的本能，爱情是人婚姻的基础。在那个一切都打上了政治标记的时代，在那个生产资料公有，在那个曾经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已被消灭之后，纪孝元为求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而终不可得。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之间的婚姻已由老早以前的以财产、门第、职业为标准的“门当户对”嬗变为人为的“阶级”与“阶级”的“门当户对”。这种“阶级”的婚姻的“门当户对”，往往把人的婚姻变成了动物的求偶本能。那个时代，它不承认爱情是人们之间婚姻的基础。因此，它葬送了许多人的爱情，造成了许许多多没有爱情的婚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春风，终于将坚冰打破，将航线开通。从此，中国大地解冻了。
1982年春，纪孝元拉起一帮人，承包并完成了敦煌县农科所病虫测报站的建设工程。
1983年春，纪孝元任杨家桥建筑公司副经理。
1985年8月，纪孝元与纪开元承包了敦煌市乡镇企业局的一座招待楼，办起了专营餐饮的“聚仙楼”，纪孝元任经理。纪孝元为人厚道，为人处事心不黑。他保证饭菜质量，和气生财，诚恳待人，按时发放职工工资，按时上缴承包费。一时，“聚仙楼”在敦煌乃至河西，执着旅游餐饮业之牛耳。
纪孝元经营“聚仙楼”不久，以诚信称著于敦煌。之后，他被推选为敦煌工商业联合会委员。
1992年5月，纪孝元因病去世。享年49岁。
纪孝元天赋很高，极想有为。然而，他生不逢时，命运多乖，时运不济。当中国大地解冻以后，正要他大显身手，发挥聪明才智之时，他却怀着对苍天不公的怨恨离开了人世。
多数人的政权，多数人的统治，在中国现代一段特殊的历史阶段里，出于领导者单相思的理想主义，出于“乌托邦”式的理想，并没有给多数人带来安定、温饱、自由的生活，而是分配了贫困。那些被歧视的少数人，他们一些权利的被剥夺，使之失去了对文化、对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