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新型教育组织，萌芽于唐代，历经宋元明清四代，存在了一千余年。书院制度的独特之处是在综合、改造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形成一种非官非私的教育模式，它不是官学但有官学的成分，与私学不同但兼具私学的特色。自书院出现后，中国古代的教育呈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平行发展的格局，相互间既有排斥，又有渗透、融合，共同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书院作为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其形成之时强调探讨儒家义理、增进个人修养，不以准备科举为目标，经费主要依靠私人捐赠的院田收入，办学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书院受到官府不同程度的控制，生徒也难以摆脱科举取士的影响，因此官学化、科举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清末近代新教育兴起以后，书院的办学场所、师资、设备均被视为教育资源而加以利用，书院积累的教育经验更是被后人所称颂、继承。
一、书院的起源和形成
书院的名称始见于唐代，有官方设立和私人设置两类。官方设立的书院主要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如唐开元年六年（718年）朝廷设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改为集贤殿书院，既相当于中央图书馆，也集聚一批学者，“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故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私人设置的书院主要为个人藏书、治学之地，地方志书中多有记载，如四川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江西德安县的义门书院、福建漳州的松州书院、浙江象山县的蓬莱书院等。这些私人创建的书院在藏书、读书的同时也伴有讲学活动，但尚未形成制度，是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萌芽。
书院也有称作“精舍”或“精庐”，如南宋朱熹所办的武夷精舍、清代阮元所办的诂经精舍等。精舍名称的出现比书院更早，早在东汉时即有人称自己治学、讲学之所为精舍或精庐。《后汉书》中有一些相关的记载，如“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包咸传），“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州郡礼请，五府连辟，并不就”（《刘淑传》）等。后经三国到唐代，有些僧侣、道士也把自己传经说法的地方称为精舍，且大多建在名山丛林，这对后来书院的建置颇有影响。东汉的精舍已经具备书院教学的一些特点，但就其功能而言尚不能等同于书院。
书院制度萌芽于唐代，其起源亦可上溯至东汉，而正式形成则在北宋。北宋初年，各地的书院教育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一些有名的书院。如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和江苏江宁的茅山书院，被称为六大书院，不仅以教授生徒而声名远播，并因曾得到朝廷的赐书、赐额或赐田而增添影响。北宋的书院也有四大书院、八大书院之说。如吕祖谦称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为四大书院，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以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而持八大书院说者则在六大书院的基础上增加江西的华林书院和雷塘书院。
书院是对古代私学教育传统的承继和进一步发展。中国私人讲学之风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以“有教无类”的形式出现，冲破由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促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两汉时期，私学教育也一直很发达，不仅承担着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任务，更有为数众多的经学大师设坛讲学，他们施绛帐，授生徒，其影响和成就甚至超过官学。在此后朝代不断更替的历史长河中，私学始终与官学相辅而行，成为传承教育、昌明文化不可缺少的主要载体。书院与私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共同点，它吸收了私学长期积累的一些办学经验，其讲学形式类似于汉代经师的设坛讲学，并且面向下层社会，实行“有教无类”的原则。但书院与私学也有很大的差别：私学没有固定的校舍和相应的教学设施，往往以私人住宅为讲习之所，书院则别立专门的馆舍，并有一定的规模；私学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常因缺乏经费的保障而难以支撑，书院则有一定数量的院田，一般均为私人捐赠；私学没有专门的图书藏所，更不具备印刷书籍的条件，书院均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并进而发展成印刷和出版书籍；私学的教学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完备的规章制度，书院则有相应的学规、教条，以保证教学的有序进行。可见，书院不仅继承了私学教育的传统，也借鉴了官学教育的经验，是一种既非私学又非官学的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的形成与长期来士人隐居读书的风气不无关系。西汉末、东汉初以及东汉末年的时候，就有一些学者为避乱遁世，建精舍或精庐作为治学、讲学之所。唐代士人隐居读书的风气更盛，“有粗通经业，择一闲雅安静之处读书自修，待业成后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者；有“学已有成，借隐居读书而博高名，以待中央及地方长官辟用”者；有并不怀有强烈政治欲望，不把入仕作为唯一愿求，恪守清雅高洁品行的“道隐者”，亦有“因树为屋，读书自娱”者。考察北宋初年几所著名书院的源流，均与唐末士人的隐居读书有关。如衡阳的石鼓山旧有寻真观，唐元和间士人李宽曾结庐读书于此。朱熹曾云：“石鼓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群佳处，故有书院，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
江西庐山是景色秀美的幽绝之处，唐李渤与兄李涉在贞元间曾在此隐居读书，并驯养一头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岳麓山自晋代陶侃寄寓隐居以后，唐代文人马燧、裴休、杜甫、沈传师、刘传卿等相继到此“开舍结庐”。嵩山自唐元和初有五六位书生习业于二帝塔下，此后人数逐渐增多。
书院的形成也深受佛教禅林的影响。佛教于西汉末、东汉初开始传入中国，自魏晋以后尤为兴盛。书院仿照禅林精舍的建置，院址大多设在山林僻静之处，如白鹿洞书院设在庐山五老峰，岳麓书院设在岳麓山下，嵩阳书院设在太室山下，石鼓书院设在石鼓山下，茅山书院设在茅山之后。同时，佛寺有严格的戒规及讲经条例，如江西奉新百丈山有百丈寺，唐大历间禅宗九世祖师怀海（大智禅师）为住持，曾制订《百丈清规》，对禅林组织和讲经制度均作出具体规定。这种做法对书院制度颇有启发：书院普遍订有学规、教条，源自于佛寺的清规戒律；书院的讲学、问难形式也和高僧讲经说法通常所采取的升堂讲说、“入室请益”相类似。
书院的形成还与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有关。书院既是士子读书之所，又居于山林僻静之处，非有相当数量的藏书不可。而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使印刷书籍迅速增加，为书院的藏书创造了条件。
此外，书院之所以萌芽并形成于唐末、宋初，和当时社会****、官学衰落的背景直接相关。唐朝虽为我国封建社会及其官学教育的鼎盛时期，但自“安史之乱”后形成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相互讨伐，严重危害了学校教育事业，官学日趋衰落，士人大量失学。书院则因院址远离地方政治中心、经费由民间集资、学生不受身份限制等特点应运而生，填补了官学教育之不足。正如南宋朱熹所言：“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值得注意的是，书院自诞生以后便呈现出与官学迥然不同的教育宗旨：官学教育围绕着科举考试而进行，士人以猎取功名为目标，无意用心求学；书院教育不是专为准备科举，而是重在读书，探讨儒家义理，增进个人修养。
二、书院的发展和演变
宋初书院曾兴盛一时，但不久即相继衰落，沉寂了一百多年，直至南宋才出现勃兴的局面。南宋书院之所以勃兴，首先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北宋，理学处于形成和奠基的阶段，而南宋，理学已进入成熟和发散阶段。北宋的学者致力于个人探索，南宋的学者则开始注重传授自己的思想。当时，思想界异常活跃，既有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及缓冲其间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也有反对理学的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他们为了阐明自己学派的主旨，扩大社会影响，均积极创办书院。其次，南宋官学的衰败也是促成书院勃兴的直接原因。北方战事未定，偏安江南的统治者无心顾及教育，加上多次出现太学生伏阙上书的请愿活动，更使朝廷对官学的办理采取消极态度，听任书院自行发展。其三，南宋书院的勃兴也得益于朱熹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作为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对官学衰落、科举腐败的现象十分不满，曾在《学校贡举私议》一文中称“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想以书院来补救官学之不足，纠正官学的弊病。如他于淳熙六年（1179年）知南康军，即下令修复白鹿洞书院，亲自主持院务，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创立了理学与书院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他任湖南安抚使时，于绍熙五年（1194年）对岳麓书院进行修复和扩建，置田五十顷，按白鹿洞书院模式重整岳麓规制，并亲自讲学其中，学生达千余人，一时岳麓山下“舆马之众，饮池立涸”。由此，各地学者争相效法，相继建立书院，延聘名儒、学者讲学，《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学规也被朱熹及其门人、追随者施行于许多书院和精舍之中。
元统一江南后，南宋的一些儒家学者不愿在元代为官，也不愿到元代的官学去任教，他们纷纷退而建立书院，或应聘在书院担任主讲。对此，政府一方面采取因势利导的政策，鼓励新建、重建书院，使书院的数量得到较大的发展；同时通过委派山长、任命教师、设置学田等办法，对书院加强控制，使书院的官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正如《日下旧闻》中所说：“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元代采用的这一书院政策，不仅缓和南宋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也争取一批知识分子为其服务，并通过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元史·选举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自京学校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属吏，往往人才辈出矣。”
明初的近百年间，由于统治者把注意力放在兴办官学和提倡科举方面，故书院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明代书院的渐兴始于正德年间（1506-1521），盛于嘉靖年间（1522-1566），其时虽发生过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仍未遏制住发展的势头。明中叶书院兴盛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统治危机的加剧，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心陡增，因而这时期设书院讲学的人日多，并且往往带有反省政治的色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无锡东林书院，该书院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把学术活动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二是随着科举地位的加重，官学中生员无心向学，一些有志于读书的人便只能另辟途径，倚重于书院；三是与王守仁、湛若水等著名学者的讲学有关。湛若水（1466-1560）是著名学者陈献章（白沙）的学生，他从40岁到去世，55年间无日不讲学，无日不授徒，是一位“志笃而力勤”的教育家。据记载，其“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王守仁（1472-1528）是陆九渊“心学”思想的继承者，他为了破除人们对程朱理学的迷信，宣传自己的学说，一生十分重视创办书院和授徒讲学。沈德符在《野获编·畿辅》中说：“王新建（即王守仁）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王守仁去世后，他的学生也纷纷建立书院，一方面奉祀其师，一方面传播王学。王门弟子生活在明嘉靖年间，活动遍及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可见明代书院的复兴与王守仁及其门人的讲学关系密切。《明儒学案》对王门弟子的讲学活动有所记载，如钱德洪“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