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卜辞所使用的文字并不是殷代文字的全部。由于程式的限制，没有机会被卜辞所使用到的字一定还有。例如一个“民”字，在周初的青铜器铭文中已经习见了，而甲骨文中却没有民字，也没有以民字为偏旁的字。殷代，毫无疑问是有诗歌的，也会有其他的散文。殷代诗歌，迄今无所发现。《诗经》中有所谓《商颂》，那是春秋时代宋国的诗歌。殷代的散文，如《尚书》中的《盘庚》和《高宗肜日》等篇是可信的，虽然经过后人的润色。其中已有“民”字，也还有不少其他的字为甲骨文中所未见。
殷王室尽管深于迷信，但当时的文化程度距离原始蒙昧时期已经很远了。单以甲骨文而论，已经是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后人所谓“六书”，从文字结构中所看出的六条构成文字的原则，即所谓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出不少的例证，文法也和后代的相同。故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
甲骨文字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上的东西。文字刻得很规整而美观，字大者径逾半寸，字小时细如芝麻。甲骨是很坚硬的东西，铜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为什么能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许多年来，人们都怀抱着这个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最近我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这样便使几十年来的怀疑涣然冰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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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代的金文及其他文字
古代的文化到了周代便蓬勃地发展起来了，无论典籍或文物都异常丰富。古人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和周以前的情况比较起来，的确是大有不同。从文字方面来说，周人没有殷人那么迷信，他们是懂得“敬鬼神而远之”的，因此甲骨文字走下了舞台。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代第一手资料以金文为最多。
周代的青铜器，一开始便有长篇大作的铭文出现。例如，成王时代的《令彝》有187字，康王时代的《大盂鼎》有291字，直到西周末年宣王时代的《毛公鼎》竟长达499字。这个数目，和殷代的三两字乃至三二十字比较起来，却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
从文字结构上来说，西周初年的金文连同铜器本身的花纹、形式，和殷代是相因袭的。字体比较凝重，丝毫也不苟且。恭王、懿王时代的字体和花纹则比较散漫，有些粗枝大叶的感觉。宣王时代又比较庄重起来，但和周初的庄严体段不同，而有比较自由开放的味道。
西周的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诸侯和王臣铸器者绝少。东周的情况便完全不同了，王室之器绝迹，差不多都是诸侯和王臣之器。铭文、花纹和形式都有进一步的解放。铭文的字体多种多样。到了春秋末年，特别是在南方的吴、越、蔡、楚诸国，竟出现了与绘画同样的字体，或者在笔划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字划之外附加以鸟形之类以为装饰。这些大抵就是后来的缪篆、鸟篆或者虫篆的起源了。
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留传下来。但有意识地以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与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便多少有它们各自的规律。
例如，篆书、隶书随着时代的进展，相继而走下舞台，不为一般所通用，但如果作为艺术品或装饰品，它们依然具有生命力。今天的书家照旧可以写篆书、隶书，或者临摹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章草、狂草、历代碑帖，只要具有丰富的艺术性，便可以受到欣赏，发挥使人从疲劳中恢复的作用。这是中国文字所具有的特殊性。
这种属于艺术范畴的东西，便不能以文字学的观点来一概而相量了。
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由于社会生活日益繁剧，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这样的倾向，应该说是民间文字的一般倾向。统治阶级在私下应用乃至在行文起稿的时候也是在采取这种倾向的。这种倾向的文字，即草率急就的文字，属于西周和春秋时代的资料，没有什么留存下来。到了战国时代，留存下来的却是不少。例如，长沙出土的帛书、简书，信阳出土的简书，存世的印玺文、陶文、货币文、兵器上的刻款、铜器上所刻的工名等等，都是比较草率急就的文字，与艺术性的装饰文字固然有别，与一般庄重的钟鼎文也大有不同。
（选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殷虚卜辞综述（节选）
陈梦家
商部族最早活动于东方的渤海沿岸，它和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古代土著有若干共同之处：有玄鸟为其始祖的神话，用兽骨占卜，杀人殉葬，衣尚白等等。据典籍的记载，自成汤称王以前有过八次迁徙，以后有过五次迁徙，直到般庚才定都于安阳，以至于纣亡更不徙都。这些多次的迁徙，并不一定表示商部族的早期是未曾定居的游牧民族；迁徙或者由于受异族的压迫，或者是由于水旱之灾，或者由于他们扩张土地到更肥沃的地区。他们作为都邑的地方，不出今天的河南、山东两省，河北省的南部和安徽、江苏两省的北部。它的范围，西以太行山脉伏牛山脉为界，东至海，南在淮水和淮阳山脉以北，北在长城以南，就是华北平原。除泰山山区外，海拔皆在200米以内。
成汤称王大约在纪元前1600年左右，自此至般庚迁殷大约有300年。这其间的历史是很不充足的，我们只知道王室的世系和很少几件大事。从般庚到纣亡（纪元前1300-1028）二百七十三年，称为殷代，本来也只有有限的文字纪录；但由于1899年甲骨的出土，使我们增加了许多当时的直接史料，藉此可以窥测殷代社会的较全面的面貌。
刻了卜辞的甲骨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的“东北地”，这是一个稍为高起的一块土地，四面都是平原，洹河从它的北边西边流过。楚、汉之际，项羽行军至此，所谓“洹水南殷虚上”就指此地。纪元后十一世纪晚季的北宋期间，这里已经出土了一些殷代铜器，当时的人称其地为河亶甲城，元代的人还指明它在安阳西北五里。前清光绪年间，农民因耕作刨地，往往掘到有字的甲骨，当作龙骨卖给药店，也磨成粉作为刀伤药。1898年冬天，为古董商人把它带到北京、天津，次年被当时的收藏家鉴定为有历史价值的古物。从此农民有专意私掘甲骨的，出土了许多。1928年才开始科学的发掘。出土的甲骨都是破碎的居多数，其数在十万片左右，若复原为原来的整甲、完骨，大约只有数千而已。但每一甲骨上刻着的卜辞不止一条，有几条的，有一二十条的，因此卜辞的总数有几万条。其中许多是重复的、内容相同相近的，若去重选精则只需五千条左右重要的卜辞，就可以概括一切。
古人因为不了解自然的规律，所以迷信“神明”可以解答他们的疑问。对于未来的天时人事，对于是否应行某事，常藉占卜来求得回答。商人的占卜用龟甲（腹甲居多，也用背甲）和牛肩胛骨，在它们的背后挖凿圆形窠与椭长形槽，但不穿透骨面。窠槽并连，在圆窠内钧之以火，乃使骨面裂开“卜”字形的兆文。卜官视兆以定吉凶。龟是南方的产品，不容易得，所以用牛骨占卜通行的地区较广。在辽东、山东、河南、陕西、山西都有卜用牛骨出土，它们有殷代的，也有殷以前和殷以后的。商人卜用兽骨大多数是牛的肩胛骨，但也有用鹿、豕、羊的肩胛骨的，甚至于用牛头骨的。出土的卜用甲骨，有刻了卜辞的，也有不刻卜辞的。刻卜辞的甲骨到现在为止只出于安阳，它们都是王室的档案。卜问的内容以有关于神祇与祖先的祭祀的最多，卜问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种类和数目；有关于风、雨、日食等天象天变的；有关于年成与耕作的；有关于对外战争与边鄙的入侵的；有关于时王的田猎、出行、疾病、生子等的；以及有关于今夕来旬吉凶的卜问。除了卜辞以外，也有少数的记事刻辞：或是关于甲骨材料的来入、整治与管理，或者不关乎卜辞的记事。这些都是可视作殷代王室的档案。
安阳出土刻辞甲骨，我们现在已可断定其年代的，有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女丁、帝乙、帝辛七世九王的卜辞。这些都是连续的王朝，它们之间有相连续不变的体例，也有每一王朝新兴的体例。因此我们看出某些事物发展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某些新生的事件。这些是卜辞的优点。但由于卜辞是王室的档案，所以其内容只是每一个王室卜问的记录而已。因此对于殷代社会历史的观察，有时不能找到正面的材料，只能从侧面加以推考。以卜辞作为史料，是有限度的。幸而由于科学发掘，在殷都遗址上出土了其他的古器物、墓葬和建筑遗迹，都足以帮助我们了解殷代。西周初期的金文和《尚书·周书》部分，也保存了若干有关殷代的史料。
商王国以王为最高的统治者。王都在安阳，隔着太行山防御着山以西的敌国。沁阳的衣是商王游田的驻所，征伐淮水的人方也从此地出发。商丘的商是商王国第三个大邑，防御着山东和淮上的诸族。这三个大邑是王国的重要据点。当时所谓商的邦国，其范围很大，但也不是占有整个一大块地面，其中也还间杂着一些较小的方国。商人想像中的土地方域：以王的都邑为中心，称之为“商”或“大邑”、“天邑”；其四郊为“奠”；四郊之外为“四土”；四土的边地为“四戈”，即四域、四国，亦即西周金文的“殷边”；殷边以内即西周金文所说的“殷邦”；殷边以外是“四方”、“多方”。卜辞卜王、商、大邑、我（商王国）之受年，卜四土之受年，卜邦内、邦边、族邦诸侯之受年，而不卜多方之受年。卜年所及的地域即殷邦的范围。
除王的都邑以外，邦内的族邦也各有其邑，有记四十邑、三十邑、二十邑、四邑、三邑、二邑的。“邑”是聚族而居之处，“田”是耕田；邑与田皆在都之“鄙”。大约有宗朝之邑为“大邑”，无曰“邑”；聚于大邑以外的若干小邑，在东者为“东鄙”，在西者为“西鄙”，而各有其“田”。
除王的称号以外，邦内外的统治者可有三类：一是邦境内的“多伯”与“多君”，二是邦边上的“侯甸”与“多甸”，三是邦境外的“邦伯”。凡此三种，都可称之为诸侯，而与《王制》想像的五等爵是无关的。卜辞中侯、伯常受殷王之命征伐方国，如王从“多田与多白”伐孟方伯；但侯、伯之间亦互有征伐，王亦有征伐某伯或杀某伯以为人牲的。侯、伯对于王国的义务是：（1）贡纳其农作物，（2）代王征伐多方，（3）入龟于王以供王占卜之用，（4）来其牛马等畜，（5）“载王事”。侯、伯为王国的屏藩，敌国侵扰侯、伯即威胁了王国，所以王常因侯、伯的被侵扰而助征。
“邦伯”是“多方”或“多邦方”的首长，卜辞有羌方白、人方白、孟方白等，都是商王国所征伐的敌国。邦伯是《酒诰》所述殷制的“外服诸侯”。他们的首长常被俘获，杀首以为人牲致祭于先王。卜辞作为人牲的以羌伯、羌人为最多。
多方及其他小国对于商王国有臣服的关系，卜辞记载“某其臣商”、“某其来王”、“小臣某王”、“小臣某觐”。凡此臣、王、觐等字都是动词，表示外邦方国之来王与称臣，证实了《商颂》所说“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殷代是阶级社会，王、诸侯、百官以下还有许多被统治的“人”。根据《尚书·无逸》所述，殷代有从事稼穑的“小人”，乃是自由的农民。在卜辞中的“王人”和族邦之“人”，似指此等小人。此外，卜辞常常记载“众”和“众人”，他们担当农耕、征伐和戍边之事，而卜辞常记“丧众”。所谓丧众乃指奴隶的逃亡，所以众是奴隶。
卜辞有“众一百”的记录，此“众”是一种身份；以“众”为奴隶之称，也出现于西周金文。“众”可以是王国的，也可以是族邦的，而“众人”则只是王国的。
根据西周的《尚书》和金文，我们知道殷代的奴隶不但存在于商王国，也存在于与商并存的方国之中。奴隶也是有等级的。周灭殷以后，奴隶了殷的贵族，这些亡国的贵族带了他们原有的奴隶服役于周。
卜辞中所用的字，大约不超过3500个字。这其中可以认识得准确的字，至今还不到1000个字。常用的大约1000字左右。所不认识的字大半属于专名，即地名、族名、女字和人名。从清以来，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王襄、郭沫若、唐蘭、于省吾等人，对于辨认文字方面都有过贡献。
卜辞中的殷代文字，是传流下来最古的文字。在它以前的文字是有的，但还没有发现像卜辞那样完善的。武丁卜辞中的文字代表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并不是中国（严格的应说汉族）最古的文字。在它以前，应该至少还有500年左右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大约在纪元前二十世纪已经开始或已经有了文字。
（选自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