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在继承夏、商、周三代教育思想遗产和总结几十年私学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从而奠定了儒家教育理论的体系。孔子之后儒家的诸多代表人物中以孟子和荀子最为著名，前者被称为孔子思想的嫡传，在传承中又有阐发，后者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又兼取各家之所长。他们在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思想的基础上各执一端，一人从“性善论”出发开创了强调个体理性自觉的“内发说”，一人从“性恶论”出发形成了重视“化性起伪”的“外铄说”；一人常以植物作比喻，认为教育的作用犹如“时雨化之”，一人常以器物作比喻，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后天加工。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因重视教育的功能和文化典籍的传授，其教育思想的内涵最为丰富，经过众多学者的继承、发展、总结，又体现出多彩的特点。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现代教育也具有可借鉴的意义。
一、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一生所追求的是营造理想的社会，即天下一统的太平盛世，诚如《礼记·礼运篇》中所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大同社会，由尧舜一般的贤能之士执掌政事，人们彼此信任，和睦相处，老人颐养天年，壮年有所作为，幼年健康成长，鳏寡孤独和残疾之人得到应有的照料。大同社会不仅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而且绝无鸡鸣狗盗、刀光剑影之事，人人道不拾遗，家家出不闭户，亲亲密密，其乐融融。《礼记》是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儒家学者所作，“大同”乃礼运篇中借孔子之口所说，虽然未必真是孔子之言，但确为他的精神所寄和神往所至。曾经有一次，孔子和学生一起谈论志向。子路和冉求都有志于富国强兵，公西赤精通礼乐，表示“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曾点则吐露了与众不同的想法，希望在暮春三月的季节，穿着春装，陪同五六位成年人或六七个小孩，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歌，一路走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道：“吾与点也！”他并非不赞成子路等人的志向，却唯独欣赏曾点的浪漫说法，因为曾点描绘的这种景象与他心中的太平盛世正相吻合。天下大同，君子何须有所为？
孔子是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代表的是人类美好的未来，而他所处的春秋末期是奴隶制崩溃、各诸侯国争霸的动乱时代，与其遥望将来，不如从现实的改造做起。面对“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孔子渴望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秩序井然、人民亲睦，却又无法找到现成可供借取的模式，于是把目光转向了过去。他怀念西周的盛世，希望复兴周道于东方，“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认为周代的典章制度借鉴于夏、商，蔚为壮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孔子的这些语言似乎是要倒转历史，逆潮流而动，但若是换一个角度审视，他心中所期盼的实际是一个统一、和平、稳定的国家。针对四分五裂的现状，他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要变分裂的国家为统一的国家。针对行止无度的混乱局面，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要变无序的社会为有序的社会。针对奴隶主的暴政和诸侯国之间的争斗，他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要变暴力的社会为亲睦的社会。由此可知，孔子在向往大同社会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在现实条件下有可能经过努力而达到的目标，即为如同西周那样统一、稳定、有序的社会。
孔子最大的抱负是实现其政治理想，但最大的贡献却在教育上。他最崇拜的人物是辅助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家周公，常想与之在梦中相见。他对传说中的明君尧、舜和夏朝开明君主禹推崇备至：“大哉尧之为君乎！巍巍乎！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在鲁国，孔子已充分显示出从政的才干，任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不久升为司空、司寇。
他有志于安定天下，曾不辞辛劳地周游列国，不厌其烦地奔走呼号。然而，时值乱世，各国注重的是争权和称霸，难以接受关于德政和礼治的主张，因此孔子到处碰壁，很不得志。他在家乡当了3个月司寇就干不下去了，周游列国一路也很不顺利，“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何况，孔子作为一个士人，当时不可能超越贵族的等级界限在政治上有大的建树，于是开辟了私人讲学之路，把毕生的精力投身于教育事业。他认为将自己的政治理想灌输给学生，通过他们影响于社会，虽不在位，“是亦为政”，依然可以为实现理想和抱负释放自身全部的能量。
孔子30岁左右开始讲学，其后除短期从政外，基本没有停止过教学活动。
他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不仅培养出大批有才干的学生，并且为推动教育事业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众多卓越的贡献。
1.论述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认为教育是治国的重要措施之一，对老百姓进行道德和礼义的教化，能起到任何行政命令所达不到的效果。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依靠法令、刑罚来治理国家，只能使老百姓不犯法，却不能使他们认识到犯法的羞耻；如果采取道德的教化和礼义的整饬，能使他们有羞耻心并真心诚服。孔子也已意识到教育的发展需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过先富后教的思想。据《论语·子路》记载，他在前往卫国的途中，因见当地人口稠密，曾就经济和教育的问题与弟子进行讨论：“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从人性论的角度肯定教育在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曾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为人的先天禀赋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习染（含教育和环境影响）的不同，才使得彼此之间相距甚远。显然，孔子认为人的知识、道德、才能均来自于后天的学习和努力，从而冲破了奴隶主贵族所谓天赋高贵的思想束缚，为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人性论的依据：因为“性相近”，一般人都有受教育的可能性；既然“习相远”，一般人都有受教育的必要性。虽然孔子也说过人可以分成几等的话，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但考察其一生的思想和实践，他所强调的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他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是培养贤才，而不是选拔天才。
2.提倡“有教无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
自商周有学校后一直呈现“学在官府”的特点，至春秋时期民间私学的兴起才开始打破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孔子创办的私学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所私学，他培养的学生大多继续从事私学教育，他积累的经验为以后的私学教育提供模式，从而推动了战国时期私学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孔子在私学中提倡“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即不分族类、不分贫富贵贱，均给予受教育的机会，冲击了奴隶主贵族以“类”分人的传统观念。与传统学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私学中学生成分混杂，来自不同的诸侯国，并且绝大多数出身平民。当时有个南郭惠子曾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这个“杂”字正是孔子招收学生“无类”的最好体现。“有教无类”这一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
3.提倡“学而优则仕”，培养具有“仁”德的从政人才
奴隶社会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度，统治机构的大小官吏都是子孙相继、代代相传。到孔子所处的时代，随着私学的兴起，形成了一种明显的社会矛盾：奴隶主贵族往往是仕而不学、不学而仕，一般的平民则是学而不能仕。那些庸庸碌碌、不学无术之辈身居高位，而贤良之士得不到发挥和重用。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以“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对改变统治阶层的结构、提高统治阶层成员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主张的实施也有助于推动社会上积极向学风气的形成。
有鉴于此，孔子在私学中致力于培养从政的人才，并要求学生具备“仁”的品质，将来出而当国能施“仁”政。“仁”是孔子心目中最高的道德标准。为了加强“仁”德的修养，他经常教育学生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做到“见利思义”，必要时须能杀身成仁；在人与己的关系上要有推己及人的品质，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质与文的关系上既不能“质胜文”，也不能“文胜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整理古代文献，以“六艺”教弟子，推动古代文化的传承
在春秋初、中期，天子和诸侯之学的形式较西周有了很大的变化，即由辟雍、泮宫变为王室、公室内的宫廷学校，教育内容也随之发生诸多改变。据《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叫士亹做太子箴的老师，并问申叔时如何教太子，申叔时建议教之以春秋（历史）、世（先王之世系）、诗、礼、乐、令（先王之法令）、语（治国之善语）、故志（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等。孔子在私学中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即是在继承春秋时期贵族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礼、乐作为教育内容古已有之，孔子在传授礼、乐的过程中认为不仅要讲求形式，更应注重人内在的素质，因此将礼和仁联系在一起，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克己复礼为仁。”诗、春秋是当时贵族教育所注重的传授内容，孔子也继承了这一做法，并在教学过程中对民间流传的诗歌进行整理，编为教材，概称300篇；对鲁国历史的史料进行编纂，是为《春秋》。书，即《尚书》，是孔子将历代文献汇编而成，总括了申叔时所说的“语”、“令”、“故志”、“训典”等方面的内容，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先王的文武之政。易，即《周易》，乃卜筮之书，是孔子晚年所学所教的内容之一。
孔子的“六艺”教育体现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既传授文化知识，又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但以后者为重。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二是既传授社会历史知识，也不排斥自然知识，但以前者为重。“六艺”教育偏重于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同时含有一些自然知识，尤以诗中为多，因而他认为读了诗能“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三是既传授文化知识，也传授军事知识，但以前者为重。他本人善于射御，年轻时也曾教学生习武，然而并非以此为主项。孔子偏重伦理道德教育、偏重社会历史知识传授、轻视科技与生产劳动的特点对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在实践中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教育方法和治学经验，丰富了中国教育思想的宝库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即根据学生学业程度的高低进行不同的指导；顺应学生的各种爱好，发展其特殊才能；针对学生不同的缺点，给予对症下药的纠正。孔子主张对学生实施启发式的教学，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的学生颜渊又以“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来概括老师所施之教育。后人便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称为“启发诱导”。孔子“启发诱导”的思想是指教师的教学要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要鼓励学生举一反三、积极思考，教师的指导须抓住时机，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孔子是古代自学成才的典范，对于如何学习有很深的体会，并在教学中将自己的治学经验传授给学生，指导学生有效地学习。他关于学习方法的语句已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的治学格言，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教育的观点看，教育学生注重指导学习方法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注意，“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古代的孔子已经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