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新华门外达官如云，贵人如雨，阶下囚的曹陡然变为人人拥护人人爱悦的“总统”，请安者不绝，馈遗者亦不绝。曹有蒸电致吴：“鹿君识见过人，深明大义，愿隶麾下，以当前驱。已于本日不动声色，不鸣一枪，复我自由，拘彼元恶，即遣该军师长韩复榘赴汉报告，兄亦派刘中将文亮同往，乞予优待，以示奖借。时至今日，论公论私均无再战之理。鹿君如此倾向，尤应曲全，希电奉方停止军事。兄忧患余生，智尽能索，得脱危疑之境，端资号召之功，庆幸私衷，欲言不尽。”吴批“假电”二字。
奉张怀着满肚皮的鬼胎，怕吴重收覆水，则奉军因郭乱创痛之余，何堪一击再击。吴光明磊落的态度不能不使他深深感动，急电吴云：“鹿等施其挑拨伎俩，吾辈一切举动无不光明磊落……”实则光明磊落是吴而不是他，他却居之不疑。
此时直鲁联军的态度又稍有变更，口口声声“张、吴两帅”，以两姑间之妇自居。吴的部将则一再促吴北上，因十一日段已逃居东交民巷桂乐第大楼，不辞不走，一如过去之徐、黎者然。吴一面令陕刘由陕入甘截断国民军后路，一面电复诸将：“冯军一日不完全缴械，则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北上。”
十五日国民军退往南口，段回居吉兆胡同，十七日照常办公。自冯、徐、黎更番演串以来，身居白宫者呕尽了闲气，耽尽了惊恐，而继起者“苟有可留之理，决无求去之心”。是日段下令取消齐燮元等通缉令，只过一天复职的瘾，翌日直奉军源源入京，乃匆匆走避天津。
曹亲书“文武吉甫”四字赠吴以酬其“救驾”之功，并跋云：“孔子作《春秋》，拨乱世而致太平。拨乱以武，致治以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刚不柔，布政优优，子玉仁弟兼之矣。锟老于军旅，疏于政治，思维吾人陈力之诫，恝然远行，未尽之责惟吾弟尽之，未竟之志亦惟吾弟竟之。天下至大，责任至重，服天下者不惟其力而惟其心，治天下者不惟其名而惟其实。文王至圣，小心翼翼，桓公九合，失在一矜，吾弟勉乎哉！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敢以此言为吾弟颂。”
曹虽饱尝延庆楼煎荷包蛋的风味，而一旦恢复自由，又未尝不想再尝上文所说“怄气耽惊”的风味。吴急电止之曰：“国事如此，总统不能再干。我已代总统拟好辞职通电。”吴的意思还想走上“护宪轨道”，请颜惠庆复任国务总理代行大总统职权，曹本人无主张，一切以子玉之主张为主张，吴叫他不干，他决不会硬着头皮要唱独角戏，所以写了这一段酸气冲天的东西送给他的“子玉老弟”。
南北两面作战
民九驱张之役以前，湘军正规军仅有一师，师长赵恒惕，旅长宋鹤庚、鲁涤平，团长贺耀祖、刘铏、袁植、叶开鑫、唐生智等。驱张告成后赵以总指挥名义所部扩编为两师，见官加了一级。援鄂失败后引起内争，旅长袁植被杀，宋宣告下野，鲁部退往广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赵把贺、刘、叶、唐擢升为第一至第四师长，是为赵之全盛时代。
四师实力参差不齐，以叶、唐为优，叶驻沅陵兼任湘西善后督办，唐驻衡阳兼任湘南善后督办。因均势之打破，长沙、衡阳间流言纷起，驳驳乎有演成政争之迹象。根据省宪法，省长由省议会票选，倘任期未满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内务司长（省宪改厅为司，内务司与现在之民政厅相似）代理，至改选之日为止。赵的任期要到十五年（1926年）十月届满，但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乃提前宣告下野，派唐为内务司长兼代省长职权，以成“揖让”之局。
湘军中主张重演“援鄂”一剧者不乏其人。吴势已成弩末，去之正复易易，去吴而推赵为湘鄂联军总司令，则赵既庆得其所，唐亦乐成其美。乃赵宁失所而不忍乘吴之危，于四月十三日飘然不别而行。
吴得赵离湘的报告，连连跺脚说：“这些都是省宪闹坏了的。”他派人守候江干，想邀赵登岸一商，要派兵援助，那不成问题，现现成成有兵可派。赵的意思却不是这样。第一，不愿同室操戈而引北兵入湘；第二，明知吴是不赞成省宪的人，私交自私交，政见不尽相合，断无向之乞援之理。为避免过汉时一切麻烦，轻车简从，换乘江轮向下游驶去。
唐就代职后发出有电：“赵省长倦勤，迭电攀留，难移高节，用忘谫陋，出任艰巨。环湘邻省，皆务亲善，保境安兵，绝不穷兵，集中精力，专图内治。”他想继承赵的门罗主义，先从统一本省入手。
国民政府命白崇禧、陈铭枢入湘促唐参加革命事业。三月二十五日唐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叶称疾不到，第二师长刘铏、旅长唐希汴、秘书长萧汝霖、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旅长刘重威等均被捕，且向岳州进兵（叶驻岳州），叶以兵力未集中，乃退入鄂境。吴以湘局发生变化，令卢金山、刘跃龙、宋大霈等严加防范，派江贞舰进泊岳州。唐派欧阳任赴汉疏通，请以岳州为缓冲地带，吴的脾气还是老脾气，对着欧阳提笔写了个“北”字，大声说道：“我本来打算向北用兵，”接着又写了个“南”字，并且画了箭头线说道，“现在要移师南向了。你叫他马上退出长沙，一切还好商量。”
叫唐部退出长沙等于叫国民军自动缴械，吴的办法老是那一套“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办法。过了几天无动静，吴也派代表到长沙来，问唐能否受吴的任命，唐答以不能：“赵前省长所不肯于的事我也不干。”问白、陈何故入湘，唐谓：“吴有代表赴粤，粤代表来湘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无过虑之必要。”他忽然火性发作，也大声向吴的代表说：“湖南不是好地方，驰骋争雄宜择广大平原，湖南伢子岂是好惹的！吴是赫赫大将，我是区区师长。吴有十万八万人马，我只有步枪二万五千。吴进兵分为中路、左翼、右翼，我的兵力只够集中一路。吴有海军大炮，我什么没有。他用不着派侦探来打听我的虚实了，我把正确情报供给他。他打进长沙，我杀到武汉和他换防，看谁合算？打倒我不过打倒一个区区师长不足为大帅之荣，打倒他就是我一举成名的机会。”此时唐陡然一跃而起，从怀中掏出手枪来晃了一晃，吴的代表大惊失色。唐说：“我不住租界和他一样，倘不幸失败，解决我自己的就是这件东西。”
谈判一天天僵，形势一天天恶，吴的秘书长张其锽屡以“湘事湘人自了”为言。上面说过，吴以善战驰名全国，实则有勇无谋，顾前而不顾后，顾左而不顾右，二次直奉之役其失败即由于此。一九一四年德皇威廉二世以绝世枭雄犯了“东西两面作战”的错误，卒致一败涂地，此理妇孺都知，而吴悍然有所不顾。他既要北上与国民军为敌，又不惜挑动湘省战祸，正犯了“南北两面作战”的危险。
湖南问题是个不可触的问题，竭袁、段之力不能解决湖南，何况二次出山后势成弩末的吴。吴过去亦明此理，所以第一次顿兵衡阳不进，第二次浅尝辄止，虽深恶所谓“省宪”而不敢相逼太甚，可是这次他却违反了常态，这分明是在赌意气，哪里算得用兵之道。吴再起后其声势远不如前，虽拥兵若干万，其中绝少嫡系部队，只收容了些东歪西倒的杂牌队伍，这些队伍叫他们吃饭领饷是在行的，冲锋打仗是他们最头痛的一件事，吴明知无可用之兵，而仍一意孤行，不惜四面树敌，这是吴第二次失败的一大关键。
张屡次规劝吴：“唐的势力不可侮，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湘省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大帅不可不慎。”但吴狃于过去用兵湘省之迎刃而解，尤以湘鄂之役以最廉代价而有最大收获，他对唐的实力是估计错误了，同时对南北局势的预测整个儿误入迷津。
后来唐下令免叶之职，吴乃于四月二十五日派叶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为湖南省长，贺置之不理，另组护湘军退处常德一带。五月二日叶军攻下长沙。六月唐取消代省长名义，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四七两军亦入湘助战，而湘省局部之争提早了北伐军的出发之期，是为民国历史上旧时代之告终，新时代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