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宗教思想如何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普遍占主导地位，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十六世纪时，人们辨别是非时，主要参照各种基督教传统进行批判性思考。自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不断出现了更大胆、更好奇的人，他们挑战、拒绝接受基督教思想。同样的精神使路德时代的数百万天主教徒抛弃了天主教教义，且每年有一些基督教徒抛弃基督教教义，然后逐渐出现了不信教思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十八世纪，基督教失去了在欧洲的很多势力范围。但在很多国家，基督教虽被抛弃，却并未受到猛烈攻击。这些摒弃宗教信仰的国家中有些人对这种做法感到懊悔，非宗教势力还是在王室和学者中广泛传播开来，在中产阶级（第二等级）和底层民众（第三等级）中并不流行。它只是一种偏好，而非普遍想法。一七八七年，米拉波说：“大部分人都相信这样一种偏见，即德国的普鲁士各邦都是无神论者。事实是尽管在那里可以找到自由思想者，但是普通人还是把虔诚奉献给了宗教，并且他们中还有大量狂热分子。”同时，他还说，费雷德里克二世的所作所为令人深表遗憾。他拒绝授权并承认天主教教士婚姻的合法性，他甚至还拒绝让那些已婚神职人员继续吃俸禄。米拉波说，这项措施，无愧于费雷德里克二世伟人之名的。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识都没有法国这么普遍、强烈和影响大。
在那里，前所未有的事情统统发生了。人们也曾对已有宗教有过强烈的抨击，但当时狂热的反宗教运动是基于新宗教信仰的激励和鼓舞。之前古宗教再虚伪可憎也未曾激起过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直到基督教的出现，这些旧宗教开始在一片质疑和冷漠中悄然凋零。这就是宗教的衰老死亡，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在欧洲的盛行。在法国，基督教受到极度抨击，然而没有人试图去以其他宗教而代之。宗教反对者们热情而不懈地追寻着，他们想彻底脱离宗教信仰，却使自己在精神和灵魂上更加空虚。一群狂热者投入了这一徒劳无功的任务，在当时他们所宣扬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的本性并且极度摧残灵魂的。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在潜移默化中吸引了民众的注意。之前还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思想现在也逐渐成为能够引起狂热并改变信仰的精神。
几个否认基督教教义的作家聚在了一起，但这似乎也不足以解释这种超凡事情的发生。为什么所有这些作家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一方向，而不是其他？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想着去声援那些捍卫基督教教义的文章？还有就是较之前辈，为什么民众更愿意听从他们并相信他们的言论？只有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和所在的国家状况可以解释他们试图去做这些的原因，甚至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可以获得成功。伏尔泰精神久存于世，但伏尔泰本人到了十八世纪其思想才在法国占支配地位。
但首先承认的一点就是，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教会并没有什么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在法国，与教会联系在一起的恶习和滥用与其他天主教国家相比，没那么严重，并且与之前相比，法国教会的宽容度有很大的增加，而其他国家并非如此。因此，这些现象的具体原因不能在宗教现状中去寻找，须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寻求。
要理解这一点，就千万不能忽视我前一章节所说的。即因为在政治上对政府不满在公众场合中无法体现，那么只能通过文学来寻求庇护，作家进而成为了这部分人的领袖，他们试图去推翻国家所有的旧的社会政治制度。
一旦抓住了这一点，那么问题的对象就会发生改变。问题的关键不再是解释作为一个宗教机构教会能在哪些方面犯罪，而是说明教会在哪些方面阻碍了这将发生的政治革命，而且成为革命的主要发动者作家们的障碍的。
宗教统治的原则和作家们希望在世俗政府中制定的原则相抗衡。宗教建立在传统之上，而作家们声称完全轻视那些建立在传统之上的任何制度。教会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意识的权威，而作家们只是单纯依赖个人的理性。教会建立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家们却喜欢消除阶级观念。他们都必须承认由于政治和宗教社会天生迥异，因此用同样的法规来规范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点似乎任重道远，为了攻击国家制度，似乎我们不得不先摧毁作为其基础和典范的宗教制度。
另外，当时教会本身就是首要的政治权力，尽管不是最具有压迫性的，却是最令人憎恶的。因为教会卷入政治力量，这与他们的职责和天性都是相违背的。教会在别处谴责罪恶行为，然而自己却使政治权力中的罪恶神圣化，用其神圣不可侵犯性来遮掩其政治上的丑陋，似乎想让政治力量也如同自己一样永世长存。 任何攻击教会势力定会立即使民众群情激奋。
然而，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因以外，作家反对教会势力还有更特殊、更个人的因素。教会代表了政府中和他们最接近、最具有敌意的那部分。其他政治力量只是偶尔干涉他们，但教会依仗他们可以监督人们的思想，查禁作品，总是经常为难他们。当他们反对宗教干涉、捍卫个人自由的时候，他们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这场斗争是从打破束缚他们最紧的枷锁开始的。
并且宗教也确实是他们进攻的整个庞大建筑物中最脆弱的环节。教会势力减弱，尘世王权就会加强。教会势力曾经高于王权，之后与之平等，现在又沦落为了其保护的对象。教会与王权之间，这样一种交易建立起来了：王权赋予教会物质权力，教会则赐予他们道德权威。政府令臣民遵守教规，而教会则要求民众尊重政府意志。大革命临近之时，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交易，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强迫之上的势力，这样做永远是不利的。
尽管国王总是宣称自己是教会的长子，但他们却忽视了其要履行的宗教职责。他们保护自己政府的热情要远远高于保护教会的热情。事实上，他们也不允许任何人直接危害教会，但是从远处重伤他，他们就视而不见了。
那时强加在教会的敌人身上的折中办法不仅没有削弱他们的力量，反而适得其反。有时压制作家的思想会阻止思想运动，有时又会使其加速。但是当时对这种出版界的侦查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长百倍。
作家受迫害不会造成恐惧，只会引起抱怨。他们能忍受激发斗志的折磨，却无法忍受将其摧垮的沉重束缚。对作家的攻击总是拖沓、杂乱和无效，其目的似乎不是阻止他们而是激发他们写作的热情。让出版完全自由对教会的威胁也许会相对小些。
一七六八年，狄德罗在给大卫·休谟的信中写道，“你认为我们的不宽容比你们的无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进步。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和你的观点不同。”然而还是这位苏格兰人是正确的，生活在自由的社会中，他深有体会。狄德罗是从作家的观点出发的，而休谟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我拦住碰到的第一个美国人，问他是否认为宗教有助于稳定法律和实现一个社会的秩序井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一个文明社会都不能没有宗教，更不用说一个自由社会了。在他看来，对宗教的尊重是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即便是最不精通执政思想的人也知道这点。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美国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最大胆的政治学说应用得更广泛。只有那些反宗教学说没能在美国问世，尽管美国有无限制的出版自由。
英国的情形是一样的。甚至在大多数启蒙运动家出生之前在英国就已经开始宣扬非宗教哲学，是博林布鲁克培养了伏尔泰。整个十八世纪，在英国有很多著名的不信仰宗教的倡导者。聪明的作家和深邃的思想家肩负起这一事业，但没能像在法国那样取得胜利，因为所有那些在革命中有所畏惧的人急忙来支持已有的信仰。即使是那些深入参与当时法国社会的人和那些认为法国哲学有道理的人，也因认为危险而拒绝了这些信仰。像在自由的国家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强大的政党发现把它们的事业与教会的事业连结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鲁克自己也成了主教的一个盟友。教士得到了榜样的力量，从不觉得孤立，为他们自己的事业积极地战斗。尽管教会组织有缺陷并且弊端很多，英格兰教会成功经受住了打击。教会阵营的作家和演说家，急切地投入到对基督教的守护中。多亏了社会的努力，在没有政府的干预下，反基督教的理论经过讨论、驳斥最终被拒绝了。
但是为什么要在法国之外寻找例子呢？今天的法国有哪些人会写狄德罗和爱尔维修那样的作品呢？谁会想去读这些书呢？甚至可以说有谁知道这些书名呢？我们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获得的公共生活经验，尽管不完全，已足以破坏我们对这种危险文学的喜爱。看看对宗教的尊重是如何在国家的各个阶层中逐渐恢复其影响力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严酷的血腥革命中获得了经验。在一七八九年以前最反宗教的老贵族阶级在一七九三年以后变成了最虔诚的宗教徒，他们第一个被攻击，也是第一个皈依宗教。当资产阶级在胜利中感到自己遭受攻击，他们也便更靠近宗教。人们在普遍的混乱中都有所失，对宗教尊奉的形势慢慢发展，非宗教消失了或者至少是因为害怕革命的出现而掩藏起来了。
旧制度结束时的情景是不一样的。我们完全丧失了我们伟大人类事务的务实知识。我们是如此的不注意宗教在各帝国统治中的作用，以至于怀疑最初出在这些人的头脑中，他们对国家秩序事务维持和民众的服从有关乎切身利益的迫切要求。他们不仅欢迎质疑，而且在下层人民中盲目地宣传。在他们百般无聊的生活中无信仰成为一种消遣。
之前盛产伟大演说家的法国教会感到它已经被人们遗弃，这些与教会有共同利益的人本应该维护教会事业，因此陷入沉默。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只要允许教会保留其财富和位置，它就准备承认其信仰中的错误。
那些否认基督教的人声嘶力竭，那些仍然坚持信仰的却保持沉默，这种情况不仅在涉及宗教时可以看到，涉及其他领域时也是如此。那些坚持旧信仰的人害怕没有其他保持忠心的同党，害怕孤立胜过错误，他们随波逐流，加入到群众中来。在当时只不过是一部分人的情感，就这样变成所有人的意见，从此，在那些造成这种假象的人眼里，这种情况看起来不可抗拒。
毫无疑问，上世纪末宗教信仰的这种普遍没落对我们整个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构成了革命的重要标志。法国大革命经常被描述成是恐怖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我试图解释反宗教运动给法国带来的各种影响时，我发现导致人们走向如此极端的原因，与其说是非宗教使人心堕落、风尚败坏，还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
宗教抛弃了灵魂，但并不像通常发生的那样，使灵魂变得既空虚又疲惫不堪。有一段时间，新的感觉和观点会充溢着灵魂，这些观点会一时代替宗教以防整个社会陷入消沉。
如果说发起大革命的人在宗教上比我们更加多疑，至少他们保留了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信仰，那就是他们相信自己，而这一点却是我们所没有的。他们从不怀疑人类的可能完善性和力量。他们急切地宣扬人类的荣誉，并相信美德。他们支持自己的力量，虽然这种骄傲的自信经常导致错误的出现，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自信，人们只能被奴役。他们毫不怀疑自己是被召唤来改造社会、让人类再生的。对他们来说，这些观点和情感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他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观念。这些观点很多情况下使他们心胸开阔、不计得失。
大量研究历史之后，我冒昧地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什么革命在开始能比法国大革命的参与人数更多、爱国心更真诚、情感更无私、规模更大。法兰西民族暴露了主要的缺点，但同时也体现出了重要品质：经验不足却慷慨大方。但无宗教信仰确实极大地伤害了公众。
在之前发生的很多政治革命中，那些攻击现有法令的人都很尊重信仰。在大部分的政治改革中，攻击宗教的人也没有同时试图改变所有政权的性质和秩序，并从头到尾彻底废除政府现存的法律。因此，即使在巨大的社会动乱中，也会有稳定的一方面存在。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宗教法律被废除同时，民法也被颠覆，以至于人们思想失去了支柱，再也不知道该去坚持什么，要在哪里栖息。革命家似乎属于一个陌生人种，他们大胆到了疯狂的程度，毫无顾忌，积极执行任何计划，没有什么创新会令他们惊讶。不要以为这些人是一时出现的个别现象，在一定时候注定会消失。从那以后，他们形成了一个种族，保留下来并传到了世界上每一个文明的角落。这个种族在每个地方都保留了同样的面貌、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特点。我们出生时世界上就有这个民族，今天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