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为什么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无可置疑，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虽然在欧洲已经称霸，但已明显在衰退，在其统治最繁华时期这种现象早已显露。早在停止战争以前，法国已被掏空。谁没有读过沃邦那篇关于行政统计的文章？十七世纪末期，甚至在西班牙那场不幸的王位继承战争之前，总督们在致博甘迪公爵奏折中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暗示了法国的日渐衰退，且不作为新现象谈论。一位总督说在一段时期内法国人口数急剧下降，有报道称曾富足繁荣的某城市今天却没有工业。另一位总督写道，说他们省原来有制造业，而如今工厂已被荒废。另一份报道写道，比起现在，以前的农民可以从土地中获得的更多，二十年前，农业兴盛。同期的一位奥尔良总督察觉到大约在三十年间人口数和产出减少了五分之一。拥护专制政府的市民们和酷爱战争的国君们应该好好读读这类奏折。
政体的漏洞是滋养这些灾难的主要根源，即使是路易十四的灭亡或和平时代的归来都已无法复苏曾经的繁盛。十八世纪上半叶，写过政府行政或社会经济的作家都很清楚外省并没有恢复，甚至很多人坚信外省仍在继续衰退。他们说只有巴黎变得富足，人口也增加了。关于这一点，总督、前任大臣、企业家无不赞同。
我承认我不相信法国在十八世纪上半期仍在衰退，但是那么多有识之士都这样认为，这至少证明，当时没有明显的进步。我仔细研读了有关这一时期的各类行政文件，所有资料都表明社会已毫无生机可言，政府部门只是一味地守护旧制度，无任何新意。城市未做任何努力使居民环境更舒适健康，个人也不去做任何重大的事情。
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情况有一些变化，先前很隐蔽的内乱迹象此时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似乎都有被发现。起初只有非常耐心考察的人才能发觉，但慢慢地变得更突出和明确。几年间，此成果不断传播，加速成长，终于全国上下都有所醒悟，重生即将到来。请记住这并不是旧生命在复苏，支撑这个躯体的精神是一种新精神，它使躯体稍作复苏，最终是为了使之解体。
人人都变得焦躁不安，不满现状、急于改变，进步的要求随处可见。但这是一种缺乏耐心、急功近利的追求，长此以往的话，人们就会咒骂过去，沉浸于完全脱离现状的幻想中。
不久这种力量影响了政府，就在外部原封不动时，内部发生了巨变。法律并未更新，具体执行起来不同了。
我在别处说过，一七八○年的总监和总督已不再是一七四○年时的总监和总督。这一点在政府通信中得到详细证明。一七八○年的总督和他们的前任一样仍有相同的权力，原班属下人马，相同的权威，但他们的目标已有改变。前者在其管辖范围内，官员除了保持顺从，能做的很少，招募民兵，最重要的是征收租税。后者则有其他事要关心。他们满脑子想着要增长公共财富，街道、运河、工厂、商业都是他们关注的要点。农业居于首要地位。苏利成为了那个时期紧跟潮流的总督。
那个时候，总督开始组织我先前提到过的农业社团，组织比赛，颁发奖品。有些总监的一些通告看起来没有官方信件的样子，更像农业方面的论文。
在收集各类税款上缴国库这一点上，政府对人民态度的转变最为明显，同过去相比，税法仍像过去那样不公平、随意、严酷，但在执法时让人产生的厌恶有所缓解。
莫里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开始研究税法时，我惊讶地发现，即使一些小事，特别法庭就有权处以罚款、监禁、体罚，收税官完全控制几乎所有财产和个人。幸运的是，除了阅读法典，我还看了其他资料。在法律文本和执法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不亚于旧金融家和新金融家在习俗上的差异。法学家总是倾向于减罪缓刑。”
“加收税收会引起无数的咒骂和愤怒”，一七八七年下诺曼底省议会指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近些年征税中的温和、仁慈”。
通过对文献的认真学习，可以全面地更加清晰地证明尊重生命权和自由权已经常可见这一断言。尤其是有了对穷人苦难的明显的真挚的考虑，而早些年对这些现象是看不到的。税务机关极少使用暴力征税，减轻重税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各种帮助措施也随处可见。国王不仅增加了用于乡村地带慈善作坊的基金数，通常也会建立新基金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一七七九年，为实现这些措施，政府在吉耶纳省发放了八万里弗，一七八四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了四万里弗，一七八七年在诺曼底发放四万八千里弗。路易十六并不希望将这个任务交给大臣去办，有时他也会亲自负责。一七七六年，御前会议判决国王狩猎破坏了这些农民的土地庄园，应当赔偿。国王亲自撰写了赔偿的各项理由。杜尔戈给我们讲述了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主亲手把写好的东西交给他时，国王和杜尔戈说：“你看我也一直在我这方做工作。” 如果按照旧制度最后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比真容更美，但却失真了。
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精神中有了变化时，国家的繁荣会以一种迄今为止都从所未有的步调前进，当然人口激增和财富垄断都是进步的标志，北美战争也不会影响其增长速度。国家严重赤字，个人却更富有、更勤奋、更有事业心、更有创造性。
同一时期的一位官员讲道：“自一七七四年起各类工业蓬勃发展，全部消费税基点随之增长。”对比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签署的文件，尤其是国家与收税的金融机构签订的协约，可以发现地租价格不断上涨。一七八六年的总税收要比一七八○年多一千四百万。内克尔在一七八一年的报告中写道：“消费税总和每年会增长两百万里弗。”
亚瑟·扬向我们断言一七八八年波尔多的贸易总额远大于利物浦。他还说，近些年，法国航海业的发展要比英国更快，二十年之内翻了一倍。
与不同时期相比，大革命以前的二十年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就此而言，三十七年的立宪君主制时代，一个和平快速发展的时代，可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相媲美。
考虑到政府方面的瑕疵和工业发展面临的困难，法国已经呈现出的这种繁荣景象使人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惊奇。可能许多政治家否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如同莫里哀剧中的医生那样断言，病人不按规则，就不能痊愈。确实如此，在税务系统不平等中，在多项海关税、印花税、封建高利贷、行业管事会、腐败的政府及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压榨剥削之下，法国居然能够复兴和繁荣？尽管面对这些不利因素，各地仍在不断进步，在所有那些制造低劣、似乎是要减速而不能推动社会机器的齿轮之外，还有两种推动社会进步的简单、有力的动力。一个是政府，依旧强大有力，但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循序；另一个是从上层阶级看是欧洲最开明、自由的民族，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的发财致富，能够保住自己财富。
国王名义上仍是主宰，可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得不听从人民的意见，平日受民意的影响而不断咨询它，敬畏它。王权在法律上是绝对的，但在法律实施中却无实权。早在一七八四年，内克尔在一份公开文件中举出一个公认的事实：“大多数外国人很难设想民意在法国发挥的权威，他们很难理解这股甚至对国王宫廷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然而事实就是事实。”
把人民的伟大强盛简单归功于法律机制的说法太过肤浅。制造产品的与其说是因为工具完善，还不如说主要在于发动机的力量。以英国为例，那里的行政法至今仍显得比我们更复杂、多样、不规则。但在欧洲范围内，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富有、私人财产更加安全、种类更加丰富、社会更富有更完善呢？原因不在于这套法律本身，而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也许不完善，但不影响整个机体的功能，因为生命力是无比强大的。
如同我已描述的法国的大繁荣，法国人民似乎有些躁动不安，不满程度日渐增加，对旧机构的仇恨度也在增长，很明显整个国家都朝着革命进军。
再者，革命的中心地区正是那些变化最大的地区。人们若研究法兰西岛地区档案馆所存历史记录就会发现，巴黎周边地区是最早进行革命也是变革最深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此地农民的自由权和财产权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在一七八九年之前，私人徭役已停止。此地征收军役税更加规律、更加节制，也更公平。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总督对整个地区的繁荣和衰退的影响力，可以读一下一七七二年修改的赋税收集体系的章程。该法规对税收的方方面面都具有重大影响。政府每次都会派专员到各个郡县将民众集合起来，一起来确定每件物品的价值，个人的财产都会备录在案。在纳税人出席的会议上制定征税点。官僚滥用权力、无意义的暴力运动都已消失。当然任何税收系统中的赋税本质的缺陷依然存在。这些缺陷也只压在一个纳税阶层上，当然对工业和财产一视同仁。但它已与邻近财政区同名的税收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相比而言，旧制度在卢瓦河及其河口地区、普瓦图沼泽地区、布列塔尼荒原地区仍完好保存。也正是在那儿，内战突然爆发、传播。也正是在那儿，爆发了对大革命的长期暴力反抗运动。
甚至可以这样讲，法国的处境越好，人民就更加不能忍受。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是，一个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长期忍受法律体系压迫的民族，会在重负减轻时，发起暴力反抗运动。被革命摧毁的旧制度应该是优于先前的制度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坏政府的最危险时段是其准备开始改革的时候。只有伟大的天才可以拯救开始进行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一旦看似注定但却一直在默默忍受的苦难不能再被忍受时，灭亡即将来临。揭穿了的每一个谎言似乎都在预示其他仍未被揭露的，人们情绪更加激烈。苦难在减少，但对其敏感性却在不断增加，与封建制度在全盛时期相比，似乎濒临灭亡时激起的愤怒更大。路易十六的相对轻微的专横做法似乎比路易十四的所有专制统治更让人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引起更大的民愤。
无人宣称一七八○年时法国仍在衰退，相反，人们认为，人们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对法国未来长期发展的所有限制都已不复存在。就是那时开始出现了人能够无限持续完善的理论。早在二十年前，未来远无希望可言，如今人民很满足于已拥有的现状和追求新事物的紧迫感。
除了已阐述的一般原因，当然还有更有说服力的具体原因。像其他事物一样，财政管理也有了进步，但仍还存在一些集权政府本身解决不了的弊端。由于财政管理制定的隐秘性，实施过程无保证等特点，一些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就制定的形式政策仍在继续贯彻。为了促进繁荣，政府采取的努力措施是分发救济，增加公共劳动，实施公共工程，但却没达到预期效果。因此，现任国王每天都在处理比历任国王更严重的财政拮据。像前任国王一样，现任国王也在一次一次的抵赖不认账；没有公开招标或竞标，国王却四处借款，当然债主也本没打算收取利息，有时甚至他们的本金也尽在国王的掌控之中。
一位值得信赖、比其他任何人都有发言权的目击者声称，那时，“法国人和政府的关系充满了风险，倘若人民以借款的方式将资金投给政府，就根本别指望定期回收利息。他们为政府建造军舰，护养道路，为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像搞冒险贷款一样去权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感慨颇多的目击者补充道：“工业的飞速发展培育了人民对财产和金钱的渴求。当任何本应小心翼翼维护债务关系的债主触动法律时，那些将大量财富捐给政府的债主会极度恼火。”
实际上人们对政府的怒骂指责都很常见，新鲜的是他们所产生的印象。诚然，早期经济体系的弊端更加明显，但从那时起，社会与政府的改良更加凸显了人们对弊端的厌恶感。
二十年来，政府异常活跃，积极参与到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务中去，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做生意、放贷款、靠俸禄生活、签订合同的人数都在急速上涨，公共和私人利益从未如此紧密结合。从前政府的长期劣迹，即财政的不善分配，目前已成为无数家庭的灾难。一七八九年，国家欠债六亿里弗，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如当时的一位经济学家所说，所有人都在承受无能政府带给他们的苦痛，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这种不满的数量不断增长，恼怒也在不断积聚，三十年前人民毫无怨言地承受着，可随着暴富心理急迫、财富增长带来的舒适感使得人民已不能忍受这些苦痛。
结果，手艺人、商人、工业家、企业家、银行家由此产生，以往这类人憎恨政治革新，无视其本质，安于政府现状，即便对其一直鄙视的法律也是无条件服从，而如今却成为最迫不及待、最忠诚的改革者。他们叫嚣着对财政系统的彻底变革，却没能深思政府财政系统的全面变革可能带来其他部门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怎么才能避免一场灾难呢？一方面，一个民族的发财欲望每天都在加速膨胀；另一方面，政府频繁刺激这种欲望，却未能妥善解决，既鼓励又打击，这两方面加速了其自身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