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本想减轻人民负担，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一百四十年里，政治舞台上完全没有人民的身影。因此，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永远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露面的机会。看到人民如此麻木，人们就认为他们是聋子。而当人民的命运出现改变时，有些人总会在他们面前道貌岸然地高谈阔论，似乎人民不在场。显然，他们是给那些高居人民头上的人说着听的，他们唯一担心的是那些人会不会听懂。
那些最应害怕人民暴怒的人总会在其常出没的场所里大声叫嚣、谈论人民承受的不公正。他们指出最压迫人民的是体系中一些丑恶的漏洞。他们也总在用华丽的辞藻描绘人民的苦难和廉价的劳作。用这样的方式来解放人民，无疑使人民更加愤怒。我所指的并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其主要机构官员，是特权阶级本身。
在大革命的前十三年，国王致力于废除劳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说道：“除了极少数省份，几乎全国的街道都由我们下层人民免费修造，尽管他们只是街道的次要受益者。但他们出尽全力、担起整个重担。真正受益者，一些特权阶级，通过修路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强迫穷人尽心尽力修建，富人收益。可我们却剥夺了他们用来抵抗灾难和饥饿的唯一保障，还命令他们为富人的利益不断卖命工作。”
同一时期，当人们努力解除由行会强加于工人的枷锁时，一份以国王名义签署的公告声明中强调: “劳动权是所有财富形式中最神圣的权力，违背这项权力就是在违背自然法律。那么那些法律将无任何效力。另外，已存的行会是一些古怪、专横的机构，是自私、贪婪和暴力的产物。”这些字眼很危险，更危险的是它毫无意义。几个月之后，行会和私人劳役死灰复燃。
据说，其实是杜尔戈建议国王这样说的，当然杜尔戈的继任者也都秉承了这种进谏的做法。一七八○年，国王向臣民承诺，从今以后如要增加军役税定会当众宣布，他也假惺惺地谈到：“长期以来被税款的收集方式折磨的纳税人对税收的随意增长很反感，结果最贫穷的人们纳的税最多。”尽管此时国王还不敢平均税款，但却在努力实现征税平等。国王讲道: “我希望富人们不要认为自己在受剥削，他们被纳入共同水准，其实富人们也只是在承担长久以来他们本应承担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饥荒时代，特权阶级似乎要激发人民的愤怒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求。一位总督为了激发有钱人发善心说道：“这些所有者极不公正、为富不仁，他们所占有的一切应归功于穷人的劳动，但是在穷人筋疲力尽时，他们袖手旁观，任穷人饿死。”国王在类似情况下也说过：“我想保卫人民免遭缺吃少穿的痛苦，有钱人强迫他们劳动，想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我不能容忍一部分人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人。”
君权没落时代，不同派系的争斗常会引起各种冲突，都指责对方是带给人民苦难的元凶。一七七二年因粮食流通问题，在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引起的那场争论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法院的说法是：“政府错误的政策饿死穷人。”国王回应道：“法院的野心膨胀和富人的贪得无厌都是公众贫苦的根本原因。”争论双方客观上向人民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上层是人民苦难的根源。
这些说法在秘密信件中找不到，在公开文件中却提到，政府和高等法院特意不辞辛劳地将这些文件大量印刷、分发。与此同时，这样做的时候，国王其实向他的先辈和他自己道出了残酷的事实真相。一天他说：“国库已因历代挥霍而负担过重。我们的许多不得转让的领地已经廉价转出去。”还有一次国王索性说得更准确：“行会首先是国王贪财的产物”，稍后他又补充道：“如果出现频繁的大笔花销、无节制地增加税收，原因在于财政管理工作要依靠这些进行，管理者发现税收是最易积聚财富的捷径，贪婪的管理者以为秘密进行就不为人所知，虽然还有许多其他使人民负担较轻的办法。”
这些话都是讲给国民中有知识的人听的，以让他们相信政府针对某些利益集团的措施是得力的。至于人民呢，即使听到了，也不懂。
不得不承认，这种仁爱中包含了对不幸之人的蔑视，当然任何人都衷心希望他们可以少受些灾难。据伏尔泰秘书回忆，夏特莱夫人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从的面脱衣，因为她并不认为仆人也是人。
不要以为刚才我转述的耸人听闻的话只出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那些即将成为人民众矢之的的特权者在人民面前也这样讲。应当承认，法国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命运时，穷人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恐惧。他们关心穷人时，还不知道穷人的苦难最终会葬送他们。一七八九年前十年里，上述事实更加明显。那时人们经常同情农民，谈论农民，探讨救济农民的方法，揭露使农民受苦的主要流弊，谴责特别危害农民的财政法规；但与此同时，人们依然没有预见性，依然麻木。
读读一七七九年在法国部分地区以及后来又在整个王国召开的省议会记录，研究研究留给后人的其他相应的文件，你定会为其中内容的善意所感动，也会对文件中不慎重的语言感到惊讶。
一七八七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评论道：“政府投到街道上的资金会使富人的生活更加舒适化，与人民毫无益处。那都只是为了改进通往城堡的道路，并不是修缮村镇的入口。” 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在公然抨击修道路的义务工作后，贵族和神职人员居然自发地为改善乡间的道路工程捐献了五万里弗，这样道路畅通了，也没给人们增加负担。对这些特权者来说，用普遍捐税代替劳役制并缴付应纳捐税，也许更少费钱些；当他们准备放弃不平等税制带来的利益时，却还想保持其外表。当他们愿意放弃特权的有利部分时，却仍在细心保留令人生厌的部分。
还有的省议会完全由免纳军役税的地产主组成，他们当然想继续免纳人头税，但却同样用最暗淡的色彩描绘这种军役税使人民蒙受的苦难。他们以一幅令人可怕的图画的形式，说明军役税的弊端，还花心思大量印制。他们的话中有对人民有益的部分，有时也会有一些蔑视公众的表述。人民既是他们同情的对象，又是他们轻视的对象。
上基耶纳省议会虽然为农民的事业展开了激烈辩论，但却说农民粗俗、无知、粗鲁、好闹事、没修养。杜尔戈虽然曾为人民做了不少事，但他表达对农民的看法时也会使用这些词。
这些文件中的不友好的措辞在那些准备公布于众让农民亲自阅读的法令上可以见到。这就像生活在欧洲加利西亚地区一样，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有不同的语言，因此下层人民听不懂上层人的话。十八世纪的法学家对农民拥有一些先人所不曾拥有的仁慈、温和、正义感。当然在某些场合中他们也仍会说“肮脏的农民”。显然，这些对农民带有侮辱性的字眼俨然是自古使然。
随着一七八九年临近，对人民悲苦的怜悯感也日渐敏锐、轻率。我手中拿着一七八八年早期省议会发给各区人民的通告，在这些通告里可以详细地找到他们可能提出的一切申诉。
这份通告由一位教士、一位大领主、三个贵族、一个资产者签订，并以议会名义执行。议会给各教区的理事下达命令，要求聚拢农民并强迫性地征求他们有关收税的途径和方法的意见。“我们大致知道农民讨厌盐税和印花税，可不是很具体。” 省级会议的好奇心并不止于此，也想清楚地知道每个教区有多少人享有特权及内容，其中包括贵族、牧师、平民百姓，甚至是精确的特权内容。享有免税权的人的财产价值是多少？住在自己还是别人土地之上？教会财产有多少？或者用当时的话说：有多少不打算出售的产业？值多少钱？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足以达到他们的满意度。协会仍想知道假使存在捐税平等，特权阶级应承担的税额的价值，包括印花税、人头税、劳力服务和其他的税是多少。
这都在通过讲出带给他们痛苦和灾难的罪魁祸首，进而揭露出小部分人的不幸以此鼓励受害者进行进一步的反抗，让贪婪、嫉妒、仇恨的欲火尽情燃烧。人们似乎彻底忘记扎克雷起义（一三五八年法国北部农民暴动）、铅锤党人和十六人委员会， 就好像没有人意识到身在安宁之地的法国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绅士、最善良的人种，但一有暴力冲突，他们会成为最野蛮的民族。
很不幸的是，我没能拿到记载当时所有人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的文件，但我确实找到一些足以了解支配这些文件的一般精神。
在这些文件中，有对每个特权者、贵族、地主名字的详细记录，也有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描述和批判。人们下功夫评估这些人财产的价值。有许多关于他们特权本质和数量以及他们对同村居民所欠下的债的深层次的讨论。欠下的地租用庄稼抵押，人们统计他们的收入时总会心生羡慕，这些收入没人可以分享。而牧师的酬劳，也叫“工资”，总以受益人少、总量惊人而闻名。人们总在抱怨教会的每项服务都在收费，就连穷人安葬也得交钱。不公平的税制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他们眼中，税收冰冷残酷，所以他们总会愤怒地用恶劣的字眼咒骂。
“间接税太可恶了”，他们说道，“收税人彻底清查家产，毫无尊严可言。印花税糟糕，收税人更是残暴，总会用其贪婪本质抓住一切能利用的来折磨穷人。就连执达员也好不到哪去，复仇心极强的他们总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善良的农民。收税员无奈地砸毁邻居家，用此来摧毁可能会对其他压迫者的苦难而产生的同情心”。
这份调查不仅预示着革命的到来，其实其本身就自带一定的革命性。它早已使用革命语言、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在十六世纪的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诸多不同点中，其中一点很突出。十六世纪，大部分贵族出于野心或贪婪，都加入到了宗教改革中，而人民只是出于信仰，所以参加宗教改革并不图什么利益。十八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正是无私的信仰和宽宏大量感动了有识之士阶层，使他们也踏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激起人民反抗的是急于改变受苦受难现状的愿望。最终前者的热情点燃和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