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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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好汉的误区

民间有句俗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

这两句话,一句可谓大俗,一句可谓大雅。合在一起看,正所谓大俗大雅。

马克思的那句当然属于大雅,所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

什么是社会属性?

这样说吧,你只是你,这是人的自然属性;而你不只是你,这才是人的社会属性。

而民间的那句俗话,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也是为了要告诉我们,就算你是好汉,在这个社会里,你也不能孤军奋战,你需要有朋友,有团队,有帮哥们、姐们,有些知心朋友,这样,你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

好了,这两句大俗大雅的话,事实上我们都不陌生,其中的道理也浅显易懂。但真实的情况却是——越是好汉,越不容易在生活中实践这个简单而质朴的道理。

比如曾国藩,他年轻时虽然有浮夸不实的毛病,但至少朋友还挺多,虽然一开始都是些狐朋狗友。后来他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为师,另外交了些长于修身养性的朋友,自己修身养性的工夫也日渐深厚,所以他在北京当翰林的那段时间,还真可以说是非常擅于结交朋友的。后来就是因为朋友多、朋友铁,有人在官场上替他撑腰,他的仕途也非常顺,37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相当于国务院大部委的一个副部级干部。

有人说,你不是说“越是好汉,越不知道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吗?”你说曾国藩靠朋友飞黄腾达,这跟你说的搭边吗?他不正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典型吗?

别急,我说的不是反例,其实曾国藩还就是个不了解一个好汉要三个帮的典型,他之所以前面知道要朋友帮忙,是因为他还没把自个当好汉呢。一个人心理没膨胀的时候,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时候,都知道要靠朋友帮忙,等他真把自己当成了个人物,心理越来越膨胀,越来越目空一切,也就是越来越把自个当好汉的时候,他就会忘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根篱笆三个桩”的简单道理。

那曾国藩是什么时候忘记这个道理的呢?就是他开始把自个当好汉的时候。

那曾国藩什么时候把自个当英雄、当好汉的呢?就是他出山办团练,开始雄心万丈地要收拾太平军的时候。

1852年,曾国藩回老家为母亲丁忧,也就是守丧。这时候太平军横扫两湖,先从湖南打到了湖北,再调回头来二次攻打湖南。清政府的政府军,也就是绿营与八旗,在英勇的太平军面前,简直就是豆腐渣,根本无还手之力。咸丰皇帝没辙了,让各地在家务闲的大臣办团练,曾国藩就被咸丰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

可曾国藩老谋深算,他心里没底、没谱,也不知道出山到底能不能成事,所以一开始他拒不受命。这也可以看出来,他确实是个谨慎的人,谨慎到连皇帝的圣旨也不听。

后来,湖南巡抚张亮基反复地邀请他出山,包括像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这些湖南的名人,都反复推荐,认为只有曾国藩出山,才能拯救湖南,所以一批一批的说客来劝曾国藩出山。最后,最佳辩手郭嵩焘同学,发挥舌战一儒的超一流水平,为他分析了太平军必不能成功的关键理由,也就是太平军的拜上帝教是与儒家传统文化为敌的,这一点彻底打动了曾国藩,他终于认为自己有了顺应趋势、必能获胜的把握。再加上磨了好长一段时间,从皇上到省长,请了他那么多回了,架子也已摆得十足,所以曾国藩也就信心满满地出山了。

因为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加上众望所归,再加上他有必胜的信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向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一向谨慎小心的曾国藩,开始把自个当英雄、当好汉了。

打这儿开始,就因为他把自个当好汉了,他就忘了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的道理。

曾国藩离开老家湘乡到长沙办团练,本来他那几个如狼似虎的弟弟都要跟着他出山的,结果他说不用,不就是办团练嘛,大哥我一人搞得定,虽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现在不到那份儿上。后来,在几个弟弟反复要求下,他才带了最小的一个弟弟曾国葆一起到长沙办团练。

到了长沙,在巡抚张亮基和湖南众名士的推崇之下,虽然只是办团练,曾国藩却感觉像是在负责全省的军务。

虽然团练当时只相当于民兵组织,曾国藩却率领这个“民兵”组织对当地有起义倾向的堂会、帮会展开了频繁的军事行动。其痛下杀手,到处围剿,不仅雷厉风行,而且雷声震震,可以说动静非常之大,以至于没干几天就被人骂作是“曾剃头”、“曾屠夫”。

可曾国藩认为要成大事就要用非常手段,要当好汉就要勇于担当,所以,虽然千夫所指,甚至张亮基之后新继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都劝他不要搞得这么火,他也置若罔闻,根本不听。

当时,不论是官场还是民间,有很多人纷纷指责曾国藩办团练办得太过了。更有人指责他不仅杀了好多人,还越权管理绿营的军务,还让绿营士兵跟他的团练一起训练。这下,反对曾国藩声浪,在长沙,在湖南,一浪高过一浪。

可曾国藩不管这些,这一阵可以说是曾国藩一生最反常的时期,原因就是因为这一阵他分外地把自己当成救世的英雄、当世的好汉来看。

因为他是好汉嘛,所以他很悲情,所以他孤军奋战。他还专门给咸丰皇帝上了表,指责湖南当地的官员阻挠他办团练,最后请了圣谕,可以按他的方式独断专行。这下曾国藩众叛亲离,终于要吃苦头了。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在前文提到过的绿营骚乱。

绿营兵一直打到他的衙门里来,差点当时就打死曾国藩。曾国藩好不容易逃出来,逃到骆秉章那儿求救,骆秉章作为一省之长,虽然劝退了骚乱的士兵,却把责任全归咎到曾国藩的身上,搞得他事后成了湖南官场的笑柄,曾国藩终于在长沙再也待不下去,灰溜溜地离开了长沙,迁到了衡阳。

曾国藩曾以为这是他平生第一大羞辱,而导致这个羞辱的原因,他在奏折里说是因为湖南官场的黑暗。但后来当他和朋友谈起这段羞辱的往事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他太好汉、太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