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就是在杨虎城那里窜来窜去的那个人？”蒋介石最不喜欢提西安事变的人和事，一提就火。他认为就是西安事变和中原大战伤了他的元气。他对陈布雷不好发作，就指着主编大骂：“堂堂国民党宣传部，还不如共产党一个小组！”他突然发现宣传部长没有到会，便抽出一张纸，草草写了几个字，交宣传部的副部长带给部长。副部长接过便条一看，抬起头时，满脸苦相。
便条上写着：“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工作中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在武汉的中共所有机关相继迁往重庆。翌年，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建立中共外事组。王炳南被指定为组长。
“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有一次，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对人说。事实上，由于王炳南与许多政治家、军队领导人和外事人员都保持着个人的良好关系，通过这些，他不仅让公务缠身的周恩来得到外界的各种消息，也让外界人士了解了周恩来的立场。
王炳南热爱自己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
中共外事组的才子才女们
说起中共外事组的女性，其中的龚氏姐妹特别引人注目。
１９３８年，龚澎到延安后，她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使她崭露头角，她经常参加一些翻译工作，也为毛泽东充任英语译员。到了重庆，她成为周恩来倚重的外事秘书，周恩来经常通过她与外国记者联络或发布新闻。她学的是历史，但在新闻方面却独有天赋。还是在燕京大学，搞“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她和姐姐龚普生就在斯诺的建议下，在临湖轩第一次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虽然到会的除了斯诺外，只有五名记者，但她们还是感到极大的满足。毕竟事业已经开了头。
当时，欧美记者云集重庆，都住在巴县中学内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招待所里。龚澎向这些记者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
汉学家费正清其时也在重庆，由龚澎教他学汉语会话。龚澎的性格和为人，她的充满青春活力，她对中国共产党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的忠贞，再加上她对重庆西方记者的了如指掌，尤其是她一般女性气质中少有的爽朗和幽默感，不仅吸引了费正清，几乎那个时期所有驻渝的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抱有好感。他们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备至。这些记者在自己的通讯及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毫无例外地，相当突出地写到龚澎。
龚澎得了痢疾，《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把她送到海军医生那里诊治。并非只有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感受到龚澎的那股奔放的热情。“我发觉她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驯服功能。”费正清在回忆录中写道，“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塞瓦赖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善于同人交谈的特长。”
照常理，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不轻易赞美另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可是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谈起龚澎却充满喜悦：“聪明的龚澎，她就像画中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传；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地合作，但并没有个人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
龚澎从那时起，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３０年，直至她被癌症夺去生命。
周恩来常说：“我们应该造成一种国际影响。我们需要有知识的人与美国、欧洲打交道。”于是，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受周恩来的派遣，去了美国，她在那里成功地与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交上了朋友。周恩来还让王安娜给外国报刊写文章——她会好几种语言。而周恩来自己，每天晚上都要在虎头岩花两个小时修改《新华日报》
的稿件，以便外国朋友更准确地理解八路军的抗战方针。
美国《时代》周刊的谛奥多·怀特，从师汉学家费正清攻远东史，随意随音，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做白修德。他就是在一个下雨天，从曾家岩门前满是泥泞的狭小街道，踏着深及脚踝的泥浆，走进接待室。整个接待室已被拖泥带水的人们弄得肮脏不堪。他坐在那张弹簧已坏、疙瘩很多，用蓝士林布罩着的沙发上，认识了周恩来——这里坐过许多知名人物，有些后来名气更大。比如董必武、叶剑英，还有林彪。
同外国人打交道最多的还是周恩来。
一年之后，白修德已同周恩来很熟了。为了影响美国的舆论，周恩来决定宴请一次白修德。白修德知道，“八办”的工作人员平素吃的是食堂里的面条、米饭、青菜，有时有点红烧肉。但这次，周恩来把客人请到重庆最好的饭馆冠生园去。
设宴异常丰盛：先是拼盘，有热炒，有凉拌，再上竹笋炒鸡丝，炸鸭胗肝；然后是主菜——烤得金黄、皮脆肉嫩的烤乳猪。
那个时候周恩来不过４０多岁，却已处于政治生涯的中途。在这里，他是毛泽东的望台，更不惜任何代价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触。在这里，他还有一个任务是缓冲，使共产党和他们的军队免遭蒋介石的压制，并从中央政府手中挤出哪怕一点点的援助，作为共产党对日战争之用。因为国民政府正从美国争取巨额贷款。
１９３９年７月，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他要去中央党校作报告，江青也要去。延河正涨水，他们就骑马。在路上，江青猛地打马，她的马突然狂奔起来，使周恩来的坐骑受惊，因毫无防备，一下摔了下来。周恩来急中仍镇静，忙用右手护住头，结果胳膊肘先着地，造成肘部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差，没有完全把骨头对好，就打上了石膏。等取下石膏时，肘部已不能活动，右臂肌肉逐渐萎缩。于是，中央建议他赴苏联治疗。为此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到延安，把周恩来接送到乌鲁木齐，然后转乘苏联的飞机到达莫斯科。同他一起去的有邓颖超、孙维世、李德等。
周恩来在医院里住了两三个月。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向享有很高的声望。
第七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在知道他已到莫斯科以后，共产国际机关内不少人悄悄地向师哲打听：“周恩来出院了吗？什么时候会来共产国际？真想看看他。”一个天真的女秘书还嘱咐师哲事先要告诉她：周恩来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经过，以便她能隔着玻璃窗望他一眼。新年前几天，周恩来出院了。
１９４０年元旦晚上，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
一出院，周恩来又投入紧张的外事活动。
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的抗战已经经历两年半的时间，进入了相持阶段，抗战阵营的内部矛盾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国民党顽固派这时在国内正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演变情况却很隔膜，有些人甚至对中国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某些做法抱有怀疑，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也热衷于搞摩擦，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外敌，认为这同抗战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是不相符的。
为了用事实说明真相，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就开始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他一边写，师哲就在一边译成俄文。师哲劝他：“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
周恩来头也不抬：“我这是外伤，又不影响我的思考和工作。”
《备忘录》长达１１６页，５５万字，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现在是胶着状态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敌人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敌后战场，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其占领地区进行建设和开拓富源，将重点放在政治进攻和施加经济压力上，迫使中国投降。目前中共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现象，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活动，致使投降与分裂可能成为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危险。
《备忘录》系统地介绍了抗战爆发以来两年半中日战争的情况：日本派往中国一百多万兵力，伤亡已达５１万，日本政治上“以华制华”，军事上“以战养战”。
中国为坚持持久战而斗争，中国农民的民族意识受到空前未有的锻炼，农民在殖民地革命运动中具有伟大作用。
《备忘录》还列举了蒋介石抗战以来的三次动摇。
《备忘录》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第三部分报告了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
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周恩来出院。师哲将译稿交给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书，由他压缩成２０页打印纸，再由季米特洛夫将打印稿送交斯大林及国际执委看。后来，周恩来对它又作了修改，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１９４０年４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
１９４０年１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哥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和中共代表任弼时也列席了会议。会场上挂着中国地图和各种表格。周恩来整整讲了两天，每天都在四五个小时以上，加上翻译的时间共约八九小时，比他的一百页报告还详尽。周恩来充分发挥他的演讲口才和博闻强记，将中国统一战线的来龙去脉和其中一些关键问题讲得一清二楚。
不过这可苦了一直担任口译的师哲。
每次散会后，季米特洛夫就走到师哲跟前，动动他的肩膀，诙谐地问一句：
“喂，你是活着还是死的？你的头不昏吗？”看着师哲从疲惫中抬起脸，又说，“好好休息一会儿，再喝一杯咖啡！”
本来，国际执委们对中国的抗战是否能坚持下去，是否能取胜，心中还是七上八下。经周恩来一讲，仿佛已经看见其中取胜的奥秘，不禁兴奋地交头接耳起来。
不过，他们对周恩来讲的阎锡山、胡宗南、鹿钟麟等，晋察冀、晋冀鲁豫等人名、地名实在搞不清楚，也记不住。散会时有个同志摇头苦笑：“恩来同志你辛苦了，你讲的我们全知道了，但又全不明白……”
一位西班牙同志告诉他一个“诀窍”：“你听周的报告，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
各国的事情只有各国人民自己才能解决！”
一位写过《两虎相争——中日战争史》的外国记者兼作家，在回述这段史实时，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毛（泽东）是个英明但又会犯错误的航海家，那么周（恩来）就是个有耐心的水手长，他保证轮机正常运转，水手们各司其位，船上的饮食不断得到补充……凡是同周恩来见过面的人，分手之后一定会感到……
信心增强了。”
当时走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会场时，不少人正是这种心情。
周恩来还向季米特洛夫谈了王明所犯的错误。许多情节令季氏大为惊讶。
周恩来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结论是：李德有错误，免予处分。
２月底，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一直送到兰州。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后一次向共产国际派遣的代表。在这次周恩来和任弼时回国后，中共中央就不再有代表驻在共产国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