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张咏从成都回来，拜访寇准。两个老朋友一见面，既不作揖也不打拱，只拍肩膀，问长问短，知心话多得说不完。寇准摆下百禽宴，盛情款待他。酒逢知己千杯少，你来我往，杯盏交错，喝得很是痛快。天下没有不散的酒席，人间没有不别的朋友。过了没多久，张咏要回成都了。分手前，寇准忠恳地请张咏赠言指教。张咏是不会说“寇公多多高升”的话的，再高升，皇帝放哪儿；也不会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恭维话，寇准学术不足嘛！张咏只说了句：“《霍光传》不可不读。”
送走张咏，寇准回家后立即找出《汉书》，翻到《霍光传》，逐字逐句地读，直到快读完了，“光不学无术”一句进入眼帘。寇准恍然大悟：“张咏是说我的缺点啊！”从此寇准刻苦研读，成了忠贤皆备、文武双全的好宰相。
酒逢知己千杯少，干杯过后，我们听到的是忠言，虽说忠言逆耳，但它是朋友的真心话。朋友之间就是要这样，若想让对方更完美，就须指出对方的缺点！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孟子把“天时、地利、人和”看作是战争中取胜的三个要件，其实，无论是战争、政坛，还是做工作，事业均是如此，人生之成败更是如此。人生难得一知己。的确，像张咏和寇准这样的至交已不多见！他们给我们的启示不只是要真诚对待朋友，更要珍惜友谊，保存友谊，唯有这样才能使友谊地久天长！
择邻择友从善从仁
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之风的地方才是有好处的。如果不选择有仁德之风的地方居住，哪能算得上是明智呢？”
一个人生活于什么样的环境，几乎能够决定他一生的命运走向。
“久居鲤鱼之肆而不闻其臭”，就会使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各种污七八糟的东西侵蚀、同化；只有处在良好环境下的人们，才有可能拥有相对光明的前途。
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亚圣”之称。
孟轲幼年丧父，母亲抚养教育他长大成人。孟母靠给人家纺纱织布维持生计，母子俩过着清贫的生活。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孟母从未松懈对儿子的教育，为了使儿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她搬了三次家。
孟轲幼年时，他家住在凫村(今属曲阜)的一片墓地附近。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看出殡埋葬死人。
回村后，还和小朋友们一起堆土坟、学打幡、抱罐，还学死者亲属的各种哭法。有的悲切凄楚，感天动地；有的明哭暗笑，掩人耳目；有的幸灾乐祸，虚情假意。
孟母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在此居住下去对孩子成长极为不利，于是搬到邹国都城中心去住。没想到新居临近集市，孟轲经常到集市上去玩，他听到的是各种叫卖声，看到的是行商坐贾竞相牟利的各种行径，慢慢地也羡慕起做买卖、挣大钱的人来。他经常和小伙伴们玩做生意耍花招的游戏，看谁骗了谁。
孟母目睹儿子的行为，担心儿子学坏，终日寝食不安。她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下去，儿子必然变成一个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人。孟母感叹地说：“这也不是我儿应住的地方啊！”于是孟母决定再搬一次家。
孟母经过选择，把家搬到一所学校附近。这里环境幽静，经常听到琅琅的读书声，看到师生们彬彬有礼。这种环境激起了孟轲的学习兴趣。看到这些，孟母满意地说：“这才是我们居住的好地方。”从此，孟家便安居于此。
孟轲到了新的学习环境，进步很快。从此，他坚持不懈地潜心研读，终于成了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
“孟母三迁”的故事，把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性充分地反映了出来，为了给儿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孟母搬了三次家。
孟母不愧为一代教子的典范。孟母三迁其家，精神令人钦佩。当今社会，不断上升的青少年犯罪率，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原因与家庭、学校教育密切相关，因此，营造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环境，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社会个体中的其他人，都具有十分重大、十分深远的意义。因为“择不处仁”，将是一切问题的源头。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由此可知，环境对人的重要性，尤其是青年和孩子，非常容易受到周围风气和身边人的品行德习的影响。
因此，对于明智的家长来说，一定要挑选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居住；而作为已在社会中独立的年轻人，也要注意选择好的工作及生活环境和没有不良习性的朋友，这不仅是使自己不断进步、事业有成的前提条件，也能够确保自己的人生不偏离正确的轨道，防止滑向危险的深渊。
多听意见，再做决策
在没听到不同意见之前，不要做出任何决策。若你在做事时听不到任何反对意见，那是很危险的。作为领导人，一定要重视双向信息渠道决策方式，即要树立自己的对立面。
三国时候，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准备伐吴。起初很顺利，魏军直逼江陵。
当时正值长江水浅，江面狭窄之时，夏侯尚企图乘船车，步兵、骑兵驻扎江陵中洲，架设浮桥，以便和北岸来往，魏军参与计议的人都认为这样肯定可以攻下江陵。
董昭却上疏说：“当年武皇帝(曹操)智勇过人，用兵却格外谨慎，从不敢如我们今天这样轻敌。打仗时，进兵容易，退兵艰难，这是极普通的道理。平原上没有险阻，退兵都很困难，即使要深入进兵，也要考虑撤退之便。如今，在中洲驻扎军队，是最深入的进军；在江上架设浮桥来往，是最危险的事；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是最狭隘的通道。这三条，都犯了兵家大忌，而我们却准备这么做。如果敌人全力攻浮桥，我军稍有疏忽，中洲的精锐之师可能就不再是魏的了，而属于吴的了。我对这事十分担忧，寝食难安，而谋划此事的人却坦然不忧，真令人困惑不解！加之长江水位正在上涨，一旦暴涨，我军将如何防攻！即使无法击溃敌军，也应该保全自己，为什么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不感到恐惧呢！恳请陛下三思。”
文帝立即下令，命令夏侯尚等人迅速退出中洲。吴军两翼并进，魏军大队人马一并退却，挤在一起，短时间内很难退回。最后总算退到了北岸。
此时，吴将潘璋已经扎好芦苇筏子，想要烧魏军的浮桥，恰好夏侯尚率兵退回，才没有得逞。十天过后，江水暴涨，文帝对董昭说：“你的预料竟如此准确！”当时又逢上闹瘟疫，文帝于是命令各路兵马撤退。
用兵不是文帝的专长，幸亏他还能听进董昭的反对意见，得以躲过一难。
唐玄宗时期的韩休坚守正道，性情刚直不阿，办事严谨可靠，故被玄宗任命为宰相。
有一天，唐玄宗对着镜子，审视自己悻悻不乐的表情。身边侍从过来劝慰：“自从韩休当了宰相，皇上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龙体日渐消瘦，何不把韩休撤职？”
唐玄宗说：“我身体虽然瘦了，但老百姓们胖了，天下富了，这不是很好吗？以前宰相萧嵩总顺从我的意思说话，但退朝之后，我总放心不下朝廷的议事，总是失眠。现在韩休任宰相，他与我时常据理相争，使我心宽肚明，我睡觉也就安心了。我重用韩休是为了国家，不是为我个人啊！”
作为皇帝的唐玄宗与唐太宗都深知臣子中顺从者众，而直言进谏者少，太宗重用魏征，玄宗重用韩休，为自己树立个对立面，尽管有些麻烦，但自己却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说过这样的话：“在没出现不同意见之前，不要做出任何决策。”这就是着名的“斯隆法则”。
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者，或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人，一定要重视双向信息渠道决策方式，即要树立自己的反对面。美国总统罗斯福每次做重大决策前，都要先找出异己者，并鼓励他们坚持己见，在深入辩论中求得正确结论。
善结天下名士，树立超群形象
汉代用人，十分重视舆论的评价，其取用的标准，主要是按照地方上的评议也就是所说的清议，实际上就是一种舆论方面的鉴定。被舆论称誉的士人，才有可能成为征辟察举的对象。
由于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有些人就成了清议权威，鉴定人才的专家，被喻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地方上的舆论，因此影响到士人的仕途进退。
士子们为了取得清议的赞誉，就只好进行广泛的社交活动，寻师访友，以展示并提高自己的才学和声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好感。尤其注意博取清议权威的赞誉，而且有些清议权威终日宾客盈门，有时还出现了求名者不远千里而至的情况。曹操对于这种形势，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所以他特别注意结交名士，竭力争取他们的支持。
为了达到攀升的目的，曹操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努力。一是与一些年轻的名士做朋友；二是向一些年长的名士请教。这样有利于争取名士对自己的了解和帮助，凭这些提高自己的名声，扩大自己的影响，他知道自己的宦官家庭出身，为了广大士人所蔑视，因此很注意树立自己不同宦官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形象。
曹操在少年时就同袁绍相交，但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些隔阂。及至袁绍、袁术的母亲死后归葬汝南时，但是曹操还是不计前嫌地去参加葬礼。
颍川李瓒是“党人”领袖李膺之子，后来做过东平国相(如同郡守)。曹操与他交往，彼此了解非常深。
李瓒十分赞赏曹操的才能，临就时对儿子李宣说：“国家要大乱，天下英雄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曹操的，张孟卓(张邈)是我的朋友，袁本初(袁绍)是你的外亲，尽管如此，你也不要去依附他们，必须去投靠曹操。”后来李瓒的几个儿子遵从父命，果然在乱世中保全了性命。
南阳何颐，字伯求，年轻时游学洛阳，与郭泰、贾彪等太学生首领交好，非常有名气。好友卢伟高父亲临终时，何颐前去问候，知道他的父亲有仇还没有报，于是帮助卢伟高复了仇，而且还将仇人的头拿来在他父亲墓前祭奠，非常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