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未到就要藏身
有些人在很多场合，过于抛头露面。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败”字。因为历史事实说明，有很多人总希望自己能立即出人头地，所以到处抛头露面，结果却适得其反。李鸿章的信条是：不到万一，不轻易抛头露面，因为嫉恨也能毁人。所以他在时机未到时，善于藏身。李鸿章与人为善，不争什么，全在一“藏”字。天下什么最让人揪心？管住自己的身心，有一“藏”字，只有藏得远，才能看得清。藏锋之机，极为重要，尖锋需钝，钝能出击不易折。这是曾国藩用面具遮人的敏捷反应。藏锋目的就是为了露锋，若不露锋，就没有必要再藏锋。
咸丰十年春，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南大营。四月初，湘军主要领袖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李鸿章及其兄李瀚章等聚集于宿松，每日商谈时局和应付方针。
在左宗棠和胡林翼先后离开之后，又传来苏州失守的消息。曾国藩估计朝廷很可能会派他去赴援苏州。四月二十八日(1860年6月17日)，他接到十九日(6月4日)朝廷发表他署理两江总督，并率部赴援苏州的谕令。于是他与李鸿章商讨陆路应分三路进兵，水路还要兴练三支水师。
曾国藩在这举措中总是举棋不定。五月初十日(6月28日)，他上午与李续宜反复讨论湘军对安庆和桐城的围困应不应该撤，最终也决定不了。午饭以后，李鸿章来了，几句话就剖析明白了。于是他给胡林翼写了信，要死死盯住对安庆和桐城的围困，无论其他战场如何紧张，但这两处丝毫不能放松。曾国藩对李鸿章早就很赏识，入幕之后的李鸿章朝夕献策，更让曾国藩深感他是一个思维敏捷，说理透彻，难能可贵的人才。
六月二十四日(8月10日)，清政府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成为进攻太平军的主帅。
七月初三日(8月19日)，曾国藩极力荐举李鸿章，说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可以任两淮盐务使实缺。但并不是派他去办理盐务，而是让他专门管理淮阳水师，并择地开办船厂，以便用这个水师保护盐场，免让太平军捞走利润。但后来由于祁门大营危急，曾国藩又奏留李鸿章留营办事。
八月十四日(9月28日)，李元度被曾国藩派去接办徽州防务。行前，曾国藩时他讲，此去关系重大，务要守住该城，并对他提出“戒浮、戒滥、戒私、戒过谦、戒反复”等五戒。没想到刚刚十天，即二十五日(10月9日)，李元度就把徽州丢掉，跑到浙江去了。九月六日(10月19日)，曾国藩接到李元度的来信，极力寻找为自己开脱的说词。曾国藩气坏了，认为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此人不足与为善矣。”要求李鸿章再给他拟一道参劾李元度的奏折。
李元度，字次青，是曾国藩的友人。为了表示大公无私，曾国藩准备写折子参劾他。
李鸿章认为，太平军主力李侍贤率领的一万大军来抵挡李元度带领的三千新军，失败是意中之事，理有可恕；过去与曾国藩又患难相共，情有可原。
他劝曾国藩高抬贵手，不要上奏。曾国藩认定要秉公处理，也听不进去李鸿章的话。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在“同人”之前，原来写的是“少荃”两字，说明他原是要写少荃“不明大义”的。可见李鸿章令其十分不满。但这一改动又说明，不止李鸿章一人不愿意奏训李元度，还有多人。
曾李之间的不睦，由对李元度处理意见的分歧造成。李鸿章离开祁门大营，去到南昌他长兄李瀚章那里闲住。
李鸿章对曾国藩不只有这个意见，还有湘军大营设于祁门的问题。祁门在群山之中，外高内低，是所谓“釜底”，为兵家所忌之地。李鸿章屡次劝说移营，曾国藩迟迟不做决定。
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秀成部进入江西抚州、建昌，震动了省城南昌。三十日(1861年4月9日)，太平军李侍贤部又攻陷景德镇，把祁门四面包围起来。曾国藩对外联络不通，专函李鸿章，速催湘军悍将鲍超进兵景德镇。
李鸿章趁机劝曾国藩放弃祁门，另移他处，但他是迂回劝说，而非直言进劝。他专函胡林翼请其代劝。胡于三月十二日(4月21日)致函曾，说道：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建议移驻九江也是把握了形势，但您未必采纳，若能设立大营于湖口或东流，联络南北两岸则功效必大。
后来又经曾国藩的亲弟曾国荃来信相劝，曾国藩这才于三月二十六日(5月5日)离开祁门，四月初一日(5月10日)，曾到达位于长江边的东流。这里可西溯武汉，东下安庆，有利于联络诸军。曾国藩在北京时，长了满身的疮癣。现在驻扎于东流，虽是江边，依然十分燥热，痛痒不止，不停地抓挠，几乎痛不欲生。更兼身边没有李鸿章这样的得力助手，所以越发难以做事。清夜深思，他虽然仍不能赞同李鸿章的建议，但觉得李鸿章能以个人进退来坚持自己的立场，确属性格刚毅，难能可贵。
五月十八日(6月25日)，他专函李鸿章，开门见山道：“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接着又阐述说，以公事论，鸿章仍是淮阳水师的长官；以私事论，鸿章当时离开祁门并没有说不再回来；最后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已五十日矣！”情词恳切地请李鸿章前来支援。
面临老师困难时期，李鸿章无法推辞老师的这种真挚邀请。
六月六日(7月13日)，李鸿章来到东流大营，重入曾幕。下午，他们谈了很多。晚饭后，曾国藩将手上的药洗了洗，又与李鸿章谈了起来，直谈到二更末。这一夜彻底消除了两人之间的嫌隙，从而无话不谈以致兴奋得夜不能寐。
他们连日长谈，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兮”之感，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一般的师生情感，成为无话不谈的至友。二十八日(8月4日)，李鸿章来到曾国藩的后院，一边乘凉，一边长谈，至二更三点才散。他甚至说到了曾国藩的缺点是“懦缓”，办事总是多谋少断，不能大刀阔斧。
有时，曾国藩不便出面的事情，就让李鸿章去处理。例如鲍超从九江率军前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他避而不见，让李鸿章去接见。因为他不满意鲍超不分轻重缓急跑到这里来。
八月初一日(9月5日)，曾国藩得知安庆攻克。初五日(9月9日)，他同李鸿章一起乘船去安庆犒师。此时，传来了咸丰帝驾崩消息，即在安庆大营设立灵殿，安排文武官员们祭奠。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更是每天长谈。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共同忧虑着时局的安危。
十五日(9月19日)，李鸿章的元配夫人周氏去世，李回到江西料理丧事。九月二十四日(10月27日)重回安庆。此后，他们继续关注着朝局变化。当他们得知北京发生宫廷政变的消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赞襄政务王大臣肃顺等八人被推翻，慈禧和恭亲王掌握了当局政权。他们共同感到“皇太后英明果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因而“相与钦悚久之”。
前后数载，进进出出，李鸿章坐幕曾府，历练品性，静观时局，时有用兵，一般不抛头露面，终悟出藏身玄机，使其终生受用不尽。
主静藏身，不露声色，意适神恬，宁静致远，这是“藏身”的根本所在。《庄子》中指出“穷亦乐，通亦乐”。所谓“穷”是指无路可走；“通”是指发达顺遂。庄子认为，凡事只求顺应境遇，不去强求才能过上自由安乐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即是顺应命运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无论顺境或是逆境，人都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贫穷时能藏宝贵之锋知足常乐，安贫乐道。
《菜根谭》中指出：“人生减省一分，但超脱一分。”在人生旅程中，如果什么事都减省一些，便能超越尘世的羁绊。一旦超脱尘俗，精神就会更加空灵。简言之，即一个人不要太贪心。另有人说：“比如，减少交际应酬，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减少口舌，可以少受责难；减少判断，可以减轻心理负担；减少智慧，可以保全本真；只知一味增加而不知减省的人，可谓作茧自缚。”
人们无论做什么事，均有不得不增加的倾向。其实，只要减省某些部分，大都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倘若想兼顾全面，就不得不动脑筋，过度地使用智慧，容易产生奸邪欺诈。所以，只要凡事稍微减省些，便能恢复人的本性，即藏锋而静，返璞归真。
所以，人千万不要为欲望所驱使。欲望一旦侵蚀了心灵，心灵就无法超脱红尘，而为欲望所吞灭。只有降低欲望，追求人生的现实目的，才会活得快乐。
人大都渴望和追求荣誉、地位、面子，为拥有这些而自豪而不情愿受辱，为反抗屈辱甚至可以把生命作为代价。所以，现实人生便出现了各种各样争取荣誉的人，形形色色的反抗屈辱的勇者和斗士；也有为争宠、争荣不惜出卖灵魂；丧失人格的势利小人。当然，也有人不以荣誉为重，甘做所谓“荣辱毁誉不上心”的清闲恬淡者。
谁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想要的结果。长此以往，任何人都不免产生悲观情绪。然而，人生并不是只有不如意的时候。当云散日出时，前途自然光明无量。所以，凡事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来临，不必惊慌失措。相反，在境遇顺利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可是，不顺的时刻也会在某一天悄然而至，因此，即使在春风得意之时也应谨慎地生活，不要得意忘形。身处顺境要藏锋，身处逆境也要藏锋，这才是聪明人所应采取的生活态度。
善于明暗两手之道
隋朝杨坚登基后，他首先任命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昉为司马，李德林为府属，高颎为相府司录，保卫工作则由司武上土卢贲担任。
杨坚认为刘昉很有定策，拜上大将军，封黄国公；郑译兼领天宫都府司会，总六府事，封沛国公。杨坚对二人赏赐巨万，出入由甲士跟随。出入杨坚卧内，言无不从。朝廷上下，称为黄、沛。时人语之曰：“刘防牵前，郑译推后。”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北齐任城王高谐任定州刺史时，重其才而召人州馆，朝夕同游。之后便为官于北齐朝中。周武灭北齐，把李德林迎入长安，授内史上士，迁御正下大夫。杨坚辅政后，派族侄、邗国公杨惠入主丞相府，李德林非常高兴，表示“以死奉公(指杨坚)”，于是李德林被任命为丞相府属。
高颎，字昭玄，渤海(今河北景县)人。其父背齐归周，由杨坚岳父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17岁时被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入仕途。周武帝即位后，历任内史上士，下大夫，以平齐功拜开府。杨坚辅政后，组建丞相府，便引他入府，任司录。高颎诚恳表决：“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额亦不辞灭族。”高颎和李德林都成了杨坚的心腹。
杨坚结识范阳(今河北涞水)人卢贲是在平齐战争中，杨坚位至大司马，卢贲被任命为司武上士，掌禁卫军。
局势稍稳，杨坚便不容宇文赞。
宇文赞是宇文赞的弟弟。虚妄无知，碌碌天为，贪财好色。在周宣帝死后虽被委以右丞相，也不过是一个“外示尊崇，实无综理”的虚职，仍在皇宫内居住，常和小娃娃宇文阐同坐御帐之中。杨坚先行一步，让宇文赞体面地搬出了皇宫。
同年七月，加授杨坚都督内外诸军事。九月底，取消了左、右丞相官职，大丞相遂由杨坚担任。右丞相宇文赞跌了一跤。
起初密谋夺权时，郑译、刘昉私下商讨，由杨坚任大冢宰，郑译任大司马，刘昉任小冢宰。杨坚与李德林商议，李德林说：“即宣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否则，难以服众。”于是杨坚另建丞相府，派郑译、刘昉来牵制李德林和高颎。刘、郑因此忌恨李德林，也不满杨坚，丞相府内部出现了裂痕。
刘昉自恃有功，颇有骄色。他性情粗俗，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丞相府事物，多所遗陋，杨坚颇为不满，于是以高颎代替他为丞相府司马。至此，日益疏远。郑译性轻险，不理政事，而赃货狼藉，也被杨坚疏忌。这时，李德林进授丞相府从事内郎。此后，由李德林、高频来处理丞相府的政事。
后来，刘昉和郑译的结局大不一样。
矫诏入主朝政的杨坚，急需巩固政权，所以采取了许多除旧布新的应急措施。杨坚在正式发布周宣帝死讯的当日，便下令停止洛阳的土木工程。几天后，删整旧规，施行《刑书要制》。又罢人市之征。“躬履节俭，中外悦之”。
六月初六，即杨坚发布周宣帝死讯半个月后，下令撤销对佛、道二教的禁令。对在周武帝禁断佛、道二教期间，仍信佛信道者，分别送入寺院、道观，妥善安置。杨坚很有政治野心，他的复佛道之举，除了个人感情外，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这件事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即安抚那些因遭周武帝粗暴打击的僧道势力，拉拢民心。
隋王朝建立后，杨坚也自鸣得意地讲述这样一段话：“朕于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时，毁坏佛法，发言立愿，必许旷持。乃受命于天，仍即兴复，仰凭神力，法轮常转。十方众生，俱获利益。”
年底下令，凡是改鲜卑姓的，一概改回原姓。
为了避免边患，杨坚派司卫上土长孙晟等护送千金公主宇文氏前往突厥汗国联姻。再派建威侯贺若谊，前去突厥，贿赂阿史那佗钵可汗，让他交出北齐流亡皇帝高绍义。
贺若谊，字道机，父亲是东魏降将，因此，全家迁移河南洛阳。兄贺若敦，与杨坚的父亲杨忠参加过平齐战争。后触怒宇文护，逼令自杀，其子后来成为杨坚的重臣。贺若谊巧舌如簧善辩，口齿伶俐。早在宇文泰初据关中时，派他通使柔然，第一次就诱降万余人；第二次又带厚礼贿赂柔然酋长，柔然便弃齐连周，还将派到柔然的齐使交给贺若谊发落。
此次游说突厥，贺若谊的口才得以发挥。在贺若谊授意之下，阿史那佗钵可汗陪同高绍义到汗国南境狩猎，贺若谊突然杀出，劫走高绍义，押抵长安，之后被逐出巴蜀，不久死去。至此，北齐高氏皇族便断了根。
另一方面，杨坚加紧结识联络朝中和地方百官，进一步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如大将军元谐、上柱国郭衍、少内史崔仲方、少司宪裴政、少师右上士李安、益州总管梁睿、代理陵州刺史薛道衡等。郭衍密劝杨坚“杀周室诸王，早行禅代”。
崔仲方与杨坚相见后，“握手极欢”，当夜崔仲方上奏18事，杨坚并嘉赏，崔仲方力劝杨坚早日代周自立，梁睿也上奏劝谏，皆使杨坚喜形于色。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都可见杨坚明暗两手的做人方式。
在古代，精明的人都善于做人，善于明暗两手。这一点有许多人都想搞明白，但都不得要领，杨坚极为擅长这一点，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周宜帝宇文贇死后，宇文阐正式登基，入居天台。正阳宫遂更名为丞相府，成了杨坚的办公地方，大政皆由此出。丞相府一时成为满朝文武议论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杨坚拿出了明暗两手做人的手段，收效奇灵。
过招之后还藏着一手
一天清晨，刘墉对内厮说：“今天不用做饭了。今日是总督高大人的生日，咱们俩到那儿吃饭。不然，岂不白给他送礼了？”“是。”张禄答应一声，刘大人又吩咐：“总督今天生日，你快去备礼物八样，装于食盒，你知道我家苦，这份礼，里面装上两吊铜钱，牛肉三斤要硬肋，六斤白面两盘盛。干粉二斤红纸裹，伏地大米要三斤。小豆腐两碗新鲜物，木耳金针又两宗。另外买白面寿桃二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