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张之洞的巧妙周旋王之春迅速调到湖北；而成允去广东做藩司，也是提拔了，他自然也满心高兴。真可谓“一石双鸟”。接着，张之洞又考虑好了臬司人选，即江西义宁人陈宝箴。十几年前张之洞就在京师结识了他，认为这个人器宇轩昂，能办实事，自己曾屡次向朝廷荐举过他。三年前陈宝箴在浙江按察使任上被人无端弹劾，现在京师赋闲，恰好让他到武昌来顶成允的缺。而自己此时保荐陈宝箴，又相当于雪中送炭，他自然感激涕零。
这样，经过张之洞的一番周密计划，事情果然如他所愿：王之春顺畅调来湖北做藩司，陈宝箴当上臬司。他们两人的到来，使张之洞有如虎添翼之感。
把事情办得周到，让各方面的人都满意，才叫高明。诚然，境界不是那么轻易达到的，需要阅历，需要积累，有时还需要你处在比较高的位置上才办得成，但你应当往这种境界去努力。
多玩些花拳绣腿
班固在《汉书？匡张孔马传》的评语中，指名批评了十几位“以儒宗居宰相位”的官僚，说他们“持禄取容，被阿谀之讥”，这其中尤以张禹为甚。
张禹，宇子文，西汉河内郡轵县(今河南济源南)人。他早年数从名师学习，儒学功底扎实。后来开门授徒，被举为郡文学，迅速成为小有名气的儒士，深得当时儒学大师萧望之器重。元帝末年，张禹为博士官，受命教授太子刘骜学习《论语》。张禹竭尽全力，教导有方，为刘骜所敬重，至此奠定了他日后荣华富贵的根基。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病逝，太子刘骜即位，即为汉成帝。成帝虽是个骄奢淫逸之君，但对老师却不肯怠慢。
登位不久，他就给张禹赐爵关内侯，封邑六百户，还封张禹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与成帝的舅舅、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一起主事。但成帝万万没想到，老师却被这突然加身的恩宠吓得闹起了病，三天两头地上书“乞骸骨”，以年老多病不堪政事为由请求退职。其实，张禹这么做，并非故作姿态，也非不贪官爱财，而是生怕触犯了外戚王氏家族的利益。他的上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写给成帝的舅舅王凤的。
王凤在元帝时就已袭封为阳平侯，官至卫尉、侍中。元帝有意罢免刘骜时，他与刘骜两人忧心忡忡，而刘骜年少时就对王凤比较亲近，因此成帝即位后便由他总揽朝政大权，满朝文武对他更是侧目而视。
张禹思量除了有个“帝师”的虚名外，别无根底，与王氏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成帝要他与王凤“并领尚书”“总秉诸事”，怎不令他“内不自安”，惊恐万分！他担心招来王凤的不满，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贬损，“欲退避风”。成帝不知他这番苦心，坚持要他“固心致思，总秉诸事”，又加赐钱物，又派太医替他看病，派使者询问病情。张禹不敢辜负皇帝的好意，只好硬撑着“复起视事”。
不过张禹也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官虽然要当，但政事却尽量不管不问，朝中大小诸事，一切全由王凤做主。
王凤为人飞扬跋扈，对那些刚直敢言、反对自己的大臣，百般诬陷打击；但对那些阿谀逢迎之徒则报以官爵利禄。他看中了张禹的碌碌无为，对他优容有加。
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王凤将丞相之位赠给张禹，算是对他七八年间恭顺始终如一的嘉奖。张禹对此感激不尽，更加不以政事为念，一门心思地“内殖货财”，先后买下了泾、渭之间比较肥沃的良田四百顷，并天天游歌荡舞，沉醉于奢侈糜烂的生活中。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凤病死。在弥留之际，他上疏推荐其从弟王音接替自己。王凤的亲弟弟王潭等人对王音“越亲用事”极为不满。
王氏兄弟的这点纠葛，又使张禹心怀余悸，寝食不安。他名义上虽是百官之长，实质上却是王氏家族施舍的对象；王氏家族明争暗斗，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担心自己卷入纷争，葬送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份荣华富贵。思前想后，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在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初，张禹再次上书成帝，“以老病乞骸骨”。成帝再三挽留，张禹则屡次请退。成帝拗不过他，只好听其自便。于是，张禹乘着御赐车辇，带着成帝赠与的百斤黄金，风风光光地回家养老去了。
虽然张禹告老还乡，成帝对他敬重依然不减当年。每到张禹生病时，成帝便亲临问候；国家大政，他也常去与张禹切磋，而且还对张禹“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张禹自认不久于人世，忙着自治家坟。他看中了平陵边上的一处地方，请求成帝赏赐给自己，成帝不顾当时执政的曲阳侯王根的反对，一口答应下来。成帝对张禹的这般厚爱，果然引起王氏家族的仇恨。王根于是说张禹的坏话，背地里陷害张禹。成帝虽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但张禹对此却深怀忧虑，一直想找个机会，调和一下与王氏的关系。
永和元延年间，接连发生日蚀、地震现象。许多对王氏专权不满之人纷纷上书，说这些灾异全因王氏擅政所起，请求成帝罢退王氏。成帝便向张禹请教，让他协助自己拿个主意。张禹看到成帝拿来的都是劾告王氏的奏疏，认为跟曲阳侯冰释前嫌的时机来了，他竭力为王氏辩解说：“这些灾难与谁擅政并没有关系，皇上您不要听信谗言。”成帝听了这番话，便打消了对王氏的些许疑虑。王根听说此事，大喜过望，从此不再与张禹为难，二人即成忘年之交。
张禹虽然买通了王氏一门，却遭到诸臣的责骂。朝中正直人士闻知张禹偏袒王氏，无不愤慨。名士朱云曾当着成帝及满朝公卿的面，怒斥张禹为“佞臣”，请求诛其以谢天下，哀帝登位后，大臣杜业也上书斥责张禹是“奸人之雄”，有“惑乱朝廷，使先帝负谤于海内”之罪。
“不偏不倚”即为中庸。封建官场上的中庸之道不仅是调解同僚关系的润滑剂，还是明哲保身的护身术。西汉张禹就深知中庸玄机，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使上下变通，左右逢源，一路触及，权倾朝野。
糊糊涂涂做事，圆圆滑滑为人，多玩些花拳绣腿，既可交差讨好上司，又不伤及对手毫毛，还可赢得满堂喝彩，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
张禹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明哲保身，看似无奈之举，实质终归是“中饱私利”贻误社稷。
灵活变化，左右开弓
“变身术”是指一个人应付外部环境和各种对手的技能。和珅善变，因为他总希望自己能麻烦少一点、利益多一点。和珅在处理大案要案中，有巧妙应变的本事，因此，凡经他手办理的案件，无论案情的定性如何，都能使自己居于有利地位。在国泰贪纵营私案中，和珅就是这样“站稳”的。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初，都察院御史钱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国泰于属员提升调补，多索贿赂”，“按照州县肥瘠，分股勒派。遇有升调，只看行贿多寡，以致历城县虚空或八九万两，或六七万两。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
国泰直属满洲镶白旗，姓富察氏，系四川总督文绶之子，曾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被迁为山东巡抚。乾隆三十八年已迁任陕甘总督的文绶，因在四川任内庇护纵子为非的阿尔泰，被戍伊犁。国泰因上疏同父一起遣戍，得到皇帝的赏识，不仅保住官职，还很快升为山东巡抚。
国泰少年得志，为人跋扈，对待属下傲慢无礼。国泰之父文绶因庇佑阿尔泰交罚银八万两，国泰则明目张胆勒索属下，代父交纳赎罪银两。于易简乃已故大学士于敏中之弟，虽然也出身宦门，但其生性怯懦，因而同国泰共事也称得上是刚柔相济。在国泰大发脾气时，于易简居然奴颜婢膝，“长跪白事”。对国泰的颐指气使，于易简已经是见怪不怪。
对于“性情乖张”的国泰，阿桂、福康安(阿桂系当时军机处首席大臣、内阁首辅；福康安系傅恒之子，时任云贵总督)、和珅等相继向皇帝“密为陈奏，欲以京员调用，消弭其事”，却被皇帝拒绝。
因乾隆多次听说“国泰在山东巡抚任内不得属员之心”，“恐其有不法款迹”，乾隆随即于四十六年正月，特意“传谕令于易简来京讯问”。于易简到京后力保：“国泰并无别项款迹”，“唯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征询不能登答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诟言。”乾隆又问及“国泰屡屡推举吕尔昌，有无徇庇交通情事”，于易简则以“吕尔昌与国泰均系刑部司官出身，常委审理案件，并无徇庇交通之事”对。
于易简为何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国泰紧密连在一起？于易简曾任济南知府，因于国泰的提携擢升山东布政使，此种知遇之恩令其没齿不忘。在于敏中死后，于易简对国泰更加依赖。兼之二人都嗜好昆曲，有时来了兴致，还亲自登台表演。据传他们最爱演的是洪升的《长生殿》，于易简演唐明皇，国泰饰杨玉环，声色俱佳，惟妙惟肖。志趣相投也许是于易简力保国泰的另一个原因，即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四，和珅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御史钱沣等奉旨前往济南查办国泰案。同时，乾隆下谕曾在山东查办过盐务的前长芦盐政伊龄阿如实陈奏在山东的所见所闻；下旨已升任湖南布政使的前山东按察使叶佩荪据实陈奏国泰贪纵营私之处，不得稍存徇隐、回护；又责令由国泰荐举升任安徽按察使的原济南府知府吕尔昌坦白如何与国泰前往涿州、德州、江省一带查审事件。“因我母亲现于上月二十五日动身到我哥哥任去，年老人行路缓慢，恐怕还该在途中。德州是山东地方，加上关系我哥哥的事，母亲在路上听见害怕，所以差套儿(国霖家奴仆)赴东，与母亲请安，并叫他探听钦差查办德州信息，如没有我哥哥的事就马上回京。”
另据套儿告称，初四日自京动身，初七日到山东省，“路上遇见大爷(指国泰)接钦差，我问了安，大爷问我‘你来做什么？’我说‘二爷(指国霖)打发我来替老太太请安，恐老太太听到有钦差来担心。”然而套儿并未到国泰官邸给老太太请安，而是“返回德州住了两日，打听山东省城有什么事，到十四日听说我大爷已查抄拿问了才回来”。
正像办案人所剖析的：“你既到山东，你大爷为何不留你在那里，这不是怕你漏出马脚让事情败露吗？”国泰在四月十七日的口供却对套儿送信予以否认，自称“我于初六日接德州驿站上报单获悉，钦差赴江省一带公干之信，约于初八(原档有残)，可过齐河，我恐路过盘查，是以叫藩司将县库(原档有残)生查办。
“至我兄弟差来家人套儿，我于初七日出城恭候圣安，在途中遇着他，说系我兄弟差来给我母亲请安，还说有钦差往江南查办事件，不知山东有应办的事件与否，京中不知信息，非常害怕，叫来探听探听，就回去告知好放心。我即向他说，钦差马上就要到了，倘有路过山东省查办事件，你适自京来，恐有不便，就叫他回去了，并非我兄弟差来送信”。
不排除国泰有为国霖开脱之意。一年前乾隆就曾下令布政便于易简来京，询问国泰操守如何，此后不久乾隆还特地“将询问奏对缘由，传谕国泰，令其知所警惕，痛加改悔，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凡事宽严适中，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若伊奉旨，即自知猛省，随事留心更改，将自可长受朕恩，为国家好大臣，岂不甚善。如果再不知悔改，或因此转加模棱，不仔细办事，是伊自取咎戾，朕不能为国泰宽也。至于易简既奏并无别项款迹，将来或经发现，或被访闻，不特国泰罪无可辞，即于易简亦有应得之罪”。
心里有鬼的国泰岂能不知这份上谕的分量，因而当他从驿站报单得知钦差将往江南公干，立即预料到彼等此行的真正目标很可能就是济南，套儿的到来不过更加证实事态的危急。国泰遂把存在济南府里的“交州县变卖物件银子”，用以弥补历城县亏空，令“该县郭德平向冯埏府库要去银四万两挪移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