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记载可得，派人给国泰送信的是其弟国霖，在德州打听钦差意向的是其家人套儿，上述诸事同和珅并无纠缠。关于清查历城县库银一节，《郎潜纪闻》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其时和珅柄国，而国泰素奔走其门下者，人皆为通政(指钱沣)危。及抵境，和珅已授意国泰弥缝，辄以危言相恫吓。刘文清(指刘墉)深知其弊，常与通政密商。比到省盘查，则和先扬言不用全数弹兑，抽查至数十封，无短绌，和即起回馆舍。通政请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则多系圆丝杂色银，盖借诸商贾以充数者，因诘库吏，得其实。遂出示召诸商贾采领，大呼曰：迟来入官(即役收归公)！于是商贾纷纷具领，库为一空。复往盘他府亦然，案遂定，亦无如何也。
近年来出版的很多关于乾隆的传记中，不少引用以上传闻，诸如：“国泰早已知查仓盘库之信，急忙向商人勒借银两，存放库中”，“钱沣细心观察，发现取出验证之银，每锭的数量多少不等，印色不对”，“钱沣获知到借商银充库之情，便遣人宣告于众，如被借银存于库中的商人，不将银呈官报明请求归还，则将尽没收其银”，“各商人纷纷奏呈被借之数，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将历城县亏空帑银四万两之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等。历史的真实记载并不是这样。
据和珅、刘墉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给皇帝的奏折中所言，清查历城县库唯有一次，而且是“按款比对，逐封弹兑”，并非像《郎潜纪闻》所言先后盘查两次，第一次只“抽查至数十封”，第二次才“彻底拆封”；国泰用以弥补亏空的银两，乃存在济南的敲诈各州县的银两，并非“借诸商贾以充数者”，更无“商贾纷纷具领，库为一空”的场面。《郎潜纪闻》的作者之所以有“借诸商贾以充数”之说，极有可能是据郭德平所供“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的假证演绎而成。
据传在国泰案中，和珅在查案前，事先写好了两份奏折留给他的干女儿纳兰之父苏凌阿，告知他一份劾刘墉、钱沣用，一份劾国泰用。若在山东查不出来什么，你就将劾刘、钱的奏折上奏皇帝，告他们蓄意诬陷好官，若事有不顺，国泰罪难遮掩，我便飞马报你，你便把另一份劾国泰的奏折上奏皇上，在刘、钱回京之前劾国泰，以丢卒保车。后来国泰案终难遮掩，苏凌阿便将劾国泰的折子奏上。
据说乾隆因此而认为和珅与国泰实无勾结。而刘墉、钱沣也因和珅在案中表面上无有掣肘以及无其他实据，也只好认同。这些传说虽都是云里雾里，但可见和珅之为人，编造此说倒也能鲜明体现其高智商的奸诈。
灵活变化，左右开弓，是一些人常用的谋生手段，但是它们也会被更灵活、更善变的人所管束。
掌握前进的节奏
曾国藩从一个文人到武将，从一个圣贤到不贪名利而全身而退，其处世的最高明之处在于，他深谙中庸之道；时常注意手中的权力过大，时常避功高震主之嫌。
崛起之前，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协助下，先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之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所以，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留心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之后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壮大战斗力。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赢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举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预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始开出湖南省，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交战，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共有湘军1万，水、陆军各5000，连其他人等共1．5万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打得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有过失败的滋味，忍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幸亏被手下士兵所救，自杀未遂。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3个月后，再战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失败之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仔细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助。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着名统帅，他把曾国藩的水师骗至鄱阳湖，再堵住湖口，胜了敌军，焚烧了战船。
曾国藩看见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更是羞愤交加，又要投水自杀。这次投水多亏又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的想死，只是为了拉拢人心，由此可见曾国藩城府之深。
石达开战胜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战无不胜的军队，太平军又大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已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赫赫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军从军事上的鼎盛时期走向了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攻夺了安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率淮军由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藩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因为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因此连吃败仗。无锡、常州、苏州等地接连失陷。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尽归湘军”。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使命，因为他善于玩弄权术，又逐步地登上了“圣相”的地位。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的十二年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他屡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担心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预备一旦失败，就自杀领罪。虽然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但还是屡遭疑忌。
在第一次攻打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很是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沉默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所有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惊恐，又请他出山，并委他兵部尚书头衔，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政，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历史契机。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都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助大学士。从此，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之后，他仍然小心翼翼。因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许多太平军的权力，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入京之后，着手做了4件事：
1．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部分权力；
2．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裁减了四万湘军；
3．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放全饷；
4．修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
这4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赞，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查什么，相反显示出了他的谨慎态度，更赢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飞黄腾达。
谦受益，满招损。古代臣子若是功高震主，就会成为主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明摆着与皇帝做对要遭揍。因此有很多有大功劳的大臣，在立功之后懂得适可而止，激流勇退，不贪恋富贵温柔之乡，懂得行中庸之道安全退隐。
人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必须掌握前进的节奏。如果节奏太慢，就会失去时机；如果节奏过快，就会欲速则不达。只有认清客观形势，保持自己的节奏和外部条件的协调，才能平稳前进，直击成功。
舍弃一点，而求众多
谢振定，字一斋，湖南湘乡人，是乾隆四十五年的进士，始任编修，后参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后任兵科给事中。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谢御史这个人大节不苟，然性情贵阔，在他所居住的地方桌子床榻上落满了很厚的灰尘，也不知道揩拭。院子中花草杂生，很有濂溪不除台阶之草的风格。从来不在意钱财物品，放纵仆人的侵夺和偷盗。
还具有多忘的性格，他曾经新添置了一件朝衣，借与一位同僚穿着，不做官之后一直没有取回来。后来在礼部做官，正赶上有祭祀活动，又要去买朝服穿。
被他借给衣服的那位僚友知情后，明知故问地对他说：“我记得先生曾经在某时新添置了朝衣，时间不长，怎么就没了呢？”谢御史茫然地说：“这类东西随手扔到了哪个破箱子中，如今到哪里去找它啊？”这位僚友说：“你是否把衣服借给别人了呢？”谢御史还是没有想起来。僚友后来笑着告诉他：“你于某日借给我穿了，现在还在我的箱子中，你真是贵人多忘事，现在想起来了吗？”谢还是一脸茫然的表情，其不计细节竟是这样。
民间广泛流传着“烧车御史”的故事。其故事说：在谢振定做京城巡视御史时，一日，正在东城巡逻，远远地看见有一辆违制的车舆在街道上驰骋，横行无忌，谢振定令兵士把他拘来，见那人骂骂咧咧，非常倨傲。“他娘的，哪个敢逮老子，快把老子放了。否则叫你们一个个吃不了兜着……”
谢振定怒道：“哪个大胆狂徒，竟敢这样放肆，目无礼法，天子脚下，岂能容你放肆，报上名来。”
那人说：“老子乃是相爷身边的贴身仆从，是相爷的妾弟，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狗官，敢把老爷怎么样。”原来他是吴卿怜的弟弟。他如果不说自己是和珅的妾弟，谢振定还能饶他一二，听是和珅亲戚，怒火中烧，道：“给我用鞭子抽。”两边兵丁，如狼似虎，把他推翻在地。你道哪个不恨和珅，今见主子这般有骨气，这些兵丁也壮了胆气，把那对和珅的怨气、恨气，都撒在这个“舅爷”身上。那卿怜的弟弟在地上仍破口大骂：“居然敢打相爷的‘舅老爷’……这车子乃是相爷乘的车子，怎能违制……”
谢振定道：“给我掌嘴，看他还敢胡说八道，还放托词是相爷的乘舆。”兵丁们把他拉起来，对着那嘴脸左右开弓，不一会儿那粉脸变成了紫茄子。
谢振定道：“那厮竟托言这是相爷中堂的车子，一并将车子焚烧。”兵丁们把车子拉到一边，放火把它烧了。谢振定对那卿怜的弟弟说：“这回怎样，这车子宰相还能坐吗？这是宰相乘坐的车子吗？”命兵丁们回去。
此事传到和珅耳中，和珅召来刘全等道：“若遇着这些不识时务的，记在心里便是，要不露声色，报给我知道，我有收拾他们的办法，你们自己不要硬为顶撞。”
家奴附和道：“相爷所言极是，不要和他们逞一时之气，那样相反鼓励了别人，遇事须沉稳，要整治某人时，也要让某个人不知觉，最后也要治他个一败涂地。”
过了几天，谢振定的同僚给事中玉钟健，在和珅的授意下，借着其他事情弹劾谢振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和珅马上禀皇上夺了他的职，把他赶回老家去了。
嘉庆五年，和珅被治罪，谢振定又得到重用，在嘉庆十四年去世。道光年间，谢振定之子在河南做知州，由于才能突出，政绩卓越被引见给皇上。道光听了他奏答的姓名籍贯，便问道：“你说你是湖南人，京师话却说得这么流畅，这是何故？”谢的儿子对曰：“臣父谢振定在做御史时，臣生长在北京，所以会讲北京话，湖南老家的话，反不会讲了。”道光兴奋地说：“原来你竟是烧车御史的儿子。”对他油然而生敬重之情。
到了第二天，对军机大臣说：“朕小的时候听说过烧车御史的事，昨天竟见到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清正廉明，这样的人才你们一定要重用提拔。”
从此，这“烧车御史”的说法便流传开来。
如果一个人舍弃一点，而求众多，这叫多点开花战术。和珅得势时被人发难的另外一事是御史谢振定惩治和珅小妾之弟招摇撞骗横行无忌的事。但是，对这件事和珅却是采取了此处退让他处进攻的谋略。也终把和他做对的人置于不利的地位，而自己得以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