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信道。龙虎山，位于江西饶州境内，是天师道的发源地，其创始人张天师曾在此修炼；在宋代，它是号为“三山符禄”之一的道教名山。因为这一点，江西信道、修道风气自然盛于其他地区。讲龙虎山道士故事的，《夷坚志》一书中就有六则，其中《丙志》卷七《方氏女》一则，还写了张天师亲自为人驱祟治病。当然书中所载的江西民俗中涉及道教内容的最多，除与龙虎山有关外，最主要的还是受当时整个社会信道崇道风气的影响。道教在宋代处于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宋太祖、太宗、真宗、徽宗、高宗、理宗等皇帝出于政治或个人的需要都大力提倡、推崇道教。洪迈生活的徽宗、高宗两朝尤其重道，鲁迅先生对此也作过描述：“徽宗惑于道士林灵素，笃信神仙，自号‘道君’，而天下大奉道法。至于南迁，此风未改，高宗退居南内，亦爱神仙幻诞之书。”《夷坚志》写到林灵素此人的就有《丙志》卷五《种茴香道人》、《补志》卷二十《社霄宫酪》等四则。
２.尊佛。道教设醮驱祟，用符咒治病，解决了下层百姓世俗生活的难题，但不能满意地回答人前生后世的问题，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清“为善的受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又延寿”的困惑。因而佛教这种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对下层百姓来说，尤其容易接受。除在家供佛念经外，大概受佛教净土宗的影响，两宋之际的江西百姓认为寺庙是块净土，将死者尸体暂放其中，一则有利于亡灵皈依天国，二则可能怕被因疫病而死之人传染自己，所以有寄柩于寺的风俗。《丙志》卷第十一《朱氏乳温》写鄱阳人朱汉臣“乳母死，搞殡于僧庵”，“庵中蔽枢不少。”《芝山鬼》讲饶州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僧寺两柩相望”。《丁志》卷十五《张硅复生》写“江吴之俗，指伤寒疾为疫者，病者才气绝，即硷而寄四郊，不敢时刻留。临川民张硅死，置柩于城西广泽庵。”又“鄱阳亦有小民，以六月拜岳祠，触热闷绝，亟柩厝于普通塔，其事同。”此外《丙志》卷十五《阮郴州妇》、《乙志》卷八《葛师夔》、《丁志》卷三《王通判仆妻》等五则故事，都是反映这一民俗。
３.奉巫。江西地处吴“头”楚“尾”，是一个信巫信鬼风气浓厚的传统地区，民间常谈论巫鬼之事，志怪小说家对此也见怪不疑，依闻实录。鲁迅先生在谈到六朝志怪小说的起因时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讫隋，特多志怪之书。”这种风气流及南宋洪迈，他在《夷坚志》中为后人保存了当时一些信巫的民俗，其中有五处写庶民设水陆斋祭鬼祀祖。如《丙志》卷十一《华严井鬼》写饶州刘彦适，“登第归，与其弟设水陆斋于永宁寺泅州院”。同卷《施三嫂》写饶州民董梧州设水陆，等等。而巫术常常是通过巫术活动表现出来，书中对此也有一定的描写。在山野乡村操持巫术活动的是民巫，因为他们能“事鬼”，能“为人逐捕魅”，能“致亡者魂魂”，所以“远近趋向之，亟招及之”。《丁志》卷二十《巴山蛇》写崇仁县农家子妇被蛇妖携进山洞，家人急招乐安民巫詹生来制，但见“詹被发衔刀，禹步作法，先掷布巾入”，“又脱冠服掷下”，均被一道如烟青气吹出，詹不得已，“倮身持刀，跃而下”，“挥刀排堕”，才把妇人救出。
４.其他。此外，江西民间还有避煞的习俗：《乙志》卷十九《韩氏放鬼》写道：“江浙之俗信巫鬼，相传人死则魄复还，以其日测之，某日当至，则尽室出避于外，名为避煞。命壮仆或僧守其庐，布灰于地，明日视其迹，云受生为人为异物矣。都阳民韩氏姐死，倩族人永宁寺僧宗达宿焉。”这一习俗早在汉代就有，当时道教有人死后灵魂会返回家里的说法，据说时间是在人死后第八天到九天之内。但名称与宋代不一样，叫“回煞”，在这段时间里，家人都要回避，以免惊动亡灵。还有杀人祭祀的习俗。《三志》壬卷第四《湖北棱睁鬼》记载：“杀人祭祀之奸，湖北最甚，其鬼名曰棱睁神。得官员十秀，谓之聪明人，一可当二；师僧道十，谓之修行人，一可当二；此外妇人及小儿，则一而已。……此风浸淫被于江西抚州。”也有用牲畜祭祀的：《丙志》卷十一《胡匠赛神》写道：“鄱阳民俗，杀牲以事神，贫不能办全体者，买猪头及四蹄享之，谓之头足愿。”
《夷坚志》记事范围，除了作者故乡江西鄱阳以及临近各地，主要是他从宦的闽、浙、赣诸地，包括泉州、吉州、婺州、绍兴等。而给他提供异闻的亲友，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南方性：“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一异闻，辄相告语”。这都是当时巫鬼之风兴盛之地，重巫术、尚淫祠，民神杂糅，所谓“吴越之地，俗尚巫师”、“江浙之俗信巫鬼”、“大江以南地多山巢，而俗为鬼，其神怪甚诡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洪迈在书中又再三提到，湖北有杀人祭祖的风气，峡州人民笃信佛仙，福建诸州多有以蛊毒害人，蜀土有妖魔外道的“南法”。完全可以说，宋代巫风信仰鼎盛，不断地为洪迈小说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浓烈的创作氛围和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使其有机会用文字把地方神奇的土风民俗、鬼神怪异之事载诸典籍，流之四方，以其独特的风格吸引众多接受者，并使得《夷坚志》成为乱离时代南方文学的变体。
二、现实映照
动乱时世又使人产生生存危机和命运莫测之感。两宋之交，战争频繁，外有异族的侵略，内有盗贼的猖獗，以致民不聊生，所谓无赖恶子横行乡里，椎牛、椎豕、掠墓、劫民、烧市，入屋盗财。百姓拱手垂头，不敢出气。白昼杀人，官吏引避。视州县若无有，观诏条如等闲。这些都直接反映到了《夷坚志》这一小说中。如《方客遇盗》所言：
“方客者，婺源人。为盐商，至芜湖遇盗，先缚其仆，以刃剖腹，投江中。次至方。方拜泣乞命。盗曰：‘既杀君仆，不可相舍。’方曰：‘愿一言而死。’问其故。曰：‘某自幼好焚香，今箧中犹有水沉数两，容发箧取之，焚谢天地神，就死未晚。’许之。移时香尽，盗曰：‘以尔可愍，奉免一刀，’只缚手足，缒以大石，投诸水。时方出行已数月，其家讶不闻耗。一日忽归，妻责之曰：‘尔既归，何不先遣信？’曰：‘汝勿恐。我某日至芜湖，为贼所杀，尸见在某处，贼乃某人，今在某处，汝急以告官。’妻失声号泣，遂不见。具以事诉于太平州，如其言擒盗。”
类似的由于盗贼袭击而造成家破人亡、骨肉离散之事在《夷坚志》中占了相当的比例，不但普通老百姓，就是仕宦人家于旅途中全家遇难的事也不在少数。另有就是对金等少数民族的战争，如《太原意娘》中的主人公的际遇，犹如凸透镜一般，把人们颠沛流离的社会悲剧展现于前。文中记述韩思厚之妻意娘，不堪金兵之辱，自杀身亡，其魂题词于酒楼以表达对故国亲人的思念之情。而后韩思厚的表弟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认出为意娘之作，而追索出意娘所居之所，且言于出使金国的韩思厚，两人共同造访，才知意娘已亡，遂携其骸回家乡安葬。后来，他违背对意娘的誓约，另娶新欢，意娘鬼魂前来索命致死。这则小说的时代气息浓烈。意娘的刚烈坚贞，体现着中原人民不畏强敌的凛然气节；她在酒楼题词，也反映出沦陷区民众对故国的恋恋深情；韩思厚的喜新厌旧，则又隐含着对宋代朝臣中那些忘恩负义、不思恢复江山而苟且偷生之徒的鞭挞。
书中其他还有一些现实性很强的篇章，如关于科举。宋代君主鉴于唐王朝衰亡的历史教训，始终采取重文轻武的统治思想，文人地位空前提高。宋代的科举制度较隋唐更完备，开始采用弥封、誊录等方法，主考和阅卷官都集中在贡院评卷，不得和外人接触，这些措施无疑给下层文人创造了更多仕进机会。但读书人太多，科举名额有限，不可能人人登第；再加上南宋疆土有限，战乱频繁，也会影响仕进机会。因此士子在参加考试之前，往往赴庙乞梦以占卜功名得失，形成当时文人生活特有的一种习俗。《丙志》《后土祠梦》写抚州宜黄士人邹极未第时，去灵响昭着的后土祠致祷求梦。《丙志》卷十二《吴德充》写弋阳人吴充德入太学，“年至五十无所成，欲罢举归，乃决梦于一柏公庙”。《支甲》卷一七《钟世若》写宜春郡士钟世若渴仰山乞梦，以占秋试得失。同样写士子乞梦的还有《甲志》卷九《邹益梦》、《支己》卷六《姜梦更名》、《支庚卷》卷二《浮梁二士》等。
除士子外，还有反映商贾生活的：《支乙》卷一《翟八姐》写道：“江、淮、闽、楚间商贾涉历远道，经月日久者，多挟妇人俱行，供炊粱薪水之役，夜则共榻而寝，如妾然，谓之婶子，大抵皆猥猖也。上饶人干二客，平生贩膏于庐寿之地，每岁或再往来，得居婶子口翟八姐……”由此商人得生活之便，猥猖亦获生活之资，这也是时代的产物。还有其他如冤对冥报、婚姻恋爱、测字卜卦等都无不切近普通人的平凡生活，现实性的特点也非常强，不再一一列举。
三、人鬼之恋
《夷坚志》一书中记载了大量的鬼怪故事，作者在《夷坚三志壬序》中自言“《夷坚》诸志，所载鬼事，何啻五分之一”。全书到底有多少鬼事，因为卷帙散佚已无法统计了。就现存的两百零七卷作仔细查读，找出其中涉及鬼魂描述的故事约三百九十余则，有关人鬼之恋的共三十五则。这三十五则故事，或写士子赶考路上，独宿旅店，秀丽少女主动献身，两人偷情私约；或写远赴异乡就任的官吏路遇美妇，悦其色态起淫逸之念，享一时绸缪之乐；或写青年男女在家偶见佳丽，心生恋慕，结果事遂人愿结秦晋之好等等。所有此类故事，基本上因为一方是鬼魂而以悲剧告终。这些小说，虽然是中国文学的传统题材，但洪迈将它们描摹得哀艳凄恻，另有其风。
如《西湖女子》写一男子游西湖时小憩道旁民家，与一闺中女子一见钟情。求婚于女子父母却被拒而别。五年后，男子旧地寻访却茫无所睹。怅然返时不意与女半途重逢。女子自言己嫁为人妇，却主动与男子续夫妻之缘。半年后男子提出携其相奔，女子方道破真相：当年别后不久相思而亡，如今只是幽魂相从，而且佳期已尽。翌日天未明，两人恸哭永诀。故事最后才道破人鬼相恋的真相，出人意表，前文种种疑石，豁然开朗。该文故事曲折，也使至死不渝之爱更加感人。
但这种清丽悱恻的感情在《夷坚志》中却为数不多，这与洪迈创作时的主观环境分不开。两宋时期，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是理学，它长期禁锢着人的思想，而人鬼之恋是非现实的东西，其中人与鬼的言谈举止大大地偏离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基本原则，因此不为正统官绅和普通民众所能接受。为了劝诫、教化世人，此类故事的传播者和编写者必然会有意识地将人鬼之恋丑化，将结果框定成悲剧。这正如杨义先生所言“宋代志怪中的某类青年男子似乎都带有阉割性或性功能衰弱，一与妖姝鬼媛相交接，便有羸弱丧生之虞。因此书中的人鬼人妖之间的爱情故事，总是以一见钟情始，以道士或法师介入为转折，最后是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几乎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散发着道学气的描写模式。”《吴小员外》无疑是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全文叙写一钟情少女的故事：春日，吴小员外和赵氏三兄弟三人至金明池赏景，在酒楼相遇一年轻貌美女子，遂“以言挑之”，后因其父母归而分别。但他们的“思慕之心，形于梦寐”。至明年春日，吴小员外等又往旧地寻女，女之父母告其已死。三人伤惋不已。
而后，“天已暮，将及门，暴妇人幕首，摇摇而前，呼曰：我即去岁池上相见人也，员外得非往吾家访我乎。我父母欲君绝望，诈言我死，设虚冢相绐。我亦一春寻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楼极宽洁，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马偕行。既至则共饮，吴生留宿，往来逾三月，颜色益憔悴。”
小说中这位女子的形象，熠熠生辉。她在吴生等人的相邀下，“欣然而应”，遂就座。相陪饮酒，丝毫没有“男女授受不亲”之类陈腐观念的束缚。死后，她因爱恋吴小员外，化作鬼魂与其欢娱，表现出对爱情不渝的追求。该文基本情节与唐人小说《崔护》的“人面桃花”相类。但此小说的结局又与《崔护》中女子复活后与崔护缔结良缘不同：吴的父亲请来“善治鬼”的法师，教之到三百外避灾。当女鬼重来纠缠时，又按法师的策划，以法剑将女鬼砍成“流血滂沱”。
在这三十五则人鬼爱恋故事中，除《乙志》卷九《胡氏子》（此则写胡氏子与前通判已故之女相恋，女子因食人间烟火而形体不能隐，遂成夫妇）结局美满外，其余都是悲剧结局。这些故事中的男子一与女鬼交接便出现“积以赢悴”、“赢瘠如鬼”、“颜色枯悴”、“气干日甚”、“神情日昏悴，饮食顿削”、“形躯以枯槁，殆于骨立”等症状，进而是死亡。也许洪迈作为一名显赫官员，从政五十多年，他头脑里不可避免地会融入许多官方思想，又加上《夷坚志》成书于理学空气很浓的时代，虽然素材来源广泛，但系洪迈一人主笔，因此在充满异端色彩的人鬼恋爱故事中，时时会流露出作者有意遏抑的痕迹。
尽管宋代理学浓厚，充斥着“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但在社会生活中，青年男女心怀情欲本是极自然的事，其性质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对此儒学圣人孔丘直言不讳地认为：“食色，人之性也。”“饮食男女，人之人欲存焉”。个人私欲尤其是与生俱来的情欲，能轻易地灭掉吗？《甲志》卷十七《水康倡女》讲一倡女谒灵显庙时，见门外马卒“欣然而长，容状伟硕，两股文绣飞动，谛观慕之，眷恋不能去。至暮，家人强挽以归，如有所失，意忽忽不乐。”当马卒上门求宿时，“倡喜不胜情，自以为得客晚。”倡女的强烈情感形于容貌，不可遏止。《三志》辛卷九《赵喜奴》中的卢生行医暮归，独宿小茅屋看见丽女赵喜奴，即“悦其色态，顿生慕想。……妄念之深，三更不交睫。”过了不久，赵喜奴击门进来，自称：“恰来一见，便知所怀，缘傍人注目，不敢辄邀唤。今已夜半，能过我啜茶乎”又言“我自上床后，更睡不着，愿共一席之欢，少偿夙契，真非偶然。”接下来，两人便“携手同归，极风流娴雅之适。”男女双方的举动，若用道学家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放荡，完全悖于“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丁志》卷六《南陵仙隐客》故事讲士人林森：“攻苦读书，汲汲以功名为念。恶城市喧杂，即村野营一室，每夕修业至三鼓。”忽然一夜，有位“容仪甚美”的女子以“室女之身，自媒自献”。而“森年少介处，喜于得配，遂乃留与共寝，至旦而去。自是不间朝暮，或经月不窥外庭。”“别往来逾年，生下一子。”只可惜后来林森向人打听并去墓穴查看，才知道女子是鬼魂化身，以此扣问对方，女子“默然无一语，若有愧容，挟儿径出”，葬送了一桩人世绝无的人鬼婚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