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归纳推理是根据一类事物对象中每一个对象都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推出该类对象全体都具有（或不具有）这种属性的推理。其结构式为：
S1是（不是）P
S2是（不是）P
S3是（不是）P
……
Sn是（不是）P
（S1、S2、S3……Sn是S类的全部对象）
所以，所有的S是（不是）P
例如，魏文侯问狐卷子（魏国大臣）曰：“父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子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兄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弟贤足恃乎？”对曰：“不足。”“臣贤足恃乎？”对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问此五者于子，一一以为不足者何也？”对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尧之子，傲慢荒淫，后被放逐）放；子贤不过舜，而瞽瞍（舜父，瞎子。传说他与小儿子象合谋杀害舜，后被拘禁）拘；兄贤不过舜，而象放；弟贤不过周公，而管叔诛（武王灭商后，封于管。周公摄政，管叔和蔡叔不满，和商纣王之子武庚一起叛乱，乱定后被杀）；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望人者不至（希冀依赖他人的人，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恃人者不久。君欲治，人何可恃乎？”《韩诗外传？五不足恃》。
狐卷子的“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人何可恃乎”的结论，就是根据完全归纳法推导出来的。
空城计――完全归纳推理的作用
完全归纳推理是对一类对象全部的概括，可以使人的认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是它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完全归纳推理既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也是说明问题和论证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科学发现的方法。因此它具有认识的作用、论证的作用、科学发现的作用。
例如，在空城计的博弈中，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双方决策的推理过程就是完全归纳推理。
诸葛亮：“司马懿料吾平生谨慎，必不弄险。”
司马懿：“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
空城计之所以唱成功了，原因就是诸葛亮的“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使司马懿在进攻和后退的选择中，后退的期望效用要大于进攻的期望效用，只能选择后退。所以，在这场博弈中，诸葛亮的选择是理性的，是他合理运用归纳思维和反向思维的结果；司马懿的选择也是理性的，这是他在没有完全占有信息的条件下唯一得出的结论。
辩无胜――运用完全归纳推理时应注意的问题
辩多而情激的庄子曾有个著名的“辩无胜”论证：
既使我与若（你）辩，若胜我（你辩胜了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黯（昏暗不明），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怎么）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庄子？齐物论》）
在这段论述中，庄子采用完全归纳的方法，从“用你的标准”、“用我的标准”、“用第三者的标准”、“用你我共同的标准”来分析评价，认为这四个标准都不能评判“你我之间的是非”。因此“辩无胜”。但庄子在强调主观标准的时候却忽视了判定是非的最为根本的标准――客观实际。因此，在运用完全归纳推理时，为了获得正确的结论，必须满足以下两条要求：
（1）完全归纳推理的前提必须是完全的，真实可靠的。如果遗漏其中的任何一个，或有一个前提虚假，都不能得到真实可靠的结论。因此，诸葛亮即使再聪明，空城计也只能唱一次。
（2）完全归纳推理不能应用于一个具有无穷分子的类，因为无穷的分子是不能完全归纳出来的。例如，“歌德巴赫猜想”在没有用演绎推理来证明之前，它永远是“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