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刺客立传，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的悲壮事迹，其情节生动具体，给人印象极深。我想在司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可能出现的刺客不少，但他只写了这五个人，原因是这五个人事迹典型，所行刺的又都是大人物，成与不成都关乎着国家兴亡的大事。
先看曹沫。据《左传·庄公十年》载，曹刿《战国策》、《史记》均作沫）是春秋时鲁人，为鲁庄公将。《曹刿论战》是他运用辩证法思想论述战争胜败的得意之作，说的是齐鲁两国在长勺的一次战争。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齐攻鲁，他求见庄公，随庄公战于长勺，待齐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叫庄公击鼓进攻，结果得胜。
后齐又伐鲁，曹沫三战皆败，庄公献遂邑之地求和，与齐结盟于柯（柯，春秋时齐地，故址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曹沫在结盟时持匕首劫齐桓公，迫使桓公归还所侵之地。桓公脱险后要反悔，管仲说不能因此失信于诸侯，桓公才没有改变原来的承诺。曹沫为了祖国的利益，不怕艰险，这种精神是常人做不到的。
再说专诸。据《史记》载，专诸是吴堂邑人，因公子光有异志，伍子胥察之，乃荐专诸。于是专诸行刺吴王僚，僚死专诸亦被其护卫者所杀。公子光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阊，并封专诸之子为上卿，专诸被野心家利用，唆使杀吴王僚。这种行为有悖德理，但其甘冒斧钺的精神还是可嘉的。
第三是豫让。据《史记》载，豫让是晋国人，智伯甚尊宠。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并三分其地，以漆漆智伯的头为饮器。豫让为报答智伯的恩德，行刺赵襄子不成。在侠义思想的支配下，要求拔剑击赵襄子衣，而后伏剑自杀，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其死和其他四位比似乎有些逊色。
第四是聂政。据《史记》载，聂政是轵深井里人，因杀人避仇，与母、姊到齐国以屠宰为生。濮阳韩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隙。韩仲子得知聂政是齐国勇士，乃以百金为其母上寿，并要求聂政行刺韩累，时聂政以其母在，不能舍身为人，后母死并葬，乃舍身行刺韩相侠累，然后毁容自杀，韩人暴其尸于市，无人敢认领，其姊应荣领之，为其不灭其弟之英名，也死于政尸之旁。聂政受人之雇而行刺别人，其行为是不对的，但其和姊死得确实英烈。
最后说荆轲刺秦王。《史记》对其事迹记述的悲壮英烈，生动具体。说荆轲奉燕太子之请，为使秦始皇见而不疑，带着秦将樊於期（有些史料上讲樊可能是叛秦将领李信）的头和燕督亢之地图，去见秦王，结果行刺未成，荆轲被杀。荆轲悲壮地走在秦庭脸不变色心不跳，坦然行刺，其胆略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注载，王奢，原为齐臣，因得罪逃到魏国。齐因伐魏，王奢登城对齐将说：“今君之来，不过以奢之故也。夫义不苟生，以为魏累。”遂自杀而死，于是齐军取其首以归。
“视死如归”本来是一句禅语，信佛的禅师对死的理解是人死了可以到另一个世界过更安乐的生活，所以他们把“死”叫“归”。像樊於期慷慨地把自己的头献给荆轲是为了什么呢？为能刺杀秦王，除却自己的劲敌。王奢“夫义不苟生，以为魏累”的话，说出了舍己救人的精神，很有骨气。他自杀而死，解了魏国之围。他们可能不像禅师那样理解死，但其悲壮英烈却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故将其事迹记下来，作为人们为完成一项使命奋不顾身。或为了解人之危而牺牲身家性命的典型，供人们借鉴还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