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嘉（公元170-207年），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省禹县）人，三国时曹操的著名谋士，当时的名流。起初他投奔袁绍，见袁绍好谋而优柔寡断，难成大事。后来赶上曹操广招四方贤士，又有荀彧的推荐，因此他被征聘到兖州，与曹操共商国家大事。曹操封他为司马祭酒。郭嘉多谋善断，极受重视，不负曹操重望，屡为曹操出谋划策。
当年，为替父亲报仇雪恨，曹操袭击徐州，他完全采纳郭嘉的计谋，所以曹军获胜。官渡之战前夕，因为敌强我弱，形势对曹军不利，因而曹操顾虑重重。郭嘉便分析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有理有据，切合实际，从而坚定曹操起兵伐绍的决心。结果官渡之战，以少胜多，大败袁绍。
后来，曹操攻吕布，当时的情况是，吕布靠沂水、洄水之险，又有精兵强将固守下邳城，实在是不易攻破。在此关头，又是郭嘉出计，决沂水、泗水，结果使吕布之城不攻自破，最后打败吕布。从长远考虑，他又多次要曹操除刘备，以绝后患，曹操不听。直到身染重病，临终还留书一封，替曹操谋划平定辽东的良策。可惜此人命短。
慧眼择主
郭嘉生活于动乱不已的东汉末年，少有大志，见识深远，隐迹匿名，密交豪杰，等待风云际会的到来。很少与凡俗之辈交往，世人不知道其才干超绝。
经过长期的苦读和磨砺，满腹经纶、胸有成竹的郭嘉，走出家门，投向大千世界，欲寻觅明主，建功立业。他首先去见大名鼎鼎的袁绍，但略有交往，就透过其表面的强大、喧嚣的声誉，看到其致命的弱点。他对袁绍的两位谋臣，同为颍川郡人的辛评和郭图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郭嘉准确地判定，袁绍徒有礼贤下士的姿态和虚名，不能真正用贤任能。不抓大事而好小谋，这种人是不能担当天下兴亡的重任的。心怀大志的郭嘉不屑于选择他做自己的事业之“主”。
在古代，像郭嘉这样的一介书生、文人谋士，虽有超人的才能，但没有尺土寸兵，只有投靠有政治军事实力的人，正如藤蔓不能直立，只有攀援大树，才能升高。故而，谋士选择辅佐对象，即郭嘉所说：“审于量主”，就成为成功的前提条件，如果所择非人，即使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要想建功立业，亦如缘木求鱼，徒劳而已，甚至会随着主人的失败而招来杀身之祸。只有辅佐对象英武有为，谋士的才干得以发挥，珠连璧合，相得益彰，才能干一番事业。故“量主”，也是识人才能的重要表现。
郭嘉估量袁绍，虽兵多将广，地盘辽阔，貌似强大，众人趋之若鹜，但必无所成，于是毅然离去，而后投向曹操。这时的曹操，虽已迎汉献帝都许，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但与袁绍相比，占有的地盘狭小，兵马不足，势力较弱。而郭嘉却选择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主，在归向去留之际，表现了他深邃的眼力和决断才干。
论袁曹胜败
曹操的主要谋士荀彧，知人善任，热心于荐能进贤。他曾向曹操推荐本郡的戏志才作谋士，筹划军机，颇为能干，很受器重，但不幸早死。曹操给荀彧写信说：“自志才亡后，无可共商军机之人。汝，颍人才辈出，不乏奇士。志才之后，谁可继任？”荀彧就把郭嘉推荐给他。曹操召见，两人纵谈天下大事，一席话，使曹操对他的才能大为赞赏，对人说：“使我成就大业的，必是此人。”郭嘉也庆幸得遇雄才大略的明主，喜不自胜地说：“曹公真是我理想之王。”二人志投意合，相见恨晚。曹操立即任命二十七岁的郭嘉为司空军祭酒，付以重任。郭嘉马上为曹操呕心沥血地谋划军机。
这时，袁绍火并了公孙瓒，兼占四州之地，兵从十余万，将进军攻许。曹操意欲抵抗，而又犹豫胆怯，就向郭嘉求教：“本初（袁绍字）拥冀州之众，青、并众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
郭嘉劝曹操借鉴刘邦用智，以弱胜强，打败项羽的历史经验，树立以智取胜的信心。他说：“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
他分析判定“（袁）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这十败十胜是：“（袁）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道胜是政策取法自然，合于自然规律而取得的胜利。汉初实行道家的黄老之术，清静无为不扰民。曹操安定社会的措施，比起袁绍扰得民不聊生的“繁礼多仪”，是谓道胜。这是从总体上着眼对曹、袁优劣的评价和估量。
“（袁）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这主要是指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主动。
“汉末政失于宽，（袁）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约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袁绍“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宽”待豪强，曹操“重豪强兼并之法”，“猛”在打击豪强。
“（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四也。”在用人方面，袁绍气度狭小，用人唯亲；曹操恢然大度，用人唯才。
“（袁）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曹操在谋事和决策方面胜过袁绍。
“（袁）绍因累业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曹操以至诚待人，天下归心；袁绍徒会沽名钓誉。其所纠合，臭味相投，藏污纳垢而已。曹操德胜于袁绍，故得士之心。
“（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曹操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安定社会，惠在下民。而袁绍放纵豪强，贪暴无比，民不堪命。曹操仁胜于袁绍，故得民之心。
“（袁）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曹操的明胜在于善御臣下，内部团结。
“（袁）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曹操的文胜在于善以礼和法治国。
“（袁）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曹操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袁绍不懂军机，这是武胜。
郭嘉从袁、曹双方的政治、经济政策，军事实力，人心向背，到个人的气质和才能，做了全面分析。所引出的曹操十胜的结论，是具有科学预见性的推断。曹操的其他谋士，如荀彧和贾诩，也曾对官渡战前的袁、曹形势作过分析和预测，都看到了胜利的先兆。荀彧预言曹操有四胜，即度胜、谋胜、武胜、德胜；贾诩预见曹操“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可说是智者所见略同，都作了同样正确的判断，都对坚定曹操的信心，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郭嘉的分析最为详尽、细致、深入。正确的预见，不是盲目的猜测、偶然的巧合，而是在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抽象、概括、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的结论，它是智慧和才能结出的硕果。郭嘉精确地预见曹操十胜，证明他是一位高明的谋士。
郭嘉通过自己对袁、曹二人的认识，从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等十个方面分析了他们的优劣之势，透过袁绍兵强粮足、地广人多的表现现象，指出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是非不可知”、“不知兵要”等致命弱点，尤其是讲到袁绍恤人饥寒的“妇人之仁”以及“大臣争权，谗言惑乱”等问题，只有在袁绍麾下耽过的郭嘉才能有此认识，也才能与曹操的优点作如此鲜明的对比。郭嘉的精辟分析，在以后的战争进程中，都逐一得到证实。
郭嘉的分析，增强了曹操的信心，为曹操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曹操听从郭嘉等谋士的建议，乘袁绍进攻公孙瓒之机，先消灭吕布，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然后全力对付袁绍，终在官渡一战击溃袁军主力，从而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业。
料孙策之死
孙策，字伯符，是孙坚的长子。孙坚镇压黄巾起义，立下战功；力劝行车骑将军、司空张温杀董卓，虽未被接受，却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后被任为长沙太守，封乌程侯。袁术表荐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派孙坚征荆州，刘表使黄祖迎战。孙坚击破黄祖，追渡汉水，围襄阳。“（黄）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孙坚死时，孙策才十七八岁。这位英俊少年，继承父志，驰聘疆场，东征西讨，创业于江东。他“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人们亲切地呼为孙郎。袁术曾羡慕地赞叹说：“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曹操得知孙策平定江南，极为忧虑。“意甚难之，常呼‘独自此儿难与争锋也’。”孙策英雄无比，“转战千里，尽有江东”。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后方空虚，“（孙）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孙策此谋，极有见地，所选择的是一个极有利的时机，加之孙策骁勇善战，这确是对曹操的威胁。无怪曹操集团“众闻皆惧”。唯有郭嘉，神情安然，不慌不忙，他料定孙策此举，难以成行。众人大惑不解。郭嘉解释并进而推测说：“（孙）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众人听了郭嘉的预言，不禁半信半疑。但不久，这个似乎难以置信的预测，即为事实所证实。“（孙）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众人虚惊一场，方拭去惧怕袭许的冷汗，安下心来，同时为郭嘉的料事如神而深为折服，赞叹不已。
许贡原为吴郡太守，“（孙）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至夜卒，时年二十六”。
另据史料说，吴郡太守许贡曾上表汉帝，建议将孙策“召还京邑”，“若放于外必作世患”，被孙策截获，孙策大怒，绞杀许贡。“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孙策外出打猎时，“卒有三人，即贡客也。”孙策“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然后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