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论
汉兴时，儒生如叔孙通之流颇得信用。儒家重“辨上下，定民志”，故叔孙通所定朝仪使汉高祖叹赏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那时的儒生眼见叔孙通“得君行道”，都以为“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叔孙通不但制定朝仪，还制定了汉朝的“宗庙仪法”及“汉诸仪法”，在儒家发达史上，要算第一个大功臣，理该配享孔子！
但是那时的儒生，在政治上虽占势力，在思想界却比不上“道家”。汉初的功臣如张良的“学道，欲轻举”，“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又造出“圯下受书”，“谷城黄石”等等邪说，便隐隐的种下了汉代的“道士的宗教”。同时的曹参尊重“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实行“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治道。
文帝实行薄葬短丧，也不是一个儒教信徒。文帝的窦皇后，最好“黄帝老子言”，故“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上）。
景帝、武帝时，淮南王安招致方术之士，著书二十一篇，为道家最完备的书。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本传》）。当时的学者如司马谈之流，极崇拜道家，以为兼有诸家的长处。所以我们可说汉初的一百年（高帝至武帝），是道家发达的时代。
汉武帝建元元年，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诏可。五年，置五经博士。后来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竟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此事不知在何年）从此儒学成为“国教”了！
但无论何种学说，无论何种宗教，一到了“一尊”的地位，便是死期已到，更无进化的希望。
所以罗马的君士但丁大帝认天主教为国教，而基督教死；汉武帝认儒术为国教，而儒学死。况且当时汉武帝名为尊重儒术，其实他年年求神仙，任方士，祠五畤，想天赐祥瑞；所行所为，全是当日的方士迷信。
所以那时的儒者如董仲舒一流人，也不能跳出这种方士的迷信。于是有阴阳五行、灾异图纬的儒学。所以汉代自武帝到东汉初年的一百多年，是“道士的儒学”时代。
这种“道士的儒学”，在东汉时，并不曾消灭。后来道家的道士派，和道士派的儒家，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到了汉末，遂发生张道陵的道教。
但是东汉思想界，却出了几个人物，极力攻击“道士派”的道家和“道士派”的儒家。这班人物的第一个先锋是王充。
王充的《论衡》抱定“疾虚妄”的宗旨，建立一种“评判的哲学”。这种“评判”的精神，起于王充。张衡继起，也攻击图谶的虚妄。汉末的“人伦”“月旦”的风气，也只是这种“评判精神”的表示。
后来评判的风气，变成了政治的评判，遂造成十八年的党锢大祸。献帝建安年间，思想家如孔融、祢衡、仲长统诸人，一方面代表这种评判的精神，一方面遂开魏晋人自由旷达的风气。
所以汉代思想的第三时期，自王充到仲长统，可以叫做“评判的时代”，这是汉代思想变迁的大势。
道家
我在上章说汉代哲学的第一时代是道家全盛时代。如今须说“道家”之名作何意义。古代本没有什么“道家”。道是一个“达名”，所包极广。《庄子？天下篇》所举老聃、关尹、墨子·翟、慎到、庄囿等等，都称“道术”。道即是路，即是方法。故老子、孔子、墨子·……所要得的，都只是“道”。
但其间却有个分别。老子的道，完全是天道，是自然之理。孔子、荀子、孟子的道，偏重人道，是人事之理。墨子·所说，以“天志”为本，是有意志的天道。
后来这个“达名”的道，渐渐的范围狭小下来，单指老子一派的自然之理。《庄子》《韩非子》所说的道，都属于此派。“达名”竟变成“类名”了。
到了后来，“道家”一名竟成“私名”，起初单指那一派以天道（自然）作根本的哲学，后来汉末道教发生，道家竟成了道士的名称。自从道教称“道家”以后，那一派自然哲学便改称“老氏”，或混称“老庄”，不叫做“道家”了。
汉代的道家乃是专指那自然派的哲学。当秦汉之际，儒墨子·之争虽已消灭，儒法之争却甚激烈。那时的焚书大祸，便是儒法之争的结果。秦时法家战胜，儒家大失败。
到了汉初，如上章所说，儒生又战胜了。这个时代，只有那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自然派哲学，不曾受政治上的影响。这一派的哲学，当秦汉之际，不但没有消灭，还能吸收各家的长处，融会贯通，渐渐的变成一个集大成的学派。
依我看来，汉初一百年的道家哲学竟可以算得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大结束。古代的学派，除了墨子·家一支之外，所有精华，都被道家吸收进去，所以能成一个集大成的学派。这是汉代道家的特色。如今且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话作我这段议论的证据。他说：
夫阴阳、儒、墨子·、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有不省耳。（此下论各家得失）……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子·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此下分论各家得失）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音款，空也）。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记》卷一三○）看他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子·之善，撮名法之要”，便是说道家是一个集大成的学派。读者须知“集大成”三个字，不过是“折衷派”的别名。看得起它，就说是“集大成”；看不起它，就说是“折衷派”。汉代道家属于折衷派，自不可讳。
但这一派却真能融合各家的好处，真能把各家的学说格外发挥得明白晓畅，所以我觉得它颇当得起“集大成”的称号。
汉代的道家哲学最完备的莫如《淮南子》一部书。故下章用这书代表道家的哲学。
淮南子
一、淮南王刘安
淮南王刘安为高祖少子淮南厉王长的儿子。孝文六年，厉王谋反被废，不食而死。孝文八年，封长四子为列侯，时年“七八岁”。（据《汉书·四十四》）十六年，徙封为淮南王。至武帝元狩二年，淮南王谋反，被诛。是年为西历纪元前121年（安生时约在前180年）。
“淮南王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四十四》）。今所传只有《内书》二十一篇，名为《鸿烈》。
据高诱序说，淮南王“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申、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流，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
淮南王谋反被杀时，汉吏“尽捕王宾客在国中者，……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之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
（《汉书·四十四》）。此次大狱，杀了许多学者，如上文所举的伍被、左吴等皆在其内（《汉书·四十五》）。这是道家哲学中衰的一个原因。
那时汉武帝本在提倡儒学，罢黜百家，如今道家变成了反叛的学派，自然更容易沉沦消灭了。这是道家中衰的第二个原因。从此汉代的哲学，便完全成了“道士的儒学”时代。
二、道
《韩非子》内有《解老》《喻老》两篇，文笔与《五蠹》《显学》诸篇不类，决不是韩非所作，大概是秦汉时的道家所作。（章太炎极推崇这两篇，以为“说老子者宜据韩非为大传”。
但太炎亦知“韩非他篇亦多言术，由其所习不纯”。不知此正足证此两篇本非韩非之书。韩非生平最痛恨“微妙之言，上知之论”，他岂肯费工夫去替老子作大传吗？）《解老篇》说：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
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与焉。……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物得之以败，得之以成。
这一段论“道”，是道家哲学的根本。“道”即是天地万物自然之理。《淮南子》论道，与此相同。《原道训》说：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
这段论“道”，一为万物“所以成”的原因，二为无所不在（看《庄子？知北游篇》“东郭子问”一节）。这就是天道，就是自然，属于宇宙论。
但“道”还有一个意思。《人间训》说：
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动知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轾，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这个道是道术，是方法，一切知识论，名学，人生观，政治哲学，都属于这个道。
三、自然
道就是自然，这是从老子以来的道家所公认的。《淮南子》说自然，发挥得更尽致。《俶真训》说：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最初的时代是“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的时代，那时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
第二时代是“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的时期，那时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漠，萧条霄窕，无有仿佛；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第三个时代是“未始有有无”的时代，那时包裹天地，陶冶万物，大通混冥；深闳广大，不可为外；析豪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根。第四个时代是“未始有有始”的时代，那时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苁，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
第五个时代是“有始”的时代，那时繁愤未发，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无无蠕蠕，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
第六个时代是“有有”的时代，那时万物掺落，根茎枝叶，青葱苓茏，蓶扈炫煌；蠉飞、蠕动、跋行、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蓶扈旧作萑蔰。今依王念孙校改）。这是万物发生的时代，同时又是“有无”时代。因为万“有”虽然发生了，但若无“无”，还不能有生长变化的作用。那“无”便是“有”的作用。“无”的性质是：
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扪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极也；储与扈冶（高注：褒大意也），浩浩瀚瀚，不可隐仪揆度而通光耀者。以上说天地万物初起，都由于自然，循序变化，无有主宰。“有有”
以后，万物自然变迁，自然进化，也无有主宰。《原道训》说：
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
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倒生挫伤，鹰雕搏鸷，昆虫蛰藏，草木注根，鱼鳖凑渊。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
木处榛巢，水居窟穴，禽兽有艽（高注，蓐也。旧作芄，今依王念孙校改），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于越生葛；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
这一段末节所说很合近人所说“适者生存”的道理。万物的处境不同，若不能适合于所处境地的种种天行地利，便不能生存。所以不得不“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生所处以御寒暑”。能如此适合处境，能如此“并得其宜，物便其所”，方才可以生存。
《修务训》说：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包子六合之内，托于宇宙之间，阴阳之所生，血气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奋翼攫肆，蚑行蛲动之虫，喜而合、怒而斗，见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
虽其所好恶与人无以异，然其爪牙虽利，筋骨虽强，不免制于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势，无禀受于外，故力竭功沮。夫雁顺风而飞，以受气力；衔芦而翔，以备矰弋。
螘知为垤，貛貉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栉，堀虚连比，以像宫室，阴以防雨，景（王引之云，景当作晏。）以蔽日。此亦鸟兽之所以知，求合于其所利。（“所以知”疑当作“以所知”）这一段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更为明白。共分三层说。
第一，各种生物都有“见利而就，避害而去”的天性。这种天性，近世生物学者称为“自卫的天性”。
第二，各种生物，虽同有自卫的天性，却有种种极不相同的自卫的能力。这种能力，限于天成，若不能随外境变化，便不能应付外境的困难，便不能自卫。（“无禀受于外”。当作“若外境之势力不能发生相当之变化”解。）第三，生物都能随外境而发生形体机能上之变化，以“求合于其所利”以自谋生存。一切生物进化，都由于此。
四、无为
《淮南子》因深信“万物固以自然”，故主张无为。《原道训》说：
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道家下“无为”的界说，以此为最明白。所说“不先物为”，“不易自然”，只是一个“因”字。《原道训》说：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以便涉游，短袂攘卷（高注，巷，卷臂也。），以便刺舟：因之也。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便之也。
这就是“因物之所为”，“因物之相然”。
《淮南子》论“无为”，注重一个“因”字，已如上文所说。他又恐怕人误会无为的真义，把无为解作完全消极的意思。所以他又有《修务》一篇，反复申明“无为”是积极的主张。这是《淮南子》的特色。《修务训》说：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以下历论五圣之功业）……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且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圣人之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
以上论消极的无为是不可有的。以下更论无为的积极意义：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旧脱功字，推作权。王念孙依《文子？自然篇》校补功字，改权为推。）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
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己”即上文所谓“私志”）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菓，夏渎而冬陂，因高为山（“山”旧作“田”，依王校改），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这不但是《淮南子》的特色，正是“无为”与佛家的“寂灭”的根本不同之处。
五、天与人
荀子批评庄子的哲学说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道家的流弊在于信天太过，以为人事全无可以为力之处，势必造成一种听天安命，“靠天吃饭”的恶劣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