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大几年来最大的进步是什么，肯定答案多多，因人而异，不一而足。我的答案是：莫过于人性回归！具体讲就是人们逐渐从神与兽的误区走出来，开始懂得说人话，办人事，重人情，讲人道，要人权，求个性，知道大写的“人”字是天下最有价值的追求。世上哪种进步能比这种心灵的进步更值得肯定呢？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这本《我和亲人》，就是这种伟大进步的又一例新注。它的作者是个女的，名叫王美玉，可巧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于是乎，我就此还可以多说点什么。
大学新生开学见面，互不认识，相当陌生。看得到的区别一般来说只有两种：男生和女生；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前一种不用多说。后一种呢，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城乡差别非常大，体现在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大学生身上就是，城市学生大都穿着机织布衣服，而农村学生则大都穿着家织布衣服。比如说王美玉就穿着农村娃没见过的衣服，且是露着双腿的裙子；比如我这农村娃就穿着母亲织的白底蓝格粗布褂子。不过，对于我们这所有点特别的学校来说，恐怕还有个第三种区别，而且是相当可怕的区别：“家庭出身好”与“家庭出身不好”！
我们现在的履历表上填着：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治系。但最初考入的学校并不是山西大学，叫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政治系。后来才搞清楚，我们之前，党校并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只办短期干部培训班。我们这一届3个班150多名入学新生算是得天独厚，成了该校有史以来首批政治系学生，学制与其他高校无异，而且据说是优先录取。幸运儿啊！开学典礼上，校领导公开宣示：这里专门培养的是县委书记和理论工作者。“文革”肇始，学生造反，跑到高教部闹事，才发现这批学生在那里并未备案，是山西省委种的一块“自留地”，想为自己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这样的目标倒也无可厚非。此事一经曝光，便有了“黑省委党校”的叫法。最后的结局是：将我们的3个“黑班”与山西大学政治系同届的1个班合并，组成新的山西大学政治系。原来那个班没有正式校舍，游离于山西大学之外，此后落脚党校那块美丽宽敞的校园，也算有了个归宿。
还是回到第三种区别。按说，上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一经传播，讲究家庭出身在哪所高校都很流行，据说我们前一届有明文规定，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成绩再好也不准踏入高等学府。我们这一届还算宽松了点，不准进入国家级高校而已。但在我们中共山西省委党校，这种讲究肯定要高出一个档次，培养县委书记和党的理论工作者，不特别讲究这个能行吗？所以我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都出身“红五类”，比如王美玉的表格上“家庭出身”一栏就填着“革干”，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之谓也！这叫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主儿眼红得要命！
有了以上这三种区别，主要是后两种区别，那时我们“一小撮”出身不好兼农村来的学生，总是远远地、小心翼翼地仰望着绝大多数出身好的学生，比如我就一直仰望着王美玉，她同时拥有女生性别、城市学生和“革干”牌子三大优势，再加上又是太原五中的文科高材生，人又长得白白净净挺阳光挺水灵的，你想能不叫人仰望吗？在我们的想像中呀，她为啥就这么幸运呢？为啥就这么有福气呢？一直到今天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看的，至少我是这样看的。然而今天，看完她的《我和亲人》书稿的今天，我方才大吃一惊，原来事情并非如此！她这个“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却原来也有一部心酸史，如果不叫苦难史的话。从自由心灵遭受伤害这一点看，在一个缺乏人性关照的社会或者时代，“家庭出身好坏”并无本质区别。
写作的第一要义是真实。写作者的第一品格是真诚。王美玉及其《我和亲人》很轻松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她生来就是个天性真诚的人。再加上五中文科高材生的水平，把“真实”又写得极为生动感人。写这样的心酸往事，能几回叫人潸然泪下，但泪眼迷离中又不会心生绝望，天边总会有几缕灿烂阳光。一般所谓作家只有在写小说时才敢写的“家丑”，她在《我和亲人》中则坦然直陈，并会将“家丑”写得极富社会性。这样的长篇追忆文章，多会平铺直叙从头道来，但王美玉却让它时空变幻交叉，错落有致，婀娜多姿……好了，这样的话留给读者去说吧，我们还是回到“人性”的立意上来。
父亲王来义深爱的是他高小的同学莲，但却不得不娶了比自己大两岁的母亲。这场断送三个好人一生心灵幸福的爱情悲剧是谁造成的？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进了大城市，当了国家领导干部，本想就此改写自己的爱情悲剧，几番挣扎，几番落败，终于心死，终于英年早逝。这又是谁造成的？母亲有什么错？她一生追随丈夫，愿意为丈夫付出一切：因为丈夫参加革命而被伪村公所拷打过，脑部严重受损落下后遗症；进城后除了侍候丈夫孩子就是独守空房，“闷极了便迈着小脚到不远的五一广场走走，那时的五一广场光秃秃一片……”；丈夫死后，她又苦苦挑起全家生活重担，度过可怕的“三年大灾荒”，度过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她“操劳一生，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最后却患了不治之症。她向丈夫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爱情，而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在爸爸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伴随了她一生”！是临死前那一段令人肝肠寸断的遗言：我让你们的爸爸受委屈了，我死后不要和你们的爸爸合葬，让他自由吧……这又是谁造成的？
爱情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直接伤害到第二代，在三个儿女心里投下浓重阴影。尤其是16岁才得以进城的哥哥，“对爸爸耿耿于怀，心存埋怨，认为对他关心不够，耽误了学业，影响了一生的前途”。事实也是如此，由于没有高学历，只好从事一般工作，后来妻子也被“六二压”了，“哥哥一人微薄的薪水要负担几个儿女确实不容易”，生活的艰辛，工作的不称心，使他的脾气越来越坏，开始用酒精麻醉自己，50岁出头的人像个小老头，最后因肺心病和肝病而过早地逝去……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
中国人的自由心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污染、压制、扭曲、异化、摧残的呢？至今未见一本论述精当、举证齐全的拓荒之作。不过皇帝老儿做头领的封建专制国体的出现，加速了这一毒化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应该再加上一条：臣民之心，莫非王役！你们要什么自由心灵？那不是给朕添乱吗？都按朕的三纲五常来！什么爱情、亲情、人性、人道，那都是你们的“私欲”，统统都得灭掉，统统按朕的王道来，这就叫“存天理”，“灭人欲”！王来义呀王来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敢不听吗？算你聪明没当成陈世美，不然朕让包爱卿也铡了你！你那个莲有文化怎么着？越有文化越反动，朕办她个“第三者”插足！再说你，你叫宋凤英？女人家要名字做什么，就叫王宋氏或者王来义家的！不过你还行，恪守妇道，三从四德，委曲求全，生活作风也正派，按说朕也该赐你个贞节牌坊什么的。知道原因吗？这跟你没有文化大有关系！你是一辈子没有得到爱情，可爱情是什么？那东西不值钱，是个祸害，是“私欲”里头最有悖王道的玩意儿。再说爱情管什么用？朕跟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就不讲什么爱情，不也过了一年又一年，过了一朝又一朝，家天下绵亘两千多年不间断，用你们今天的时髦话说，也算创了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吧？至于儿女们跟着受点害，那就更算不得什么了，反而给他们提个醒：就照着父母的路子走，别想搞什么思想解放、展现个性、民主自由、改革开放、以民为本、社会和谐……之类，中国就得继续搞朕那一套，尽管国体可惜不在了，好在文化遗传及其历史功能不绝如缕，有时还相当管用，不信你们看王美玉接下来是怎么写的。
王美玉写道：“因我戴着爸爸的遗物——一块旧手表；因我想把学校给我的助学金让给其他困难的同学，而接受爸爸战友的资助。”被叫去多次谈话，并在许多场合点名批评曰：“小资产阶级虚荣心！”就为一块手表和几块钱凌辱学生的自尊心，这在今天看来绝对是无视个人隐私和名誉的侵权行为。但在那个年代的大学里，尤其在我们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王美玉的这种心灵伤害一点都不稀罕，也不是最厉害的。你会因为专注于学业被打成只专不红的“白专学生”；你会因为喜欢阅读古典小说和外国小说被说成是“封资修”；你会因为不接近党员干部学生被认为“不要求进步”；你会因为爱穿好点的衣服被批评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种大批判现象在“文革”中达到极致，变成大批斗，我们贵党校一天中曾涌现出三个“现行反革命”：开大会要斗的一个，主持大会的人发生了口误成了第二个，下面领着喊口号的喊错了变成第三个，可怜三位老师级的人物顿时人权扫地，身心陷入无情的摧残之中。还达到了一种荒唐可笑的极致，我们在军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时，每当晚上熄灯以后，人人打开一把小手电，躺在蚊帐里读“毛选”，被认为是最忠诚最勤奋的表现。为什么不干脆打开灯呢？为格林尼治天文台主持奠基仪式的弗拉姆斯提德先生如果活着，他一定会重复自己那句着名的话：“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能忍住不笑吗？”
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莫过于人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美丽的心灵。一旦用什么“王道”或者妖魔化了的“革命性”阉割了自由心灵，也就把人活生生地变成了一群动物。是的，动物是不可怕的，想怎么愚弄就怎么愚弄，想怎么驱赶就怎以驱赶，想怎么宰杀就怎么宰杀！这是一幅多么恐怖的历史画卷！
《我和亲人》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在给我们重现这种黑色画面时，时时不忘透露亮色。这也是一种真实。比如：压制不住的父爱和母爱，哥哥带回给妹妹的水果糖，姐姐永远的无私与宽容，九一小学和山大附中的花季笑声，太谷县城的患难之交，尤其是夫妻间几十年来的“含情两相向”和举家团聚的无穷无尽的欢乐……都在令人感动之余，看出一个真理：人性是难以扼杀的！追求人性美的本能是难以阻挡的！不论神性和兽性如何疯狂一时，人性的回归都是必然的！
为此，《我和亲人》给我们勇敢地举证了新例，这得感谢作者王美玉同学。
她让我作序，并开玩笑地让我将自己的所谓光荣头衔一一标明，比如什么国家一级作家、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之类，以便她好“借光”。可是她怎么就不替我想想，我既然如此高贵，怎么至今没勇气写出《我和亲人》这样的真实呢？这不是成心让我丢人现眼吗？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