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林类年且百岁，底春被裘，拾遗穗于故畦，并歌并进。孔子适卫，望之于野，顾谓弟子曰：“彼叟可与言者，试往讯之。”子贡请行。逆之垅端，面之而叹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类行不留，歌不辍。子贡叩之不已，乃仰而应曰：“吾何悔邪？”子贡曰：“先生少不勤行，长不竞时，老无妻子，死期将至，亦有何乐而拾穗行歌乎？”林类笑曰：“吾之所以为乐，人皆有之，而反以为忧。少不勤行，长不竞时，故能寿若此。老无妻子，死期将至，故能乐若此。”子贡曰：“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恶。子以死为乐，何也？”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贡闻之，不喻其意，还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与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尽者也。”
——《天瑞》
“古句新解”
林类的年纪将近一百岁了，到了春天还穿着皮衣，在田里拾取收割后遗留下的谷穗，一面唱歌，一面前行。孔子到卫国去，在田野上远远看见了他，回头对学生说：“那位老人值得一谈，试着去问问他。”子贡请求前去。在田埂的一头子贡迎住了老者，面对着他感叹道：“先生不后悔吗？还边走边唱地拾谷穗？”林类不停地前行，歌声也没有停止。子贡不停地追问，他仰着头答道：“我后悔什么呢？”子贡说：“先生少壮时不勤奋，年长后又不抓紧时间，到老了没有妻子儿女，现在已经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快乐值得拾谷穗时边走边唱呢？”林类笑着说：“我快乐的原因，人人都有，你却反而以此为忧。我少壮时不勤奋，年长后又不抓紧时间，所以才能这样长寿。到老了没有妻子儿女，现在已经死到临头了，所以才能这样快乐。”子贡问：“长寿是人人所希望的，死亡是人人所厌恶的。您却把死亡当作快乐，为什么呢？”林类说：“死亡与出生，不过是一去一回。因此在这儿死去的，怎么知道不在别处重新出生呢？所以，我当然知道死与生不一样。我又怎么知道忙碌于求生不是一种迷惑呢？同时又怎么知道我现在的死亡不比以前的生更好呢？”子贡听了，不明白他的意思，回来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知道他是值得一谈的，果然如此；可是他悟得的道理并不完全。”
对于生死，人类自古就有着大同小异的猜度，诸如鬼神、天界、轮回之类。各式各样的哲人和学派，无论如何表述自己的生死观，他们总是非常熟悉那些已有的猜度的。这一点，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印度、希腊，都无一例外。
这一段借着隐士形象的林类将这些猜度提了出来：生死是否轮回？死后究竟是怎样的？死后是否比人世间更好？不知道是作者的底气不足还是故弄玄虚，这些问题被拿来问子贡，而俨然一副大智者模样的孔子却被安排在了后台。作为演员的孔子回避了这些问题，事实上也就是作者回避了这些问题。开始是孔子对林类产生了兴趣，而产生兴趣的原因似乎仅仅是林类有着隐士的派头。隐士是什么样的？就像庾信《小园赋》里写的：“三春负锄相识，五月披裘见寻。”要简单，又要有些怪异；要洒脱，也要有些傲气，可以随意但不能肮脏，可以奇怪但不可堕落。就这样，孔子看上了林类，认为他值得一谈，看来，这个孔子既不是《论语》中那个几近真实的孔子，也不像《庄子》笔下那个为道家寓言服务的孔子。这个实在是个倒霉的孔子，他不小心撞到了关于生死的大问题，可以说是搭好了一个舞台让他自由挥洒，或道或儒或别的什么花样都行，偏偏最后这个孔子无力招架，含混搪塞地溜走了，怪哉！
倒是这个林类，在提出疑问之余也道出了他的人生态度：不勤才能长寿，死亡或许快乐。这两条都可说得上惊世骇俗，完全颠覆了人们的基本道德观和关于生存的常识，却正是道家观念的一种展示。道家不主张孜孜不倦地追求，不管是庸俗的名利还是凡人的生活抑或更有诱惑力的所谓高尚理想；同时他们不介意生死，生死不过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必然而已。前者和隐士的生活方式是相匹配的，而后者却和隐士没多大关系。所以，这本是一则用意很不错的道家寓言，只是场景和情节的安排上没有完全理顺，到了最后居然有些跑题，只能以“得之而不尽”草草收场。
前人多认为《列子》这书就是注者张湛一手伪造的，姑且认为这种假设成立，那么张湛必然能感觉到这一则有所欠缺，也一定会在注文中加以斡旋，但他决不会对林类的话做出任何否决，因为从道家的主旨来说，林类的话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孔子应答的情节设计。果然，针对孔子的回答，张湛的注玩起了文字游戏：“夫尽者，无所不尽，亦无所尽，然后尽理都全耳。今方对无于有，去彼取此，则不得不觉内外之异。”这样一来，就把孔子说的“不尽”归之于林类不能达到无可无不可的浑然境界，本想把原文说通，却没想到情节设计的缺陷本不在此，这个补丁实在是越打越拙。后来唐人卢季玄作解时反倒旁观者清，直接指出这个“不尽”说的就是林类该肯定的不肯定，偏要用“安知”这样的不确定语气。他这话一语中的，至少是个更顺的解释。
孔子角色的衰败，使得林类反倒成了一个人物典型，尽管对他的描写基本以语言为主，而且这些语言也不太适合用作诗文的典故，但还是有不少人在诗文中提到他。因为在《列子》的原书中，前一节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荣启期的老头，和林类的形象十分相似，后来也有人对这两个人物分得不是很清楚，但肯定是把他们都看作贤士高人的，宋人刘敞称赞他“此意如昔贤，世人知尔否”，晋人皇甫谧编写《高士传》也把林类收入其中。这类人不富不贵，不为任何一个群体的利益服务，但是他们对名利、对生死都能坦然而平静，对生命中的一切保持快乐祥和的态度，这种人便被称为高人隐士。即使是人生追求完全不同的儒家，对隐士也显示出不同一般的尊重。为什么这些人高、贤？重点全在生死一节。古往今来，聪明人多的是，能创造有价值的思想体系的也不在少数，但真能把生死的隔膜化解殆尽的却不多。孔子也曾谈论生死，《论语》等书中也曾记载他自己面对生死时的言行。孔子的智慧、修养和学识足以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如普通的愚夫愚妇一般焦躁骚动，但是要和道家的高人比起来，孔子在这方面的豁达还是略有不及的。倒是后代不少读书人，虽然学问的根本立足于儒家，但也兼习道家及其他学问，于生死问题反而能更加通脱。
用今天的话说，道家学问在生死问题上更能帮助人很好地进行自我心理调节，而这一点早已被融入悠久的中国文化之中，与各种学术的不同门派之争没什么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