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认为，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禹在位则治，而桀在位则乱，可见治乱的关键不在天，而在人。星坠、木鸣及日月之蚀等怪异现象并不可怕，它们只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而已，只要上明而政平，则虽并世起而无伤，倘若上暗而政险，则虽无一至而无益。这与孔孟的精神是一致的。他说：“君子慕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又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这又是对孔子“与命与仁”、参赞化育思想的发展。
荀子对治乱之际的天人因素作了鲜明对比：“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相反，如果“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所以“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孔孟较强调天与人相同相应的方面，荀子则强调了天与人相异相对的方面。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儒家学说在新时代的产物。
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天不以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尤其强调天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这也是对孔孟思想的发展。孟子说：“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也是一种天道与人事无关的思想。荀子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与孟子的思路基本一致。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是强调天道变化的外在客观性。荀子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熠，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也有天道健运生生的意思，对孔子的思想有所发展。
更可贵的是，荀子在强调人为的同时，已萌发了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的这一思想，显然与当时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有关，表达了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用的社会要求。这又与孟子制民之产以使民不饥不寒的思想相呼应了。可见，不管是正宗还是别宗，其基本的儒学精神是一致的。
孟子道性善，是要为道德修养和仁政学说作理论解释，以为人性本善，所以只要肯尽其善性则尧舜可为而王道可行。荀子与孟子有同样的目标，但他看到的现实似乎比孟子看到的更为丑恶，他自己就曾多次遭小人谗害。当时慎到、商鞅等法家人物已多有人性自私之论，可见荀子的时代已大不相同于孟子之时了。
荀子看到，要想使人心归仁、王道得施，非得对人加以某种强制性的外部改造不行，因而提出了与孟子相反的性恶论。他从性与伪两个方面来研究人，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其善行出于后天的人为，所以主张用社会的礼和法对人加以一定的强制，以便化性恶而成善。可是这样一来，他便染上了较重的法家色彩，并且培养出象李斯、韩非这样的法家弟子，以至为后儒所病诟。
自孔子指出禽兽不可与同群，孟子开始对****加以严格的区分，荀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他所谓辨，是指男女父子之分别：“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荀子也和孟子一样，是从人的社会性，尤其是伦常方面来区分****的。他进一步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日：分。分何以能行？日：义。”这无疑是正确而精辟的。
在以社会伦常区分****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从性、伪两方面来探讨人性问题。他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孟子只把人之区别于动物的四善端作为人的本性，是一种对人性的片面整体观；荀子则把人性之本能和学能作了性伪之分，是一种全面的分析观。孟子认为只要开发人之区别于动物的善性即可以成圣；荀子则强调必须克制私欲以就理才能成圣，颇有一点“克己复礼为仁”的味道。
荀子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论证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而子让乎父、弟让乎兄则“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可孝子之道又是礼义之文理，所以“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在这里，荀子把饥欲饱、寒欲暖、劳欲休视为现实的人性，无疑是正确的，但他随之把这种性情说成是与礼义之文理相对立的恶，却是一个不小的错误。这个错误必然导致对人的自然需求的仇视，最终成为反动统治者实行封建****和以理杀人的根据。
他还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其结论是：“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礼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这就是他主张隆礼重法的根据，也是历代统治者戕贼人性的根据。
孔孟倡王道和仁政，法家主霸道和法制；荀子兼取二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施、王霸兼用，而以礼教和王道为主。
他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在两手兼用的情况下，荀子继承儒家传统，强调以礼和德为治国之本：“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单靠道德教化之不足：“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琐化。”主张以刑法作为教化的补充：“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总之，“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又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雕雕焉悬贵爵重赏于其前，悬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对于封建君主来说，荀子的思想无疑比孔孟之道更切实用。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向来是内用道、法而外示儒术，这多少有荀子的功劳。然而若从崇尚仁爱的儒学精神看，荀学只能算个“大醇而小疵”的别宗了。
荀子为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其学以儒家为主，而兼采道、法、名、墨、阴阳家诸说，可谓“大驳”，后儒有归荀子为杂家者。尤其是荀学有显而易见的法家霸道思想，这使荀子成为后儒争议颇多的人物。一部儒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历代儒生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兼综百家的历史，而这一历史肇始于荀子。
荀子对儒学的贡献，除了上述天论、性伪、王霸等内容外，还有很多颇为重要的方面。例如荀子的《礼论》、《乐论》就是儒家礼乐思想的最早专著，儒家“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荀子纳百川之流，其学汪洋博大，对后儒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秦汉之际，荀子的声誉不怎样，所以他的弟子们颇为不平：“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声名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仪表。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
汉唐诸儒捧荀子者颇不乏人。刘向说：“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他认为：“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然世终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观孙卿之书，其除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东汉徐干说：“荀卿生乎战国之末而睿哲之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明拔乱之道。”韩愈认为，孟子为“醇乎醇者也”，而荀子则“大醇而小疵”。杨综认为，荀子“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絮当世，拨乱兴理，易于反掌。”以为其书“羽翼六经，增光孔门，非徒诸子之言。”总之，汉唐诸儒捧荀子者有二端：一谓“有功于时政”，一谓“有功于诸经。”
宋明时期，理学大盛，儒者多黜荀子。归有光说：“宋儒颇加诋黜，今世遂不复知有荀氏矣。”其诋荀学者约有数端：一谓“大本已失”，二谓“悖于圣人”，三谓“全是申韩”，四谓“李斯所事”。二程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朱熹说：“荀卿则全是申韩，无所顾藉，敢为异论。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苏轼说：“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今观荀卿之书，然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事者也。彼见其师历诋天之贤人以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荀卿明王道，述礼乐，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
清代以后，理学中衰，而汉学复兴，学者又多有捧荀子者。凌迟堪说：“守圣人之道者，孟、荀二子而已……夫孟氏言仁，必申之以义：荀氏言仁，必推本于礼……然而荀氏之学，其不戾于圣人可知也。后人尊孟而抑荀，无乃自放于礼法之外乎？”归有光说：“当战国时，诸子纷纷著书，惑乱天下，荀卿独能明仲尼之道，与孟子并驰。顾其为书者之体，务当于文辞，引物联类，蔓衍夸多，故其间不能无疵；至其精造，则孟子不能过也。”李贽说：“荀与孟同时，其才具美，其文更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迂。”
钱大听说：“仲尼既殁，儒家以孟、荀为最醇。……宋儒所訾议者，惟《性恶》一篇。愚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宋儒言性，虽言孟氏。
然必分义理与气质而二之，则已兼取孟、荀二义。至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此论颇有见地。
近代梁启超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楣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总之，荀学虽不若孟学纯正，却为儒家。荀子援霸道以入儒，实有背孔孟原旨，谓其以“别宗”可也。荀学因李、韩之徒而有施于秦，遂为二千年封建****之仪轨，有功于中国，亦有罪于中国。谭嗣同谓封建统治者实用荀学而托名于孔孟，颇合实情。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以荀学为乡愿，虽有所据，但不为全是。以历代统治者利用所谓儒学以贼德，则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