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二年，南京的会试考场爆出特大新闻：一个镇江考生临阵不考了，圣人的典籍被扔进茅厕，长耳考篮里填满了草灰、粪溺。这一年的南京贡院臭气熏天，应试的士子无一及第。
这个镇江考生叫刘鹗。
刘鹗出生于江苏官宦世家，先人刘光世为宋代名将，父亲刘成忠是咸丰进士，作为科甲鼎盛的望族子弟，他十五岁便通过童子试，誉为“五经童子”，前途被看好。书斋的门槛很高，却没能规束少年刘鹗的脚步。当时刘成忠任河南道台（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刘鹗随父游观四处，结交了许多“江湖朋友”。他的《老残游记》曾借老残之口记述了这一段“交通轻侠”的经历：“朋友聚首，讲舆地、讲制造、讲武功，各擅所长，样色齐全……”毋庸讳言，这种江湖小团体的形成对一个青少年的成长会产生怎样深刻的影响，书斋里学得好好的，与社会的旁门杂学一交锋，顷刻瓦解，什么圣人礼义、道德文章，都没有说服力了。于是也就有了二十岁那年南京考场的特大新闻。
后来，刘鹗的父亲刘成忠中箭落马、抱恨西归。刘鹗只能去面对十分现实的生计问题。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文人看厌了东家的脸色，离开仕途，自己做自己的老板。比如唐伯虎，“闲来写幅丹青卖”，活得也洒脱；再如凌蒙初，不参加科考，自己操刀办起书肆、笔庄，日进斗金。但一个文人在政治上不肯附骥，又想以“养天下”为己任，其狼狈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刘鹗接下来开诊所、办书局、治黄河、修铁路，力气花了不少，但都给别人留下了口实，所以以失败而告终。
几年折腾下来，刘鹗被家乡开除了乡籍，流寓江北，成了家乡的叛徒！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他及时收手，或许还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时急于建功立业而犯错误是允许的，关键是要学会检讨，勤于“自赎”。但刘鹗不这样。上海罗振玉是他出道初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谋事在人，人事不修，其功不克”，如果是上下不待见，吃力不讨好，那么“利在国家，祸在君也”。刘鹗没有听好朋友的话，事隔数年，竟闹出了震动全国的“山西矿务案”。
刘鹗作为山西商务局的总代表，联络当时在华的英国福公司开发太原的无烟煤矿。晋煤质量好，储藏大，但当地窑工沿用土法采煤，工效低，危险性极大，因此当地人生活境况处于长期赤贫。刘鹗计划引进洋资，利用洋人的电力、机械和技术，在极短的时间内推进山西矿业，从而彻底改变这一片燕赵热土的人群生态。谈判在顺利进行，山西巡抚极力襄赞，总理衙门援以巨手，事情眉目渐见清晰。刘鹗扎营太原，两抵京师，自觉襟抱初展、宏图新绘，不禁登台啸歌，吟出了“一路弦歌归日下，百年经济起关西”的豪迈诗句。没有想到，英国福公司最后出示的计划书上竟写着“矿路开采权永属英吉利”的条款，上面盖了总理衙门的外交印鉴，首席总理大臣“奕劻”的大名赫然入目！刘鹗当然不能接受，当场晕厥。
由于山西方面拒绝签字，这笔买卖一直悬空未决。拖到最后，天津《日日新闻》突然爆出了一个尖锐的声音：刘鹗是个汉奸！公众一头雾水，朝廷的奏议已经雪片纷飞：说他承办山西矿务不力，“是为交通洋人，图饱私囊”；说他染指津江铁路，“搜刮民财，心有觊觎”。为了佐证他的卖国罪过，有人甚至揭发他多年前用了英国人的水泥，浪费白银多少多少，国资流失多少多少，“挥霍民血，罪已不赦”！
贼喊捉贼，这场被人操纵的政治清算持续了半年多。刘鹗接到的处理意见是：革职查办，永不续用。过了三个月，朝廷又下达了对他执行死刑的命令，全国通缉他。
然而八国联军的枪炮响了，朝廷仓皇出奔，自顾不暇，刘鹗的死刑被暂时搁置起来。中国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戊戌变法，谭嗣同殉难，梁启超出逃。这一年夏天，北京城死伤无数，尸体满街，尸臭冲天。当年八月，人们惊奇地发现，失踪多时的刘鹗扛着一面红十字大旗忽然出现在死尸狼藉的北京街头。
刘鹗没有逃，用书生的说法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不是汉奸，不甘背负恶名四处藏匿。他在北京掩埋局工作期间，做了一件让自己殉身夺命的事情：私开朝阳门的内务府粮库，把几万石御用的珍珠白米分散给了北京难民。
朝廷日后在惩办“战争祸首”时，第一个就点了刘鹗的名。令人惊奇的是：刘鹗在被捕前的许多年时间里，不是亡命天涯，而是以大清良民的姿态，在保定办起了锅炉厂，在湖北创办《教育世界》，在东三省炼制精盐，在苏州开设传授太谷学术的“归群草堂”……然后，在上海的一个小弄里，开始写作《老残游记》。
中国的士人，得意时忠君，忧民；失意时隐逸，遁世。刘鹗在此仿佛是第三种姿态，既不想取名仕途，又不愿息声田亩，他在营建自己的理想天堂，因而道狭路险、布满陷阱。他最后的结局是光绪三十五年病毙流放地新疆。
我们很难揣摩刘鹗在写《老残游记》时的心态。笔墨人生，欢笑少落泪多。八大山人作水墨，自号“哭之”；曹雪芹说家史，诉罢荒唐言，自见泪满纸。文人孤愤，注定了他是一个哭旦，注定了他“泪以润墨”，刘鹗遗笔，哀而不伤，这又是文化人怎样的一种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