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太阴阳明论》言：“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
脾（肠）胃病发病时间学是近年来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古人对此也有一定的认识，如《素问·玉机真脏论》言：“脾脏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脾者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王冰注：“纳水谷化津液，灌溉于肝、心、肺、肾也。以不正主时，故谓之孤脏。不正主时，寄旺于四季。”是此言“孤脏”，言“四傍”均与土寄于四季相关，这说明在生理状态下，脾胃在一年四季中均发挥重要作用，故《素问·太阴阳明论》又言：“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另外，脾胃疾病的发病亦与时间相互关联，如《素问·三部九候论》指出：“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于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三月，病腹胀烦满不嗜食。”
古代医家治疗脾（肠）胃病非常注重“四时”辨证用药，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明确指出治法：“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李东垣在《脾胃论》中首先提出脾胃病随时加减用药法，夏宜黄芩、黄柏；秋宜桂枝；冬加干姜、草寇；春加风药，充分考虑气候的影响因素，处方遣药合乎时宜，此即《内经》“毋伐化，毋违时”、“必先岁气，毋伐天和”。
如脾胃虚弱，必上焦之气不足，遇夏天气热盛，损伤元气，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精神不足，两脚痿软，遇早晚寒厥，日高之后，阳气将旺，复热如火。乃阴阳气血俱不足，热厥而阳虚，或寒厥而气虚，口不知味，目中溜火，而视物无所见，小便频数，大便难而结秘，胃脘当心而痛，两胁痛或急缩，脐下周围如绳束之急，甚则如刀刺，较难舒伸，胸中闭塞，时显呕哕，或有痰嗽，口沃白沫，舌强，腰、背、胛、眼皆痛，头痛时作，食不下或食入即饱，全不思食，自汗尤甚，若阴气复在皮毛之上，皆元气之热助本病也，乃庚大肠、辛肺金为热所乘而作。当先助元气，理治庚辛之不足，黄芪人参汤。
如脾胃虚弱，遇六、七月间河涨霖雨，诸物皆润，人汗沾衣，身重气短，甚则四肢痿软，行步不正，脚欹，眼黑欲倒，此肾水与膀胱俱竭之状也，当急救之。滋肺气，以补水之上源，又使庚大肠不受邪郁，不会汗大泄也。汗泄甚，则亡津液，亡津液，则七神无所依。津者，庚大肠所主，三伏之义，为庚金受囚也。若亡津液，汗大泄，湿今亢甚，燥金受囚，风木无制。故风湿相持，骨节灼疼，一身尽痛，亢则害，承乃制是也。孙思邈云：“五月常服五味子是泻丙火，补庚大肠，益五脏之元气。”壬膀胱之寒已绝于巳，癸肾水已绝于午。今更逢湿旺助热为邪，西方、北方之寒诸绝矣。夏月宜补者，补天元之真气，以人参、麦冬、五味子生脉。脉者元气也，人参之甘，补元气，泻热火也，麦冬之苦（甘）寒，补水之源而清肃燥金也，五味子之酸以泻火，补庚大肠与肺金也。
若脾胃虚损有宿痰之人，遇此天暑，将理失所，违时伐化，必困乏无力，懒语、气短、气促、似喘非喘，骨气无力，其形如梦寐，蒙蒙如烟雾中，不知身所有也，必大汗泄，当用清暑益气汤。若见痿证，乃湿热乘肾肝也。如更时令，清燥之气大行，却加辛温泻之。若湿气胜，风证不退，眩晕，麻木不已，除风湿羌活汤主之，如夏日（农历四、五、六月份），须加白芍药三分。春月（农历一、二、三月），腹中痛尤宜加；冬月（农历十、十一、十二月）腹痛不可用芍药，益大寒之药也，只加干姜二分，或加半夏五、七分（以生姜少许制）。
东垣强调四时用药法则，认为风、雨、寒、暑等自然环境因素，对机体生理活动的规律和病理变化的机理都有一定的影响，但都是以脾胃虚弱为内因的“阴火”与“元气”矛盾两方面为发病的主要原因，应灵活把握，辨证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