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知耻，就是指人们内心的善恶、荣辱标准，也就是“不从枉”、“羞为非”的“羞恶之心”。它要求人们做事要守仁行义，谨言慎行，辨知荣辱。古人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为礼而不终，耻也。中不胜貌，耻也。华而不实，耻也。不度而施，耻也。施而不济，耻也。”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儒家把培养“行己有耻”的士君子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中庸》把知耻与勇于改过联系起来，提出“知耻近乎勇”的著名命题。《管子》一书中，把“耻”看作是国之“四维”之一，如果不能使人民有羞耻之心，国家就要危亡。荀子把知耻与廉洁并提，首次提出“廉耻”这一道德规范。李颙把有耻视作重于才学的道德操守。龚自珍把知耻看作洗刷国耻的必要途径。
作为道德规范的知耻，与个人、民族和国家都有密切的联系。对于个人来说，“耻之于人大矣。”“廉耻，立人之大节。”“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
知耻的反面是无耻。“无耻，则无所不为”，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然而，“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辱，莫大于不知耻。”因此，“人不可以无耻。”
知耻，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评价和选择标准，但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尽管古代有的思想家把知耻看作“吾所固有”，从而陷入唯心主义先验论，但其中许多精湛论述，仍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
13明智
明智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中庸》把智与仁、勇并称为“天下之达德”。这里取其明理睿智之义，用复词明智表达这一规范。
明智，是儒家重要的伦理思想。智，也作知即理智、智慧。“智者不惑。”孔子兼重仁智，多次以仁智并举。“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智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他将智、仁、勇三者统一起来，作为志士仁人的基本品德。孟子把智看成是判别是非善恶的一种能力，提出“是非之心，智也”的命题，并将智同仁、义、礼、信并称作为“五常”。汉儒董仲舒强调“必仁且智”。汉以后，宋、明以及清代儒家，一般都肯定智的重要，并对智德有所说明或发挥。
中国古代思想家赋予明智以丰富的道德内涵。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知道遵道。（2）利人利国。（3）自知知人。（4）慎言慎行。（5）见微达变。此外，明智还包括好学知过，量力而行，居安思危等。
明智，作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它对于维持社会生活秩序，和谐人际关系；对于古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4勇毅
勇，作为道德规范，是人类社会带有共同性的传统美德。古代希腊把勇敢看作“四主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之一，中国古代则视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之一。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表达勇的道德品质的概念还有刚、毅等。在这里我们用复词勇毅来表达勇这一道德规范，其内容主要包括体仁能慈、行义循礼、明智善断、临危不惧，知耻力行等。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儒家和兵家一贯推崇勇德。孔子把勇作为践履仁德的条件之一，认为勇必须符合于礼义，并能智勇双全。孟子主张，为人之勇必与大节相合，强调舍生取义的精神。荀子进一步阐发了勇的规范意义和道德境界的层次，依其程度和性质的区别，区分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上勇”、“中勇”、“下勇”。兵家常把忠勇、义勇相联，强调勇德的重要性。先秦时期的墨家、道家和法家以及后代思想家，对于作为道德规范的勇，都有所继承和发挥。
勇毅与怯懦相对立。所谓“惧者，勇之仇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就包含着这种意义。勇毅也与蛮勇、冒险相区别。所谓“血气之勇不可有”、“悍戆好斗，似勇而非”，就是这个意思。勇毅只有从一定的原则和目的出发，即同“义”联系起来，才具有道德价值。
在人类生活中，勇毅不仅表现在人门直接征服自然的斗争中，而且表现在正义的战争中，表现在科学发明和艺术创造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各项事业中。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弘扬勇毅精神，培植见义勇为的行为和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应当指出，勇或勇毅作为道德规范，其具体内涵是有一定时代性和阶级性的。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阶级对勇毅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标准。在封建社会的演变过程中，有些士大夫失去进取奋斗勇气，把人们引向脱离现实的与世无争、不问是非和得过且过，扭曲、扼杀了传统勇德的积极精神，这是应当批判的。
15节制
节制是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在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的发展过程中，节制的道德要求不仅为各家各派所重视，而且也在民间扎了根，成为流传千古的朴素民风。
所谓节制，就是按照道德要求和原则，控制或限制自己的情欲和行为。它要求人们遵从礼义、守正祛邪、行为有度、取用有节、自主自制以自化成人。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关于节制的思想和规范性规定，沿革久远、内容丰富。《尚书》中有“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思想，《左传》提出了“人从欲”还是“欲从人”问题，而《周易》则极其简明地以“节”字作了概括，以规范的形式用于人生伦常。此后，儒墨道法各家都从不同侧面阐发和推广了节制规范。大体说来，道家注重个人自身的节制，强调遵循自然之道，“知止”、“守母”、“自胜”。墨家注重节用，强调用费之理，倡导“不费”、“不劳”、“兴利”。法家注重纲纪法制，强调依法治世，推行“啬木”、“权取”、“法禁”。儒家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吸取了各家之长，突出地从理论和经世治用方面发展了节制的规范。自孔子提“节用而爱人”思想以后，历代儒家都在阐发节制义理的同时，强调治世为政，节制清廉，经济财用要“量入为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对个人自身节制则强调自主、自强，“取舍于内”，“节制在人”，要“人化物”，而不要“物化人”，“先立乎其大”，以“大体”制“小体”，即“以道制欲”，“以义导欲”。宋明理学时期一度出现“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倾向，后儒也有“清心寡欲”的说教，但总体上说来，中国传统道德还是力求毋过毋不及的中庸。这种节制的思想在近代革新者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那里，则形成“淡泊以明志”，“清廉以正风”的伦理精神，又赋予了新的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要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提倡节制的美德具有重要的意义。
16廉洁
廉洁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被视为“国之大维”，又视为“仕者之德”、“人生大纲”。
“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所谓廉洁，指的是不贪财货，立身清白。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廉作了多方面的规定，如“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廉者不以富贵而忘其辱”，“廉者常乐无求”，“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廉者，民之表也”，“廉士不辱名”，其基本精神就是循礼行法，廉洁自律。
廉洁是“为政之本”，“为官之宝”。《周礼》有六廉：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在传统道德中，廉洁之士，被载之史书，传之民间，尊为“清官”。官吏不廉，危害极大。班固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王永吉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败。”不廉之士，古人称之为“贪官”。
廉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7勤俭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勤俭可以说是普及最广、传播最久的美德之一。大禹治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成为千古之佳话。
所谓勤俭，即勤劳与节俭。勤劳指的是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和品质。作为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劳动，勤奋努力，不怕苦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和丰富自己的生活。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等思想，都反映了传统道德对劳动的要求。所谓节俭，指的是人们对待个人生活欲望的态度，它要求人们节制自己的生活欲望、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俭约生活，节约财用。所谓“玩物丧志”，“惟俭养德”，都强调了节俭对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性。作为道德规范，勤俭必敬业节用，应不奢不吝。对于国家来说，勤俭则是“富国之道”。
勤劳与节俭是相互联系的，“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只有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真正懂得节俭的道理，所以要“强本而节用”，“务俭约，重民力”。无论是修身、治家，还是管理国家，勤劳节俭都是必备的品质和要求；否则，为人必荡，理家必穷，治国必败。
我国古代思想家有许多关于勤俭的论述，广大劳动人民中间也有许多劝人勤俭的谚语和格言，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些思想和观点，对我们今天进行道德建设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18爱物
爱物，也称作惜物，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道德规范。一般来说，道德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应当如何对待和处理，是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服从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要求的。它反映在个体的理智、情感、欲望和行为取舍上，就表现为爱物或惜物的美德。现代伦理学中有生态伦理问题，从生态平衡的要求上解释爱物的道德规范，其实质仍然是由于生态平衡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有爱物以维护生态平衡的道德要求。这种要求，在形式上是表现着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伦常关系的反映。
爱物是中国道德的一贯传统。《诗经》中有“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的诗句；管子提出对自然资源“以时禁发”的主张；老子提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思想，荀子概括提出“群道当，万物皆得宜”的伦理思想，与《礼记》所说“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可“与天地参”的思想是一致的，不仅表达了“爱物在取物以时”的道德规范性要求，而且也阐发了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
爱物不仅在于取物以时，取之有度，而且在于用之有节。老子主张不仅要“善救人”，而且应“善救物”，不仅“无弃人”，而且应“无弃物”；《礼记》提出“六不”，即“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都强调了爱物、惜物的重要。唐相陆贽曾提出有名的论证：“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这些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