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89年，楚大夫巫臣为娶夏姬为妻，经过精心筹划，借出使齐国之机携带夏姬逃晋，废弃了共王的使命。《新序·杂事一》和《左传·成公二年》载，楚大夫公子侧准备将巫臣在楚的族人流放，为此去向共王请命说：“申公巫臣曾经劝谏先王（指共王之父楚庄王）不要收纳夏姬，现在他却废掉使命，携夏姬逃至晋国，他有欺先王之罪，请求将他的族人流放。”共王回答说：“巫臣为先王谋划则忠，为自己谋划则不忠。他对先王忠厚亲爱，对自己轻薄寡虑，没有什么罪过。”遂拒绝了公子侧的意见。
夏姬本是陈国大夫夏御叔的遗孀，楚国灭陈时，楚庄王和公子侧先后准备娶走，均被巫臣找借口劝阻，尤其是，巫臣有意编造说夏姬是克亲的灾女，才使公子侧打消了娶走夏姬的念头。但时隔不久，巫臣竟不惜冒犯楚国之法，废掉使命而携夏姬叛逃晋国，这使公子侧顿时产生了受骗的感觉，由此又勾引起他失去所爱的嫉恨，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寻找出一条并非捏造的罪名，请求楚共王给巫臣在楚国的族人以株连性惩罚。
楚共王对于贪色叛逃的大臣不会心无所恨，但他出乎意料地做出了宽容叛臣的决定。他把这一决定以机智的回答表达出来，既没有否认巫臣贪色逃晋的过错，又没有肯定其“欺骗先王”的大罪。楚共王的回答界限分明，是非明确，在效果上既婉辞了公子侧关于处罚巫臣族人的请求，达到了宽容叛臣的目的，同时又避免了对人们可能造成的有罪不罚、亵渎国法的消极印象。
楚共王告诉公子侧：“巫臣为先王谋划则忠，为自己谋划则不忠。”这一回答的关键点是把巫臣的事君之事和为己之事严格地区分了开来，其暗含的前提是，一个人只要事君尽忠，他个人私事如何处理是不必计较的，这就在承认巫臣贪色逃晋之事实的前提下，彻底排除了对其定罪的可能。楚共王还对公子侧讲，巫臣“对先王忠厚亲爱，对自己轻薄寡虑”，这样一说，巫臣非但没有罪过，似乎还成了一个爱君而忘我的少有的忠臣，公子侧至此再也难有话说了。
楚共王的回答无意间给了世人一条重要的提醒，即分析判断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把他的为国之事和为己之事区分开来，主要看他在为国之事上的立场、态度、能力和实绩，而不要过分考究其处理私事的枝末细节，应该“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列子·说符》中伯乐赞九方皋相马精技的感叹之语）。这是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识人之方。
楚共王决意宽容巫臣，是有自己深沉考虑的。巫臣是一位很有才智的人物，他逃楚居晋已成事实，其在楚的族人不会不被他所挂念，这一因素会使他永远不能全力事晋，但如果其族人受到楚国处罚，必然会把巫臣逼到全力事晋的道路上，这将给楚国带来莫大的不利。两相比较，还是不予处罚为上策。据《左传·成公七年》和《史记·晋世家》载，前584年，楚将子反（即公子侧）诛灭了巫臣的族人，巫臣闻讯后立即写信告诉子反说。“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疲）于奔命以死。”于是他亲赴吴国，打通吴晋外交，教给吴人车战和列阵之法，并将儿子孤庸留于吴国，诱导吴国从侧翼攻楚，楚国自此出现了一个后方大患，不仅削弱了北上争霸的势头，而且后来一度为吴国攻破。巫臣这种对楚报复的行为，也从反面说明了楚共王宽容决定的正确性。
公子侧认为巫臣的罪责是“欺先王”，其实楚共王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作为庄王当时的太子，他庆幸父王没有接纳夏姬，使自己的太子之位免受了可能发生的夏姬生子的威胁，他内心为此是感谢巫臣的，他不愿意让巫臣为此事而蒙罪。这一内心的隐情难以出口，因而用另一机智且极为得体的方式作了回答，拒绝了对巫臣的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