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的卫献公手下有孙林父、宁殖两位大夫。《左传·襄公十四年》和《史记·卫康公世家》载，卫献公一次约请孙林父和宁殖吃饭，两人身着朝服在朝廷上等候，但直到天晚还未受到召见，原来献公正在园林里射雁。两人寻入园林，献公一身猎服，和他们谈了几句话，两人退出后非常生气。不久，孙林父派儿子孙蒯入朝请命，卫献公招待孙蒯喝酒，吩咐掌管音乐的太师歌唱《巧言》诗的末章，此章有词云：“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诗经·小雅》）文中的“彼”，指上文提到的小人。“麋”，通“湄”，意为水边。“拳”，指力气。“职”意为主掌。“阶”意为因由。原诗主要斥责居于河滨的小人为乱事的根由。当时孙林父居住卫国河上之邑戚（今河南濮阳县北），卫献公欲以此诗比喻其居河上而为乱。太师闻献公之命，竟予以辞谢，不愿唱奏。
太师属下的一位师曹过去曾教献公的宠妾弹琴，因故鞭打了这位宠妾，献公一怒之下，鞭打了师曹三百下，师曹一直怀恨在心。这次当太师拒命不愿歌唱《巧言》时，师曹为激怒孙氏报复卫献公，就朗诵了这章诗。孙蒯很害怕，回家告诉了父亲，孙林父觉得献公很猜忌他，遂在戚地聚集人马，杀掉了献公派来请求和解的亲信，击败卫献公的亲兵，将献公驱逐出国，与宁殖共立献公之弟殇公为君。
卫献公对待下属时发生两个失误，一个是在对待孙林父、宁殖二人的冋题上；一个是在对待师曹的问题上。两种失误的结果碰巧相凑，互相刺激，导致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孙林父、宁殖两人本有自己的私人势力，但还没有产生愿意与国君相对抗的反叛之心，卫献公也许不满于其私人势力的强盛，也许对两人有所疑忌，因而故意采取了约餐而不召的羞辱之方。他本是要提醒和警告二人，顺便向对方显示一下君主的尊贵和大臣的轻贱，但这样反而刺激了大臣的疑端和不满。
孙蒯代表父亲入朝请命，本是心怀疑端的大臣来对君主心底进行探测，卫献公如果能就此亡羊补牢，中止对大臣的戏弄挑逗，对孙氏进行一番必要的安抚或拉拢，尚可维持君臣关系，不致使矛盾激化，但卫献公却故意指使人演唱《巧言》末章，影射指责孙林父，终于引起了孙林父的猜忌，促使他走上了反叛之路。
卫献公让人为孙蒯演唱《巧言》末章，太师感到极不合适，出于忠诚爱君之心，他拒绝演唱，卫献公与孙氏矛盾激化的势头有可能在此暂被遏止，但不想卫献公却在过去得罪过师曹，由于这位师曹的作用，太师遏止某种矛盾的良好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师曹看来是一位教学严格、很有责任心的乐师，当他把严厉的惩罚手段用于一个特殊的学乐人身上时，受到了献公残酷的报复。师曹朗诵了太师拒绝演唱的篇章，目的在于使献公戏侮大臣的错误得以实现和昭彰，剌激孙氏反叛，以此实现自己对献公蓄恨已久的报复。
卫献公和孙林父、师曹本有君臣关系，君臣规范始终是束缚孙氏与师曹不轨之心的绳索，卫献公如果要想规范两人的行为，就应该向他们显示出宽厚慈惠的君主之恩，使相互间的君臣关系得到他们内在的认可，至少不使他们撕破君臣关系的面纱。但卫献公不是这样，当他为了宠妾的学乐之事鞭挞师曹时，尤其是当他两度戏侮孙林父和宁殖时，自己本人就已抛弃了双方间的君臣关系，使他与对方的矛盾在失去君臣规范的前提下逐步升级。
现代心理学提出了关于投射或外射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当人们出于自己的本能或某种需要而想要攻击某一外界目标时，如果这种攻击与社会道德不相吻合，那么他就力图在外界目标身上寻找自己攻击的借口。比如一个男人不爱自己的妻子时，他可能会坚信“她早已不再爱我”，以此把过错外射在妻子身上；人们也可能把“我恨他”想象成“他恨我”。外射是潜意识中的一种心理技巧，帮助人们在攻击性本能发生冲动之时获得某种道德上的解脱。卫献公与孙林父、与师曹之矛盾的升级也都含有这种外射的心理过程。
卫献公戏侮大臣，并非他不知道这种行为的错误，而是他把这一行为的原因外射到孙林父身上，归咎于孙氏的某些征状，从而对孙氏心安理得地两次戏侮，虽有错误而不觉。孙林父聚兵反叛，自然他明白这不合于为臣之道，但他同样把自己的错失外射于卫献公身上，认为是对方破坏了君臣关系，使自己难以为臣。师曹对于卫献公的关系恶化也有这个过程，只不过这种恶化是在暗中完成罢了。
卫献公自然难以取缔臣下的某种心理过程，但他的荒唐行为为臣下某种特殊的心理活动提供了借口，从而取消了臣下逐君的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