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太公望于齐，封周公旦于鲁。《吕氏春秋·仲冬季·长见》记载，太公望和周公旦两人非常要好，他们走在一起，就谈论如何治国的问题，太公望说，我的治国办法是“尊贤上（尚）功”。周公旦说，我的治国办法是“亲亲上恩”。太公望说：“按你的治国办法，鲁国自此就要削弱了。”周公旦说：“鲁国虽然会削弱，但往后拥有齐国的一定不会是姜氏。”果然，齐国以后日益强大，一度称霸春秋，二十四世后田氏代姜执政。而鲁国日益削弱，仅到了能够保持生存的地步，三十四世后灭亡。
在这里，两位圣贤各向好友道出了自己治国的奥秘，作为一种私下交流，他们又各向好友指出了对方治国办法的消极后果，给人们留下了深长的体味。
两位圣君治国的办法都集中在用人问题上，这是他们共同的奥秘，足见用人一事在国家治理上的极端重要性。但两位圣君具体的用人方针又有所不同：周公旦在鲁国的用人方针是近亲者，尚恩人；太公望在齐国的用人方针是尊贤人，尚功臣。“亲亲尚恩”的方针保证了鲁国政权会掌握在那些亲近有恩的、鲁君信得过的人手中。然而，这一方针局限了用人的范围，放弃了大视野中的人才选拔，那些亲近有恩的人，未必是富有才能的人，当一批少才寡能的人物执掌了国家政权后，必然迟滞国家的发展，使国势日益削弱。而“尊贤尚功”的方针则把用人的着眼点放在贤能和功绩方面，它保证了国家执政者有较高的能力水平，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发展强大。但这一方针一味看重人的才能功绩，有可能忽视所用之人的政治立场，因而难以防止异己分子窃取权位。
两位圣君相互指出了对方用人方针必然导致的消极后果，也许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点。许多年之后，包括整个东周时代，由于两国各自用人弊端的长期积累，鲁国衰弱得仅能保持自立，最终被楚国所灭，而齐国在国势强大的同时发生了“田氏代姜”的事件。历史事实证实了两位圣君的先见之明，也证明了两种用人方针各自的优劣点。
应该说，周公旦提出的“亲亲尚恩”原则，完全是以“天下为私”为用人的着眼点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思考治国问题，自然是宁要属于我的弱小，不要属于他人的强大。对于受封的国家，宁可牺牲其强大，也要保证自我的所有权，这是鲁国圣君合乎情理的选择。然而，在“天下为公”的社会中，这种“亲亲尚恩”的原则就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公天下对于人们无亲疏之别，如果以执政者个人的亲疏决定用人的取舍，则又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周公旦用人原则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条“德”的标准，和太公望用人上的“才”的标准相对应，构成选人用人上的两条重要原则。
两位圣君治国方式的优长及弊端均被东周历史所证实，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在选人用人上一味地强调德，则会使庸才执政，削弱国家；如果一味地强调才，则可能使国政失手他人。这一道理深刻地启示人们用人上应该防止的两种偏颇态度，揭示出了治国理政的真正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