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以金蝉脱壳计混出昭关，真所谓“鲤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他心中暗喜，放步而行。但事不凑巧，《韩非子·说林上》和《吴越春秋》讲，子胥逃走时迎面碰上了一位边关之吏，这位边侯知道楚国正通缉子胥，非要带他去见楚王。子胥难以脱身，遂对边侯说：“楚王为什么要捉拿我呢？因为我有一颗珍贵的宝珠。我为什么要逃跑呢？因为我丢失了这颗宝珠。如果我随你回国，见了楚王，拿不出宝珠，我只好说你已把宝珠抢去，吞下了肚子。不然，我怎么向楚王交代呢？”边侯听罢，思虑再三，放走了伍子胥。
这位边侯知道楚王通缉子胥，看来是不知道楚王为什么要捉拿他。伍子胥在急难脱身之时，灵机一动，编出宝珠之事，以此欺骗和威胁边侯，边侯自然是半信半疑。但在边侯的设想中，如果宝珠之事为真，即使捉回子胥立了功，被子胥情急时反咬一口，自己仍免不了遭受剖腹取珠之祸。有惧于此，边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于是他权衡得失，放走了子胥。边侯回国，多半会弄清子胥的一切实情和宝珠一事的虚假，但这时他已不敢向人声张路遇子胥的情况了，因为楚王有令：纵放子胥者，全家处斩！边侯是绝不敢用全家人的性命开玩笑的。
子胥宝珠计的成功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边侯不知道楚王捉拿子胥的真实原因，因为这一条件，子胥才能编出宝珠之事，使边侯多少有点相信；二是边侯与子胥相遇时，没有第三者在场，他们在此时的任何是非纠纷没有中间证明人，因为这一条件，子胥才敢以诬诈宝珠相要挟，边侯也才敢放走子胥而不怕楚王事后追究。在无第三者存在的场所，发生于两人间的是非真相最易歪曲，也最难探究。此时的是非当事人既可能对发生的事情矢口否认，也可能无中生有，血口喷人，这常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是非盲区。伍子胥正是利用是非盲区巧做文章，他在这一盲区中向边侯公开预告自己将血口喷人，诬陷对方，给边侯造成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迫使他做出明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