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内储说下》和《左传‘定公二年、定公三年》记述了内容大体相同的“溺尿计' 前509年邾国（今山东邹县境）中大夫夷射与君主郑庄公饮酒，大醉而出，倚靠于郎门休息，守门人刖跪向他讨要所余的食物，夷射将刖跪大骂了一顿，呵斥刖跪走开。夷射离去后，刖跪怨气难息，他带来—瓶水洒在郎门之下，故意洒成溺尿的形状，悄悄离开了。第二天，邾庄公出门，看见了郎门下溺尿的痕迹，愤怒地询问是谁撒的尿。刖跪回答说：“我没有看见谁在此撒尿，只记得昨天中大夫夷射喝醉酒在郎门下站立过。”邾庄公听后大怒，立即将夷射抓来杀掉。’
刖跪向夷射讨食不得，又遭呵斥，因而怀恨在心，他用洒水示形的溺尿计诬陷夷射，是在借君王之刀杀掉夷射，实施报复。
刖跪此计的高明之处有两点：一是他有意在夷射站立过的地方洒水留迹，做出形状，凭空捏造出撒尿郎门的罪证，诱使君王追査犯罪之人；二是当君王凭“尿迹”追査实不存在的撒尿之人时，刖跪并未直接诬陷告发夷射，他只反映了两条真实的情况，一条是说他未看见谁在此撒尿，另一条是说夷射醉酒后在此站立过。事实上，站过并不等于尿过，刖跪在此有意向君王打个马虎，他反映的两条情况既彻底地掩饰了自己的诬陷，又向君王暗示出夷射的酒后无状。由于撒尿人是夷射的结论是君王自己得出，而刖跪反映的情况又真实无误，因而即使君王事后知道冤枉了夷射，也难以追究刖跪的责任。
刖跪，按其称呼之意当是一位刑余之人，这位守门人地位低下，难与人争，因而其用计的最大特点是把保护自己和致死仇人严密地统一起来。在用计中，他只造罪证，不提罪人，诱使君王凭罪证追査罪人；在告发中，他只讲实情，绝无诬陷，诱使君王凭实情误断罪人。他是在严密保护自己的前提下，暗借君王之刀杀死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