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故张文节公为宰相。所居堂室。不蔽风雨：服用饮膳，与始为河阳书记时无异。其所亲或规之曰：“公月入俸禄几何。而自奉俭薄如此。外人不以公清俭为美。反以为有公孙布被①之诈。”文节叹曰：“以吾今日之禄。虽侯服王食。何忧不足？然人情由俭入奢则易。由奢入俭则难。此禄安能常恃②。一旦失之。家人既习于奢，不能顿俭，必至失所③，曷若无失其常！吾虽违世。家人犹如今日乎！”闻者服其远虑。此皆以德业遗子孙者也。所得顾不多乎？
【注释】
①布被：布制的被子。多以状生活清苦。
②恃：依赖，依靠。
③失所：失去安身之处。
【译文】
新近去世的张文节公担任宰相的时候，居住的房屋破旧到不能遮蔽风雨；衣服和膳食，也跟他担任河阳书记时没有什么两样。他的亲戚规劝他说：“你一个月的俸禄那么多，日常生活竟至如此俭朴。外人不但不把你的清廉俭朴看作美德，相反还以为你像公孙弘一样在沽名钓誉呢！”文节感叹地说：“凭我现在的俸禄，要想穿王侯的衣服、吃美味佳肴，何愁没有钱？可是我知道人的性情一般都是由俭朴转向奢侈容易接受，由奢侈转为俭朴就很难适应。我现在的俸禄怎会永远保有？一旦失去俸禄，家里的人已经习惯了奢侈的生活，不能马上转为俭朴，必然会出现问题。既然这样，哪如就保持这样的生活习惯呢！这样，即便我离开人世，我的家人也还能像现在一样愉快地生活下去。”听者都佩服他的深谋远虑。这些例子都是长辈们把德行和事业留给子孙后代的典范，他们所得到的难道说不多吗？
【原文】
晋光禄大夫张澄。当葬父。郭璞为占墓地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①：某处，年几减半，位裁乡校。而累世贵显。”
澄乃葬其劣处。位止光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孙昌炽②，公侯将相，至梁陈不绝，虽未必因葬地而然。足见其爱子孙厚于身矣。先公既登侍从。常曰：“吾所得已多。当留以子孙。”处心如此。其顾念后世不亦深乎！
【注释】
①蕃：繁多，繁茂。
②昌炽：兴旺，昌盛。
【译文】
晋代光禄大夫张澄，安葬父亲的时候，颇懂占卜之术的郭璞为他占卜墓地说：“你父亲如果葬在甲地，你可以年过百岁，官至三司，但子孙后代却不兴旺。若葬在乙地，你的寿命要减去一半，而且只能担任乡学小官，可是你的子孙后代会显贵。”
张澄就将父亲埋在不好的乙地。果然，他只做了光禄大夫，仅活了六十四岁就去世了。但是他的那些子孙后代都很兴旺发达，官至公侯将相的，至梁、陈时代都代有其人。尽管这些不一定只是因为葬地的缘故，但是从中足以看出张澄疼爱儿孙胜过爱护自己。先父做了侍从之后，常常说：“我本人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应该留一些福禄给子孙后代。”他考虑得如此长远，顾念后世之情不也是很深的嘛！
【故事】
王氏家风
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三槐堂铭》，文中记述了三槐王氏祖先的事迹，正是一门忠义，百世流芳，历经千百年之后，他们忠厚仁恕的浩然正气依然令人神往。
王氏先祖王祜，北宋大名府莘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王祜的祖父王言和父亲王彻，都担任后唐的官职，一生忠厚勤勉，廉洁奉公。王祜少年时性情豪迈，才气横溢，文章立意高远，文辞优美，被人们争相传诵。
入仕途之后，王祜依然保持着真诚正直的本性。当时正处五代十国的乱世，军阀掌权、战乱纷起，朝代频繁更替，许多将帅背叛君主，拥兵自立。王祜曾不顾个人安危，力劝后晋元帅杜重威忠于朝廷，不要投降契丹，因此得罪了杜重威。遭到贬谪后，王祜仍然撰写文章，以忠孝因果警示世人。
宋朝建立后，王祜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等官职。当时有一位功臣符彦卿镇守大名府，因为受到贪婪狡黠的手下人蒙蔽，致使政务腐败散乱。宋太祖命令王祐前去代理大名府，调查符彦卿的情况，看他是否图谋不轨。当时如果符彦卿获罪，株连坐牢的将达一千多人。王祜仔细查明真相后，把事实禀告皇上，并且愿以自己全家老小一百多口的性命，来担保符彦卿无罪。他直言上疏给皇上：“过去五代十国的君主，大多因为猜忌大臣，滥杀无辜，所以在位时间很短，希望陛下引以为戒。”符彦卿因此免罪，许多无辜的生命得以保全。王祜在同僚有难时，不落井下石，而能仗义执言，舍己救人，世人都称赞他积下深福厚德，必将荫蔽子孙。
王祐很有才干，而又品行端正，不攀附权贵。他文武忠孝的德行，被天下人赞叹，许多人希望他能升任宰相。然而，王祜直道而行的个性，使得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忌惮他，想方设法排挤他，因此王祐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晚年的时候，王祜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他满怀信心地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说：“我们家的后代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的，此树可以作为见证。”果然，他的预言成为现实，次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当了宰相，前后辅佐真宗十八年，当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王旦被人称为“太平良相”。
王祐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导和潜移默化之下，都不负父望，德才兼备，学业有成。长子王懿，曾任江西袁州知府，政绩颇佳。三子王旭，也是著名的清官，先后在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为官，都有卓越的政绩，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
作为三槐王氏最杰出的代表，王旦在幼年时就沉稳静默，勤奋好学，成年以后更是胸襟博大，气宇非凡。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王旦考中进士之后，出任平江知县。他体察民情、关心民众，以道德教化百姓，把平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转运使赵昌言到了平江县境内，赞赏王旦的善政，并把女儿嫁给了他。
一般人认为，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朝历代，利用裙带关系攀附求高官厚禄的人确实不少，但在王旦这里却是例外。后来，赵昌言作了参知政事，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王旦也已经官至同判吏部流内铨，负责官员的考课。翁婿成为直属上下级，王旦为了避嫌，主动提出来辞职，改在集贤殿做修改撰写的文字工作。王旦识大体、顾大局，甘于淡泊的度量，深受宋太宗的嘉许。
等到真宗的时候，王旦作了宰相，他始终坚持亲属子弟们避嫌，不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他的三弟王旭很有才华，受到皇上的赞赏和群臣的推荐。自从王旦当宰相后，就避嫌在家，不再任职。真宗知道后，就把王旦叫来，说：“以前的朝代，兄弟一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很多，何况朝廷任人唯贤，怎么能因为您的缘故，使令弟怀才不用呢？”真宗想任命王旭做京城的推官，掌管司法，王旦一再推辞，真宗只好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
王旦有三个儿子，长子王雍、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但因为他们进入仕途时，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为了避嫌，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直到王旦去世时，王冲仍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唯有三子王素，从政时王旦已经去世，没有受到避嫌的影响，仕途比较顺利。
王旦不仅对子弟严格要求，对其他亲属也从不利用权势为他们谋官。他的女婿苏耆通过了会试，参加皇上殿试的时候，真宗不知道苏耆和王旦的关系，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王旦不置可否，结果苏耆落选。另一个女婿韩亿很有才华，真宗想召来加官，王旦竭力推辞，韩亿被派往边远的蜀地任职。
王旦身为宰相，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任何事情都看得久远，不举亲眷，不谋私利，就杜绝了任人唯亲的流弊。正己才能正人，所以，王旦为相十八年，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但没有一个人敢为私利请求照顾的。王旦并非不爱才，经他举荐的人才很多。他常常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私底下发现真正的人才，绝不错过，一定会推荐给皇上。因为他施恩不求回报，总是默默地这样做，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史官修订《真宗实录》时，看到王旦的奏章，才知道许多大臣，包括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
作为当朝宰相，同时也是家族中的长者，王旦内修严谨，但又宽厚待人，对家人关怀爱护。王氏族人众多，但在王旦以身示范的引领下，个个友爱笃实，好学勤俭，使人们叹为观止。对于王旦要求他们避嫌居低位的安排，大家都欣然接受，而且从不以官宦子弟夸耀，更不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多次提出帮他建新宅，王旦都以“这是先辈的旧居，不忍拆除”为理由，多次推辞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置田宅，为什么不留些家产给子孙经营？他回答道：“儿孙当要自立自强，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王旦所重视的，不是钱财，而是优良家风的承传。他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官者还要清清白白做官。王旦深信，“根深枝自茂，源远流自长”，他要求子孙后代每六十年修一次家谱，在家谱中要详细叙述先祖的德行和王氏仁恕忠厚的家风，以缅怀祖德，激励后人。
后来，为了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王旦的孙子王巩，在翻修故居、建立“三槐堂”的时候，请苏轼撰写《三槐堂铭》，以此勉励王氏后人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
《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在王旦的下一辈中，王家又出了王素、王质、王端三个进士，都是德才兼备，孙辈、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上，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宋史》上专门立有传记者十一人。自宋以来，悠悠千百余年，虽然历尽人世沧桑，三槐王氏的后裔绵延不息，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牢记先祖的教诲，都能做到为民者勤劳生产，艰苦奋斗；为官者廉洁白持，秉公正直。
追溯先祖的德范，细思天地万物之至理，我们且反复吟咏其中的句子：“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三槐王氏家族，以及许许多多广积阴德、以圣贤之道德学问传家的古今世家，给予我们甚深的启示和教导。为人当以道德为根本，行孝行善，其福泽荫庇，方能长润后世。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古圣先贤的殷殷训诫，历史已经无数次以惨痛的事实证明，我们不可不慎重省思，切勿懈怠放肆，殃及自身和后代子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