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和地是一阳一阴、一乾一坤，构成了整个世界，是万物的本源。所以在崇拜天的同时也十分崇拜地，在祭祀活动中不但天地两者对称相配，而且它们在众多祭祀活动中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就有“父天而母地”的说法，这是因为当时人们知道是大地养育了万物。所以，祭地便是人们对地母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据记载，“圆丘大坛，祭天也；方泽大折，祭地也”、“祀天于南郊圜丘，祭地于北郊方泽”等。也就是说，祭祀大地，要在夏至日这一天在泽中方丘祭之，而且要在都城的北郊。这是因为，天气从夏至日这一天开始逐渐转凉，万物逐渐走向凋零、衰败，这是一个阳尽阴生的日子。地属阴，北郊也是阴象。这两点正好与祭天礼仪相反。天圆地方，选择方丘祭地，既体现了法地的思想，也表示了对地的敬重。
在祭祀仪式上，古人认为祭地与祭天应该“同服”、“同器”、“同牲”，而且祭祀仪节基本相同，不过，祭法不同。例如祭天用燔柴升烟，祭地却是血祭，即将牺牲等祭品的血浇灌于地，使牲气下达于地，让地神歆享。祭祀用的牺牲，祭天为苍色，祭地为黝黑之色；在用玉方面，祭天为苍璧，祭地为黄琮，前者为青蓝色圆形玉，后者为黄色方形玉。
除了祭祀大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度里，春秋两次祭祀社稷神也是国家的重要典礼。春秋两次社稷祭祀的时间，分别选用仲春月、仲秋月的吉日。在祭社之日，周天子要穿戴絺冕礼服，亲自主持祭礼，司农、司空帮助检查祭祀器具与祭品牺牲。在奉献的祭品中人血或牲血最重要，所以《周礼》说：“以血祭社稷”。血祭社稷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将血直接滴入土中；二是涂血于社稷神主之上；三是供血于神位之前。祭祀社稷时，要击鼓、舞蹈。社稷祭祀在古代时分时合，以社祭为主，各地均有自己的社祀活动。隋代国家分立社坛、稷坛，各以太牢致祭。明清二坛合一，立社稷坛，列为国家上祀。
此外，祭祀地神还有一种貍沈之祭，这是对五岳山川等的祭祀。“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抱朴子登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其中五岳四渎的祭祀最为重要。祭五岳用血祭，祭山林川泽则用禬沈之祭。祭祀山林就是将牺牲、玉帛埋入土中，表示对土地、山林之神的祭奠。祭祀川泽就是将牺牲、玉帛沉入川泽，以表示对川泽之神的祭奠。
但是，由于五岳、四渎、四海、四镇分据天下四方，君王难以一一前去祭祀，这时就采取望祭的方式。即在京城南郊设名山大川五岳四渎祭坛，远望山川而祭，祭品用牲要与各方之色相合。
从中国传统礼文化的发展与继承来看，明代达到一个高潮，帝王对于国家祭祀重典高度重视。对地的祭祀时间为夏至，其祭祀活动的隆重程度、规模之大、成本之高是历代所不及的。明代初期在南京钟山之北建方丘坛。据历史记载，洪武二年夏至，太祖朱元璋曾到此祭祀。洪武十年又改成在圜丘合祀天地。到了明世祖时期，明代迁都北京后，在天地坛和大祀殿共祀天地，其制度与洪武年间相同。从嘉靖时期开始，把天地合祭改为分祭，后在北京安定门外的东面修建方泽，通俗地说也就是地坛，每年夏至都要在那里举行方丘祭地大典。清代时期的祭地仪式基本上沿用明制，也与祭天仪式大同小异，只是略有改动，只是方泽祭地仪式更加盛况空前。
延伸阅读
北京唯一幸存的帝王祭地坛
北京地坛是明清两代皇帝“夏至”日祭祀地皇神祗的地方，也是明清北京五大坛之一。它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命名为方泽坛，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改名为地坛。清代多次进行扩充和改建，乾隆年间曾改建了主体建筑方泽坛和皇祇室，形成现在的形制。
地坛的主体建筑是方泽坛，俗称拜台，盛大的皇家祭地礼仪就在这里举行。方泽坛平面为正方形，以水渠环绕象征“泽中方丘”，正方形平面象征“天圆地方”。座南朝北的布局和按六八阴数铺成的墁石象征“地为阴”，黄琉璃砖象征“地谓之黄”。
地坛是我国规模最大、唯一幸存的帝王祭地之坛。明清两朝共有14位皇帝连续381年在此祭地，直到1912年清皇朝被推翻而告终。1925年地坛被辟作京兆公园向市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