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就是以“仪”为表，以“礼”为里，它们如同形式与外核，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区别“礼”与“仪”对于提升礼仪的价值地位于古于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左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鲁昭公到晋国去访问。在晋国都城的郊外，晋平公派大臣去行“郊劳”之礼。在那个年代，国家之间的迎宾仪式都是从郊劳开始的，仪式极为复杂。可贵的是鲁昭公居然一点都没出错，这让晋平公和大臣们都佩服不已，都认为鲁昭公是个懂“礼”的人，只有一位叫女叔齐的大夫说：“鲁昭公根本不懂什么叫‘礼’！”晋平公非常奇怪：“从‘郊劳’之礼到目前的相互答谢转赠礼物，鲁昭公一直表现非常得体，你怎么能说他不懂‘礼’呢？”
女叔齐回答说：“他所做的充其量只是‘仪’而已。‘礼’是用来维护国家秩序，行使政策法规，让百姓凝聚在一起的。可是，目前的鲁国内政混乱，鲁昭公却疏远贤臣，让奸佞小人把持朝政。鲁国和大国结盟，却肆意破坏盟约协定，乘人之危，欺负弱小国家。作为国君，不精心考虑治国的方略，而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琐碎的礼仪规范上，这样一个人怎么能算是懂‘礼’呢？”
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古代，“礼”和“仪”是不同的。在今天，“礼仪”虽是一个词，但是它也包含着“礼”与“仪”的双重含义。
中国传统礼仪与西方礼仪是不同的，西方礼仪注重仪式，而中国传统礼仪更强调“礼”是人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孔子就曾明确反对以器物仪节为主的“礼”，而主张以仁义为核心的“礼”。孔子认为，一个内心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怎么去面对“礼”呢？“礼仪”还有什么价值意义呢？
作为思想内核的“礼”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作为外在形式的“仪”就不重要了吗？我国古人很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从西周开始，我国古代社会进入了“文”的时代，即讲究服饰、器用、言语、揖让等外在的形式，这些慢慢变成一种制度流传下来。后人就必须去学习，卫国的大夫棘子成在学的过程中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学这些“文”的东西，他去问孔子的学生子贡：“作为一名君子，有质朴的本性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文’呢？”子贡回答说：“你把文等同于质，把质等同于文，怎么可以呢？虎豹不同于犬羊，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毛纹不同，如果把它们的毛纹都去掉了，那还能区别虎豹和犬羊呢？”在这里，子贡把“文”比喻为动物身上的毛纹，用来说明外在的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礼仪”也是同样的，作为与日常行为不同的“礼仪”，就需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示区别。
《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当质朴胜过文雅，就显得粗野，文雅胜过质朴，就显得做作，只有内外兼修，文与质交相辉映，才是君子应有的风范。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行礼仪的人而言，也是如此。一个人若要真正懂得礼仪，就不仅要懂得“礼仪”的外在之形式，还要懂得“礼仪”的内在核心，即注重个人内心的修养。这也是女叔齐解释鲁昭公为何不懂“礼”的本质内涵。
总而言之，“礼”和“仪”可以说是“礼仪”的两大要素，即形式和思想。形式如同是“礼”的外壳，思想如同“礼”的灵魂。形式是为思想服务的，而思想也需要借用某种形式才能显示出来。因此，“礼”和“仪”作为礼的两大要素互为依存，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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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遵礼法的萧意辛
萧意辛，是辽国驸马陶苏斡的女儿，耶律奴的妻子。有一天，她听到妯娌们在谈论如何用邪法来博取丈夫的宠爱。萧意辛说：“用邪法还不如用礼法。”大家就问她，怎么样叫做用礼法？萧意辛说：“自己的行为要谨慎，侍奉长辈要恭敬，对待丈夫要温柔和顺，对待小辈要宽宏大量，这样做就是用礼法。如果这四点样样都能做到，那么丈夫肯定不敢看轻你了。”大家听了萧意辛的话，觉得既惭愧又佩服。后来萧意辛的丈夫被人诬告，法律规定要充军，萧意辛就奏明皇上，希望允许她跟丈夫同去。在充军的地方，萧意辛自己一边做着苦役，同时对待丈夫更加有礼、更加敬重。后来皇上听说后，也对这个真正懂“礼”的女子非常佩服，就下令释放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