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四年六月，做了多年准备的宁王朱宸濠终于起兵谋反了。
王阳明当时正奉命前往福州勘查处理福建叛军的事宜，在丰城闻知此讯息，当即返回吉安，主持平叛大计。
吉安的现任知府是伍文定。
早在南赣剿匪时，伍文定就是王阳明手下的一员悍将，四处征讨，以战功卓著升任知府。
在当前如此危急的时刻，见以智谋著称的老领导风尘仆仆而来，伍知府自然高兴万分，当即将王阳明恭迎入知府衙门，主持平叛工作。
此时，宁王的先头部队由余钦、凌十一等率领，正在围攻安庆，其本人则坐镇南昌，随时准备率主力出动，直下南京。
是夜，吉安知府衙门灯烛通明，王阳明会同伍文定，其幕下谋士雷济、萧禹、龙光等，及闻讯赶来的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邹守益等人，一齐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战争是一种心与力的较量，是一种考验定力和智慧的艺术。要在这种较量中胜出，除了要懂得战争的规律及策略外，还必须要有洞悉人心、人性的智慧。
所以，用兵之道的最高境界，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为“伐心”之道，攻心为上，强调在无声无形中瓦解敌势，解决敌人。
而在修身文化中，最高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是“与万物融为一体”，到了这个境界，“通天下一气耳”！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按王阳明的说法，兵法运用之道，则为“此心不动，随机而行”，心若能处于清静、坦然的状态之中，便能明察其势，随机应变，而且妙算迭出，克敌制胜；其用兵法则，则是“奇正相生，动静相形”，虚虚实实，变化无穷。
王阳明认为，宁王的造反之路，有三条道可选。
上策是集中全部兵力，出其不意，直捣京师，如此则社稷危矣。
中策是刻不容缓，倾巢而出攻下南京，形成南北割据的局面，战争旷日持久，则大江南北的百姓也就会被害苦了。
下策是占据南昌观望形势，如此各地勤王之兵兴起，则平叛之事就容易得多了。
到底宁王会采取哪条计策呢？
王阳明分析，虽然直取京师为上策，但如今我方占据吉安，召集兵马，已成遥制之势，宁王苦于其势被蹑，必不敢用上策。
如此看来，他最有可能用中策，即直趋南京，据之与北京对抗。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延缓宁王出兵速度，使其落于下策，如此方可为我方在吉安召集各地兵马赢得时间！
《大学》有云：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王阳明修身养性多年，深知其中奥妙。
面对变化多端的外部世界，内心唯有做到纯净无欲，才能把握住方向，正确得体地应对。
对于一般人来说，由于心中或多或少地总会有些私欲，对某些看不清楚的东西，不能做出正确的认识，便免不了会生起疑心。
正由于人性有这样的弱点，所以在战争中便有所谓“反间”之计，用种种手段挑拨敌方将帅之间的关系，使其相互猜疑、顾忌，各生惧心，削弱其势。
而要拖延宁王兵出南昌的时间，别无其他方法，唯有用计扰乱其心，使其生疑，兼以势威逼，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王阳明定下计策，一面传檄四方，揭露宁王朱宸濠谋反的罪状，号召各县郡起兵讨伐；又命巡按御史谢源、伍希儒等人，在丰城虚张声势，声称已于此伏下重兵，以逸待劳，专等宁王之兵到来，以便袭击掩杀。
一面派人潜入南昌，四处张贴文书告示，散布各路大军已纷纷朝江西开进，不日将夹攻南昌的消息。
为了将这场戏演得更逼真，还特地将宁王重要谋士——伪太师李士实的家属抓来，让其暗中得知各种“机密情报”，王阳明佯作大怒，欲杀他们，然后故意放松看管，让他们乘隙逃脱回去，向李士实汇报此消息。
另外，又伪造李士实、刘养正密做朝廷内应的信函，及贼将凌十一、闵念四等人向官府投降的密信，命雷济、龙光等幕僚派亲信送入南昌城内，让宁王的密探截获。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消息，宁王虽不尽信，却也对李士实、刘养正产生了戒惧之心，而李、刘两人亦有疑惧之意，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毫无顾忌地向宁王提建议、出头任事了。
面对真假莫辨的复杂局势，朱宸濠亦摸不清底细，一边侦骑四出，打探确切消息；一边留兵于南昌观望，欲以不变应万变。
殊不知，正是由于他一念犹豫，而延误了异常宝贵的出师机会。
直到七月三日，朱宸濠方打探明白，这一切消息都是子虚乌有，自己上了王阳明的老当。
震怒之余，命一个儿子与太监万锐领一万多兵马，留守南昌，然后尽发王府护卫精锐，自率主力六万多人，号称十万大军，分为五路，共一百四十余队，出鄱阳，过九江，挥师直攻安庆。
而在这段时间里，王阳明飞檄传书，号召各地起兵平叛。吉安邻近各县郡的知府、知县、都指挥们，纷纷带领所属兵马，开赴吉安集结待命。
十多天内，就在吉安召集起了数万兵马，军威大振，待机而出。
探知朱宸濠主力已经离开南昌，王阳明当机立断，立即出兵！
七月十三日，兵发吉安，正式踏上了平定宁王叛乱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