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赴“鸿门宴”，中共又电请美军派飞机来接，并由赫尔利随机陪同，免得空中发生“意外事故”。8月28日上午10点多钟，在延安机场，毛泽东环顾四周：“人都到齐了吧？”
“到齐了，出发吧。”周恩来回答。他打量着毛泽东，停住脚步。
“是不是嫌我穿得太洋气了？”毛泽东在延安一直穿布鞋和粗棉布衣服，这次去重庆谈判前，叶剑英特地为他买了一双皮鞋，又在北京定做了一套蓝灰色的中山装。周恩来望了一眼毛泽东的单帽，说，“你这顶帽子不合适。”
“小点，我知道。”毛泽东摸了摸头顶上的礼帽。这还是江青昨天跑到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的。
“小，而且薄，不隔凉。重庆可是个火炉，你戴我这顶吧。”
“我这可是夺人所好喽，我戴你的，你怎么办？”毛泽东摸着戴着的盔式帽子，问道。
“重庆是我的一个家，去了还搞不到个帽子？”两人呵呵笑起来。毛泽东也说笑了一句，“也是，蒋介石有的是‘帽子’，随便给我们一顶也够戴了！”
下午3时许，载有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等人的飞机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机舱门一打开，首先出现的是身穿一套浅蓝布制服的周恩来，熟悉他的人鼓起掌来。当毛泽东出现时，中外记者一齐拥上去，抢着握手，提问。而各党各派的代表却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同毛泽东接近。周恩来一见这情景，立刻把一个纸包举到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边来拿！”记者顿时被吸引过来。周恩来见毛泽东已经能同各党派代表握手交谈，才笑着打开纸包。记者这才发现“上当”，纸包里不过包着毛泽东的书面谈话。再扭头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已躬身坐进美国大使馆的防弹轿车……
当天晚间8点，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这是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18年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再度见面。两人在门口合影，留下那张历史性的照片。蒋介石边走边说：“润之，一起干吧，不要另立炉灶了。”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如果蒋先生给人民饭吃，还立炉灶干什么？”
周恩来过来招呼他们入席。蒋介石突然想起：“恩来，你应该同我照张合影。”
“我你打交道的时间还长呐，还有机会的。”
蒋介石少有的同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身边就缺个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润之先生，我用几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师，同你换个周恩来如何？”
毛泽东大笑：“好嘛，把我给你你要不要？”
“不敢不敢！”两人漫步走进闪光灯一亮一亮的宴会厅。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走了之后，蒋介石许久睡不着，又起身写日记：“正午会谈对毛泽东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为了安全，毛泽东、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几天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流露出红岩地处郊区，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的意思，张治中领会了，主动腾出自己在曾家岩的住所桂园，供毛泽东使用。他本人及家人都搬到浮图关上的“梅园”暂居。
桂园，位于重庆中山西路18号，这座两层小楼虽比较陈旧，但距红岩村和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都不远，而且门对马路，来去方便。桂园开始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关吉玉的产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陈诚看中了这块地，把它从关吉玉手中租赁过来作为官邸。张治中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后，桂园因临近蒋介石官邸，为了工作方便，张治中与陈诚相商后，住了进去。虽然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编的围墙，很不严实，但马路对面就是蒋介石的侍从室，所以这一带警戒森严，土匪、地痞、流氓一般不敢在此滋事，比较安全。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他的办公地点，每天上午8时从红岩乘车到桂园，下午6时从桂园回到红岩。他在重庆，除会客和处理谈判问题外，还继续领导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具体的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毛泽东住桂园，安全仍是最要紧的事。最操心的自然是周恩来。他不仅对毛泽东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仔细检查，并且亲自布置了警卫。内部警卫毛泽东的是从延安来的颜太龙和原在重庆的龙飞虎和陈龙，虽说是三条“龙”，可毕竟人太少，只能依靠外围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张治中对周恩来说：“侍从室有警卫营，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周恩来考虑再三，认为当时重庆十分复杂，散兵游勇多，前线下来的伤兵多，袍哥帮会多，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两人商量结果，决定派宪兵担任。张治中和宪兵司令张镇一谈就解决了。周恩来又专门找张镇做了交代。
张镇是蒋介石的亲信和黄埔学生，对此极为认真，立即采取了许多措施。对派出的警卫班人员做了精心挑选，配备了专用汽车，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每天的“工作日报”由单线交通经宪兵司令部直送蒋介石。这次派驻桂园的特别警卫班，名义上系属“常务宪兵”，实际上所有官兵皆由特高组选调出来的。他们一般都不穿军装，留有头发，有穿长衫的，有穿西服的，也有穿中山装或学生装的，都受过特工训练，平时常常潜入各种社交场合，搜集有关政治、军事、外事、社会情报，并对当地的其他武装人员进行秘密监视。派驻桂园后，他们都穿上了军装。规定他们一律不许请假外出。在行动上有意违抗纪律的，要立即关起来。“对外，不管是哪一派、哪一统（指“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办事要机智，如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就是开枪打死了，也不会要你偿命。”但他们也负有另外的任务：“报告”要力求准确，“窃听”应不着痕迹，尤其要让共产党人看不出这个班是些什么人组成的……
周恩来还将办事处的朱友学派来担任警卫。警卫班的宪兵就称他为朱副官。门岗对进入桂园的人员限制很严，除朱副官准许进出的人和介绍给警卫班认识过的人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进入。住在传达室的内勤宪兵，为了想得到每天来会毛泽东客人的具体姓名，从中捞到一点东西，曾经在传达室设一个“会客登记簿”。朱副官知道了，立即指示：“对来客不要登记。”这样一来，有许多来会毛泽东的客人，宪兵们并不认识，也无法知道名姓，在填写“工作日报”时只能写上来访时间、客人面貌、体形高矮、大概年岁和显著特征。游动宪兵经常借机靠近楼房，很想听到点房内谈话的内容，但周恩来总是将客人领到楼上毛泽东办公的房间，外面很难听到讲话的声音。
周恩来此时年富力强，经常陪伴国民党高级将领去见蒋介石，他单独行走时总是健步如飞。当门岗宪兵向他敬礼时，他总是微笑点头还礼。警卫班的士兵有时在寝室闲谈，很有些想不通：“国民党的大官总说周恩来厉害，但他对我们当兵的却是很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