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邢德铭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静静地想着心事。自从在 “守护天使基金会”成立仪式上遇到那位年轻人之后，邢德铭平静的心境被搅得千回百转。邢云鹏，这个埋藏于心底深处的名字终于有人亲口说了出来，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他在梦中多次回到辽北那个寒风刺骨的深夜寻觅、呼唤；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人、也包括他自己把这个名字叫出来。邢云鹏，真的是当年自己亲手遗弃的骨肉吗？如果这个叫邢云鹏的年轻人真是自己的儿子，这些年来，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那个自称是邢云鹏的小伙子的声音时时回响在耳边：“邢会长，请问您是如何看待那些遗弃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呢？遗弃自己孩子的行为，是属于情商缺失还是人性泯灭呢……？”
几句话字字如刀，刀刀都戳在自己的疼处。邢德铭呆立在在当场，如同一尊凝固的雕像，等他缓过神来的时候，急忙催促秘书去找那个年轻人，要与他亲自面谈。邢德铭刚被众人拥进休息室，秘书就回来了，说那个年轻人走了，还说他自称叫“邢云鹏”。邢德铭默默念叨着“邢云鹏”三个字，至少有五六分钟之后，他忽然立起瘫坐在沙发里的瘦弱身体，声音比平时高出了数倍：“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给我找到这个邢云鹏！”
从那一刻起，邢德铭的大脑便像一个时光倒转的机器，尘封记忆的闸门被突然打开，他每天每夜不停地回忆起那些不堪岁月的点滴。
1970年的12月份，那是一个把狗都能冻僵的早晨。经过一夜火车的颠簸劳顿，年仅19岁的邢国庆和一帮跟他同样年轻的男女们，在辽宁锦州火车站下了火车。天空昏沉沉的，令人诅咒的北风夹杂着少许碎雪，肆虐在这帮面露惧色的年轻人眼前。
思想积极上进的女学生曹冬梅，为了给大家鼓劲，她脱下厚厚的棉手套，举起小粉锤在空中一边挥舞一边说：“同学们，我们不就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的广阔天地来锻炼的吗！只要我们思想过硬，再寒冷的天气我们也会感到春风扑面，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会把它在踩……踩……在脚下。”
曹冬梅在“扑面的春风中”冻得嘴巴有点瓢了，结束了简短的鼓动演讲后，急忙把已经冻得伸不开的小粉锤塞进棉手套中，开始为自己下一个演讲打腹稿。邢国庆对这位喜欢出风头的女同学没有一点儿好感，他把行李箱扔在站台外的一个雪堆上，跳下站台，走到车站给过往火车加水的一个水龙头前蹲了下来，没有拧紧的水龙头向外吱吱喷着一股冒气的细水，把一根竖起来的水管喷成了一个大冰坨子。一辆运煤的货运列车从远处呼啸而来，吓得邢国庆急忙跳上站台来，北风把卷起的煤尘吹到了知青们的眼睛里，立在站台上集体搓揉眼睛的知青们活像南极冰天雪地里的一群呆头企鹅，让人觉得可爱又可怜。
前来接站的几位地方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他们说了几句热烈欢迎之类的话，就开始拿着名单点名分组，每一组都跟在一位前来接站的人后面走出了站台。邢国庆和曹冬梅分在了同一组，他们跟在一位戴皮帽子的矮粗家伙身后，爬上了停在车站外的一辆带帆布包裹的“解放”卡车。卡车摇摇晃晃开了足有四个小时才停下来，矮粗的家伙摔上驾驶室的车门，转到卡车的后屁股嚷嚷道：“到了！到了！赶紧下车，司机还有战备任务呢。”
知青们揉着僵硬麻木的腿，慢腾腾地下了卡车。邢国庆伸了个懒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他们处在一个白雪覆盖的村庄场院里，场院一边站着几个看热闹的村民，脸上都是一幅没有表情的表情；场院后面是一排排低矮的平顶房屋，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锥形山坡和几根高大的烟囱，一派北国荒芜苍凉的冬日景象。
曹冬梅走到邢国庆跟前，用行李箱碰了他一下，说：“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又伸懒腰又打呵欠的，你哪儿还有个知青的样子。”
“知青应该是什么样子？” 邢国庆对曹冬梅的装腔作势非常反感，“要不你给我写一个知青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我好参照着来做。”
曹冬梅有点生气，她使劲地甩了甩齐耳的短发，对邢国庆说：“你需要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好好锻炼，改掉你身上自由散漫的资产阶级作风。”
邢国庆没有再接曹冬梅的话，拎起他的行李箱走到一旁立在那里独自愣神。分到这个村里的北京知青共有15人，邢国庆只认识曹冬梅和赵卫东，他们三个来自同一所学校，今年刚好高中毕业，便响应号召下乡插队了。邢国庆的父亲是一位走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去了商业部任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公开站出来反对造反派对一些老干部的揪斗行为，结果他也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牛棚。三个月之后，邢国庆的父母和姐姐被一同下放到了安徽农村进行劳动改造，邢国庆则下乡插队来到了辽宁阜新的这个农村。
从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来到辽宁的农村，邢国庆心里一片茫然，他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和即将面对的困境，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
矮粗的男人是这个村的大队书记，名字叫李仲良，是一个嗜酒如命的家伙，清晨在站台上，邢国庆就闻到了他满嘴的酒气。像在火车站一样，酒鬼李书记拿着名单开始点名，知青们每三个人一组被编到了五个生产队里，随后，他们由生产队长领到了各自的住处。邢国庆与赵卫东和另外一名叫毛子的男知青分在同一个生产队，三个人被生产队长领到了一所低矮民房里，民房一明两暗共三间房屋，中间的明屋是生火做饭的地方，东边那间里住着一位鳏居的“五保户”（农村中对无儿无女老人的称谓）老头，西间的土炕就是三个知青的住处了。生产队长不苟言笑，说他们生产队找不到空房子了，只能让三位知青和老头住在一起。“五保户”李大爷倒是很热情，也许是家里从来没有一下子进过这么多人，他一边帮着知青们把行李和铺盖卷往土炕上搬弄，一边絮叨着欢迎词之类的客气话。
就这样，邢国庆开始了他的农村插队生活，与其他知青们一样，他每天跟着社员早出晚归的劳作，把一双只握过笔杆子的手磨出了一层又一层老茧，他每天挣的工分也由最初的五分（半劳力）变成了十分（整劳力）。环境对人的影响是莫大的，尤其是在可塑性极强的青年时期，三年过去之后，这帮北京城来的孩子们除了着装和口音之外，他们的身上已经深深地烙上了北方农民的印记。
三年来，邢国庆除了把从北京家里带来的半行李箱子世界名著读了两遍之外，还学会了农村田间地头的各样农活，他不但能在大灶台上烧火蒸出香喷喷黄灿灿的玉米面贴饼子，还能够把和赵卫东、毛子晚上出去从地里偷回来的花生煮得有滋有味，最让邢国庆得意的是他跟“五保户”李大爷学会了一手煮狗肉的绝活。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吃一顿肉似乎成了最豪华的奢求，处在长身体阶段的知青们对肉食的渴望更是超过了一切欲望。那个时候，东北农村里几乎家家都有养狗的习惯，这种其貌不扬的土狗智商虽然不高，但味道却极其鲜美，所以，它们常常成为知青们解馋打牙祭的对象。